伪装者之风筝 第151章 暗线重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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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写完日记，将钢笔帽旋紧放回抽屉深处。桌上的台灯照着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纸页上最后一行墨迹还没有完全干透。他没有再看那行字，把日记本锁进抽屉最下层，钥匙放进裤袋。桌面重新变得干净，只留下一个搪瓷茶杯和半盒没有商标的烟。
弄堂里传来收夜香的木轮车声，粪桶在石板路上颠出的声音沉闷而有规律。收夜香的老孙头每天这个时辰从虹口方向过来，车推到弄堂口会停下来歇一脚，从怀里掏出烟袋卷一根烟抽完再走。郑耀先不用看表也知道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老孙头三十年没变过的路线和时间，比钟表还准。
他站起来走到北墙边，那面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市区地图，是伪政府建设厅去年印制的版本。地图上用铅笔做了几个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标记——不是情报点，不是联络站，而是松本调离后特高课在上海几处据点的兵力调整情况。松本走了，他留下的摊子由山本一郎全面接管。山本这个人郑耀先见过三次，都是在76号和特高课的联席会议上。四十出头的年纪，瘦脸，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带着钩子。他不像松本那样喜欢拍桌子骂人，他喜欢笑，笑着问问题，笑着看你回答，等你说完了他还是笑，然后轻描淡写地指出你话里前后矛盾的地方。这种人比松本难对付十倍。
地图上虹口方向有几处用蓝铅笔画的小圈，那是特高课本部所在地和周边的几处辅助设施。山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大张旗鼓地搞清剿行动，而是把特高课在上海的所有外派据点重新做了调整——收缩了一些，撤销了一些，又在几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位置新设了秘密监视点。这些动作悄无声息，连76号情报处都没有拿到完整的通报。郑耀先之所以能在地图上标出这些位置，是因为过去十天里他通过万祥的垃圾清运路线、药房关闭前赵四留下的最后几份采购清单、以及明楼在伪政府经济司拿到的一份日军物资调配备忘录，交叉比对着拼出了一部分轮廓。
这份地图不能留太久。他计划明天一早把上面新增的几个标记记熟之后就擦掉。
窗外弄堂里老孙头的烟卷抽完了，木轮车重新吱吱呀呀地推起来，声音渐渐远去。郑耀先走到窗边再次撩开帘角，弄堂口路灯下还是没有人，万祥的黄包车已经不在门槛旁边了——应该是收到院子里去了。对面万祥的窗户还亮着灯，窗帘上偶尔有人影晃一下。
他放下帘子回到桌边坐下，把搪瓷杯里凉透的水喝完。明天上午九点76号有个例行会议，山本一郎要来旁听。这是山本上任后第一次正式到76号参加会议，名义上是“加强特高课与特工总部的业务协调”，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是来称一称76号几斤几两的。李士群为这个会已经准备了三天，把行动处和情报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两次预备会，要求所有人把手里正在跟进的案子整理成简报，到时候要在山本面前展示76号的工作效率和业务能力。
郑耀先作为特工部副主任，分管的是情报分析和内部安全。他手里有三份需要提交的简报——一份是关于近期上海地下抗日组织活动的综合分析，一份是76号内部人员安全审查的阶段性报告，还有一份是松本时期遗留下来的几桩未结案子的处理进度。前两份他昨天已经整理好了，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第三份他故意压着没写，因为这份报告里涉及吴天良失踪一事，而吴天良这件事牵扯着太多线头——同济药房的客户名单、韩三铁手里的情报来源、以及松本在76号情报处安插眼线的整条脉络。
吴天良失踪已经十一天了。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虹口一家日本酒馆门口，他和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一起走出来，上了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轿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汪曼春让人找过，梁仲春也让人找过，都没有结果。汪曼春怀疑吴天良被特高课秘密扣押了，但特高课那边矢口否认，说传讯当天问完话就放人了。梁仲春则认为吴天良可能是自己跑了——他在76号做了三年情报分析员，手里握着大量敏感信息，随便卖一份给重庆或者延安都能换一大笔钱。
郑耀先知道吴天良没有跑。赵四转述韩三铁的话里明确提到“那个人在76号”，而知道同济药房客户名单的人屈指可数。吴天良作为汪曼春的情报分析员，有权限接触情报处的档案室，也参与了松本时期多次针对地下抗日组织的调查。如果名单是从情报处档案里流出去的，吴天良是最可能的经手人。现在他失踪了，要么是被特高课灭了口，要么是被转移到别的地方继续利用。不管是哪种情况，对郑耀先来说都是一个隐患——因为那份客户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
韩三铁在电话试探时被郑耀先用“买烟丝”挡了回去，但这件事如果被山本的人翻出来重新审查，就不会像韩三铁那样好糊弄了。郑耀先需要在这件事被重新翻出来之前，把所有可能指向自己的线索都切断。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过去三天通过废纸篓传递收到的陆汉卿的回函。回函用的是明矾水写在普通信纸背面，遇热显字，读完烧掉。陆汉卿在回函里确认了几件事：第一，赵四的新身份已经全部落实，明家药材商行那边由明镜亲自安排，周世平的入职手续、工牌、宿舍分配都已完成，不会有人看出破绽；第二，同济药房原来的客户名单上共有四十七个名字，其中三十一个是组织成员或外围关系，已经在药房关闭前全部通知转移，剩下的十六个是普通商业客户，包括几家私人诊所和两家药材批发商，目前没有发现这些人受到骚扰或调查；第三，吴天良这个人陆汉卿会通过自己在伪政府内部的渠道继续追查，但提醒郑耀先暂时不要主动去打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回函的最后一段话被陆汉卿用暗语写成，表面上是一句问候：“近日风寒多发，望多加衣，旧疾不宜再犯。”破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本已开始暗中调查松本时期76号情报处经手的全部案件，重点关注其中几桩不了了之的案子，你在这些案子里的角色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郑耀先看完回函后把它烧了，灰烬倒进废纸篓和茶叶渣混在一起。老王头每天早上来收废纸篓的时候会把灰烬和别的废纸一起倒进垃圾车，谁也不会注意。
松本时期不了了之的案子有七桩。其中三桩是和地下党有关的——包括去年秋天闸北一处秘密印刷所被情报处锁定但赶到时已经人去楼空，以及今年年初一批从苏北运来的药品在苏州河码头被情报处截获但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全是棉花。这两件事都曾经让松本暴跳如雷，因为明显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松本当时怀疑76号内部有卧底，让汪曼春做了一次内部排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
郑耀先在这两件事里都动了手脚。闸北印刷所那次，是他提前四十分钟通过万祥的黄包车把警报送到了联络站。苏州河码头药品那次更险，他在情报处行动前两个小时才拿到准确截获地点，当时他已经来不及通过正常渠道传递消息，只能临时制造了一场意外——他让人在码头附近的一间仓库里放了一把火，火势不大但烟雾很大，引来了消防队和围观群众，码头上的交接人员趁乱把药品转移了。
这两件事都经不起仔细复查。如果有人把当时的行动记录翻出来一条一条核对时间线，就会发现情报泄露的时间窗口非常短，短到只有76号内部几个人能接触到。而那几个人里，郑耀先是其中之一。
他必须为山本的调查做好准备。
窗户外面响起了夜巡的脚步声，是保甲组织的联防队在弄堂里巡逻。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郑耀先关了台灯，屋子里只剩下窗缝里透进来的一线路灯的光。他坐在黑暗里把明天的会议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山本会问什么问题，李士群会怎么回答，汪曼春会拿哪些案子来展示情报处的能力，梁仲春又会怎么替自己的行动处争取更多的行动权限。然后他要想好自己在会议上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说多少、留多少。
在山本面前，话多就是错。松本喜欢听汇报，汇报越详细他越高兴，因为他觉得那是下属对他的尊重。山本不一样，山本觉得汇报越详细说明你越想掩饰什么。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比他还沉默，只在他提问的时候回答，回答的内容要准确、简短、不留话柄。
郑耀先在黑暗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所有细节都想了一遍，才站起来走到床边。他没有开灯，摸黑把衣服脱了叠好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手表放在枕头下面。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很细的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的位置，是去年夏天暴雨后屋顶漏水留下的痕迹。他每天睡前都看着这条裂缝，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这条裂缝一样——在这座暗影之城的最深处悄无声息地延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修补掉。
但他不能让这条裂缝被修补掉。至少现在还不行。
窗外的探照灯光每隔十秒扫过一次，把窗帘映亮一瞬间又暗下去。虹口方向今晚有两盏探照灯在交替扫射，说明山本上任后把防空警戒的频率也提高了。松本时期的探照灯更多是象征性的，扫射的节奏懒散随意，有时候还会漏扫几圈。山本把这些都改了，探照灯变成了严格的十秒间隔，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不间断运行，覆盖的角度也比之前大了三分之一。
这座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紧。
第二天早上六点，郑耀先准时醒了。他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不管前一天晚上几点睡，第二天早上六点一定醒。他穿好衣服，用冷水洗了脸，对着镜子把胡子刮干净。镜子里的人看着很平静，不像是一夜没睡好的样子。他把桌上的纽扣拿起来检查了一遍，蜡封完好，塞进废纸篓底部用废纸盖好。然后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出了门。
弄堂里已经有人活动了。住在隔壁的沈家姆妈在生煤炉，浓烟顺着弄堂的风往里灌。沈家姆妈一边扇扇子一边咳嗽，看到郑耀先出来朝他点了点头。郑耀先也点了一下头，脚步没停。
老王头的垃圾车停在弄堂口，他正在把各家各户门口垃圾桶里的东西往车上倒。郑耀先路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老王头没有任何反应，继续干手里的活。郑耀先走过去之后，老王头推着车慢慢悠悠地跟在他后面，经过郑耀先住的房子时停下来，把门口的废纸篓拿起来倒进车里。那颗纽扣和废纸一起落进了垃圾车，被一层烂菜叶和煤灰盖住了。
老王头推着垃圾车继续往前走。今天晚上这车垃圾会运到苏州河边的垃圾中转站，明天上午会被清运船运走。但在垃圾车到达中转站之前，会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婆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翻检这车垃圾，她会把有用的东西——碎布头、废铁皮、旧报纸——捡出来放进背篓里。那颗纽扣会混在一堆废纸里被她捡走，当天下午就会出现在虹口一家旧货店的柜台上。旧货店的老板会把它放在一个装纽扣的木匣子里，第二天会有人来买走它，那个人会把纽扣旋开，取出里面的纸条，送到陆汉卿手里。
整个过程需要三天。三天之后陆汉卿会拿到郑耀先写的那几行字，然后根据内容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三天不算快，但足够安全。在上海做情报传递，快和安全从来不能兼得，想要快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想要不留痕迹就得慢下来等。
郑耀先走出弄堂口沿着苏州河边的马路往东走。早晨的河面上有薄薄的雾气，比昨天傍晚的雾厚一些，能见度不到五十米。对岸仓库的轮廓在雾里隐隐约约，码头上已经有人在干活了——码头工人正在往一艘驳船上搬麻袋，一袋一袋垒起来，动作机械而熟练。河面上有一条清运船突突地开过来，和昨天傍晚那条是同一个方向，应该是在做早晨的垃圾清运。
横浜桥到了。郑耀先走上桥的时候脚步没有停顿。桥下的防洪堤在退潮后露出了一大截，排水口的铸铁栅栏在晨光中清晰可见。栅栏上挂着的铁丝已经不在了——前天夜里涨潮的时候被河水冲走了。堤面上被铁丝勒过的痕迹还隐约能看到，但再过几场潮水也会被磨平。什么都留不住。
过了桥走十分钟就是76号特工总部的大楼。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原来是德国人的洋行仓库，日本人占领租界后被76号征用了。楼外面围着一圈两米高的砖墙，墙头插着碎玻璃片。大门是铁的，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一个穿便衣的值班员坐在门房里抽烟。
郑耀先走到门口的时候，值班员从门房里伸出头看了一眼，认出是他，连忙站起来拉开铁门上的小门。郑耀先点了一下头走了进去。
院子里已经停了几辆车。梁仲春的黑色别克停在楼下正中间，车身上还有昨天夜里下雨留下的泥点子。汪曼春的车还没到，她的车是一辆暗红色的福特，在76号院子里很显眼。郑耀先注意过这辆车的底盘——比同型号的福特车高了大约两厘米，很可能是加装了防弹底板。汪曼春做事精细到连自己的座驾都要做防护改装，这一点连李士群都没有。
郑耀先进了大楼，沿着走廊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走廊两侧的办公室门大多还关着，只有行动处的值班室开着门，里面有人在大声打电话，声音穿透门板传出来，是在和谁争论一笔行动经费的事。郑耀先没停步，拐过走廊尽头上了楼梯。
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门牌上写着“副主任办公室”六个字。门是锁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帽子放在衣架顶端的挂钩上。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角一个小保险柜。窗户朝东，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条条整齐的光影。
郑耀先走到保险柜前蹲下来，转动密码盘打开柜门，取出昨天整理好的两份简报放进公文包里。然后他走到文件柜前，打开第二层抽屉拿出一份空白卷宗，在封面写下“关于情报处原分析员吴天良失踪情况的初步调查”一行字。这是李士群昨天通知他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提交给山本的补充材料之一——山本点名要了解吴天良失踪的详细情况。
郑耀先没有马上开始写。他把笔放在卷宗旁边，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院子里梁仲春正在从自己的车里拿出一包东西递给司机，司机接过去快步走进了大楼。梁仲春没有马上进来，他站在车旁边点了一根烟，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正好和郑耀先的目光对上。梁仲春朝他点了一下头，郑耀先也点了一下头。
梁仲春把烟抽了一半就掐灭了，扔在地上用脚碾了一下，整了整衣领往楼里走。他今天穿了一身新做的中山装，料子是藏青色的哔叽布，裁剪得比平时更贴身。这说明他也知道今天山本要来，特意收拾了一番。梁仲春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见什么人穿什么衣服——见日本人穿西装，见李士群穿中山装，见手底下的行动队员穿便装夹克。一个人的外套就是他的第二张脸，梁仲春有七八张脸，每一张都很合身。
郑耀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笔开始写吴天良失踪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很难写。吴天良的事他知道得太多，但能写进报告里的只有汪曼春和梁仲春知道的那部分。他要在这份报告里把自己完全摘出来，同时不能让人觉得他在刻意回避什么。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写，但不是全部事实。
他写了二十分钟，把吴天良最后一次出现在虹口酒馆门口的时间、地点、同行人物都写清楚了，然后客观记录了汪曼春和梁仲春各自的调查结果——汪曼春认为是被特高课秘密扣押，梁仲春认为是携款潜逃。他没有给出自己的判断，只在最后写道：“该员失踪前接触的最后一批档案为松本时期情报处经手的七件积案卷宗，经查该批卷宗在吴失踪次日已由情报处处长汪曼春封存，封存时卷宗完整无缺，未见异常。建议待特高课方面提供进一步信息后再做定论。”
这个写法把皮球踢回给了汪曼春。卷宗是她封存的，封存时完好无缺是她说的话，如果山本要追查就得先找汪曼春核实。而汪曼春封存卷宗这件事本身就是心虚——她担心吴天良失踪和情报处的档案有关联，所以第一时间把相关卷宗封了。郑耀先在报告里如实写出这一点，就等于在山本面前给汪曼春埋了一根刺。山本一定会追问封存的原因，而汪曼春不可能当众承认自己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封存档案。
敲门声响了三下。郑耀先把报告翻过来扣在桌上，说了一声“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梁仲春。他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一只手扶着门把手，脸上挂着那种他特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郑副主任，早啊。”
“梁处长早。”郑耀先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有事？”
“有件事想提前和你通个气。”梁仲春走进来关上门，在郑耀先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一条腿翘起来搭在另一条腿上。“山本今天要来听吴天良的调查报告，这件事你知道吗？”
“知道。李主任昨天通知我了，让我准备一份补充材料。”郑耀先指了指桌上扣着的卷宗。
梁仲春瞥了一眼那份卷宗，压低声音说：“我建议你这份报告写得越简单越好。吴天良这个人死不死活不活的对咱们没有任何好处，但要是查深了查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对谁都不好。”
郑耀先看着梁仲春的眼睛。梁仲春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收起来了两秒钟，然后又重新挂上去。这两秒钟是真话。
“梁处长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很简单。”梁仲春往前凑了凑，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吴天良在情报处干了三年，他经手的档案少说也有几百份。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该让人知道的东西？肯定有。但那些东西现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如果山本非要一查到底，把吴天良经手过的档案全部翻出来重新过一遍，你觉得最先倒霉的是谁？是汪曼春。情报处的档案归她管，档案出了纰漏她第一个担责任。但汪曼春这个人你也知道，她不会一个人扛，她一定会拉人下水。到时候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掉。”
郑耀先听明白了。梁仲春不是来提醒他保护自己的，是来拉盟友的。他在山本面前想把吴天良这件事压下去，但光靠他一个人不够，他需要郑耀先在会上配合他——郑耀先的补充报告写得越简单，山本追问的空间就越小；郑耀先如果在报告里给出一个倾向性的判断，比如吴天良大概率是畏罪潜逃，山本就有可能顺着这个判断往下走，不会再往档案泄密的方向深挖。
“梁处长的意思是，我们统一口径，认定吴天良是携款潜逃？”郑耀先问。
“不是携款潜逃。是畏罪潜逃。”梁仲春纠正道，“他跟韩三铁的便衣队有勾连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松本倒了，便衣队解散了，韩三铁判了刑，他作为松本的眼线害怕被清算，自己跑了。这个逻辑合情合理，山本挑不出毛病。”
郑耀先沉默了几秒钟。梁仲春的逻辑确实合情合理，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山本手里有吴天良被特高课传讯的记录，这个逻辑就站不住脚了。一个被特高课传讯后放回来的人，为什么第二天要畏罪潜逃？除非传讯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让吴天良感到恐惧的事情，或者特高课本身和吴天良的失踪有关联。
“山本手里有没有吴天良被传讯的记录？”郑耀先问。
梁仲春的表情顿了一下。“这个……不好说。特高课的传讯记录一般不对外，但山本现在是课长，他当然能查。”
“如果他有，我们认定吴天良畏罪潜逃就说不过去。传讯后放回来的人，正常情况下不会突然畏罪潜逃，除非他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
梁仲春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拍了一下大腿。“那就换个说法——吴天良被传讯之后精神恍惚，行为异常，可能在传讯过程中受到了某种刺激，导致他擅自离开岗位。至于他去了哪里，是主动潜逃还是出了意外，目前无法确定。”
这个说法更圆滑。既承认了传讯的事实，又把失踪的原因归结于吴天良自身的精神状态，不指向任何一方的责任。而且“精神恍惚”这种说法无法被证伪——人都不见了，谁也没法证明他当时精神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可以。”郑耀先说，“我的报告里就按这个方向写，不下定论，只列可能。”
梁仲春松了一口气，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还是郑副主任想得周到。我就说嘛，在76号做事，得靠脑子。”
郑耀先没有接他的话，把桌上扣着的报告翻过来，拿起笔在最后一段加了几句话，把刚才和梁仲春商定的口径写了进去。他写的时候感觉到梁仲春在盯着他看，但他没有抬头。
“还有一件事。”梁仲春换了个姿势，把翘着的腿放下来，“今天会上汪曼春肯定会拿闸北那个共党印刷所的案子出来邀功。那件案子虽然人去楼空了，但她手里有一些现场留下的东西——几块印版、一堆传单、还有一台被砸烂的油印机。她会说这是她情报处破获的重要共党宣传据点。这些话你听听就行，别拆她的台。”
“我为什么要拆她的台？”郑耀先抬起头看着梁仲春。
梁仲春笑了一下。“因为那件案子是你和她一起跟的。情报是你提供的，行动是她指挥的，结果扑了个空。她一直怀疑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当时在场知道行动时间的人里，你是其中之一。”
郑耀先手里的笔没有停，继续在报告上写字。他的心跳速度没有变化，呼吸节奏也没有变化。梁仲春这番话是在试探他，也可能是在提醒他——汪曼春对那件事一直没有放下，她可能在山本面前旧事重提，把行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内部泄密。
“在场知道行动时间的除了我，还有行动处的三个人、情报处的两个人、以及梁处长你自己。”郑耀先把报告写完，放下笔，把卷宗合上。“如果汪处长要翻旧账，那在座的谁都脱不了嫌疑。我相信她不会这么蠢。”
梁仲春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突兀。“说得对，她要是敢翻这个旧账，我第一个不答应。”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今天这出戏不好唱，咱们各自小心。”然后拉开门出去了。
郑耀先坐在椅子上没有动。梁仲春今天的表现说明了一件事——山本对吴天良失踪的关注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以至于梁仲春这种一向喜欢躲在后面看热闹的人都坐不住了，主动跑来拉盟友统一口径。梁仲春怕的不是吴天良失踪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一旦被挖深了，会连带着牵扯出他和便衣队之间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韩三铁的便衣队虽然解散了，但梁仲春通过便衣队倒卖物资的那些账目还在，而这些账目有一部分是经过吴天良的手做的。如果山本查到了那些账目，梁仲春就危险了。
郑耀先把补充报告装进公文包，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又多了两辆车——一辆是汪曼春的暗红色福特，另一辆是一辆黑色的丰田，挂着日本军牌。山本已经到了。
他整了整领带，拿起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已经有人在往会议室方向走了，脚步声混杂着低声交谈的声音。郑耀先走在人群中间，表情平静，步伐不急不缓。他在楼梯口遇到了从三楼下来的汪曼春。
汪曼春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旗袍，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薄呢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唇上涂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子鼓鼓囊囊的，应该就是她准备在会上展示的闸北印刷所案的材料。她看到郑耀先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
“郑副主任的报告准备好了？”汪曼春和他并肩走下楼梯。
“准备好了。”
“吴天良的事？”
“对。”
汪曼春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走。“我听说山本对这件事很关注。”
“梁处长刚才也这么说。”
“梁仲春？”汪曼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他当然关注。吴天良帮便衣队做账的那些本子还在梁仲春手里呢。”
郑耀先侧头看了她一眼。汪曼春这句话说得很随意，像是在聊家常，但信息量极大。便衣队的账本在梁仲春手里——这件事郑耀先不知道，汪曼春却知道。这说明汪曼春在梁仲春身边也有眼线，就像梁仲春在她身边有眼线一样。76号内部的情报战争每天都在打，汪曼春和梁仲春这对表面上的同事，背地里都在挖对方的墙角。
“汪处长消息灵通。”郑耀先说。
汪曼春笑了笑。“在这个地方做事，消息不灵通活不长。”
他们走到一楼的走廊尽头，会议室的门口已经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士群的秘书，正在整理签到表；另一个是山本一郎带来的翻译，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日本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根电线杆。
郑耀先和汪曼春一前一后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李士群坐在长桌的一端，正在看手里的一份文件。他旁边空着一个位置，那是留给山本的。梁仲春坐在长桌中间偏左的位置，对面是行动处的两个组长——童虎和另外一个姓马的组长。情报处的两个分析员坐在汪曼春的位置旁边，面前摊着笔记本。
郑耀先在梁仲春旁边的位置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汪曼春走到长桌右侧坐下，把手里的档案袋放在桌上。她的位置正好和郑耀先隔了两个人。
山本一郎还没有进来。他应该在李士群的办公室里单独谈事情。会议室里的气氛不算紧张，但也不算轻松。没有人聊天，大家都在翻看自己面前的材料，偶尔有人低声交流两句工作上的事。梁仲春在整理自己面前的烟盒和打火机，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然后拿起来又重新摆了一遍。
郑耀先把目光从梁仲春手上移开，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伪政府的旗帜。旗子有点旧了，边缘的颜色比中间淡，应该是挂了很久没有换过。旗子下面是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上次会议的几项待办事项，大部分都已经擦掉了，只剩下最下面一行：“闸北地区可疑人员排查——情报处负责，截止日期待定”。那行字后面没有打勾，说明这件事还没办完。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山本一郎走了进来，李士群跟在他身后。山本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是白衬衫和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他的金边眼镜在灯光下反着光，让人看不清他眼睛里的表情。他走到李士群旁边的位置坐下，把随身带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取出一沓文件放在右手边。
李士群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点了点头。他的秘书把签到表放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表推给山本。山本没有签字，而是把表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每一个名字，然后才拿起笔签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
弄堂里传来收夜香的木轮车声，粪桶在石板路上颠出的声音沉闷而有规律。收夜香的老孙头每天这个时辰从虹口方向过来，车推到弄堂口会停下来歇一脚，从怀里掏出烟袋卷一根烟抽完再走。郑耀先不用看表也知道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老孙头三十年没变过的路线和时间，比钟表还准。
他站起来走到北墙边，那面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市区地图，是伪政府建设厅去年印制的版本。地图上用铅笔做了几个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标记——不是情报点，不是联络站，而是松本调离后特高课在上海几处据点的兵力调整情况。松本走了，他留下的摊子由山本一郎全面接管。山本这个人郑耀先见过三次，都是在76号和特高课的联席会议上。四十出头的年纪，瘦脸，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带着钩子。他不像松本那样喜欢拍桌子骂人，他喜欢笑，笑着问问题，笑着看你回答，等你说完了他还是笑，然后轻描淡写地指出你话里前后矛盾的地方。这种人比松本难对付十倍。
地图上虹口方向有几处用蓝铅笔画的小圈，那是特高课本部所在地和周边的几处辅助设施。山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大张旗鼓地搞清剿行动，而是把特高课在上海的所有外派据点重新做了调整——收缩了一些，撤销了一些，又在几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位置新设了秘密监视点。这些动作悄无声息，连76号情报处都没有拿到完整的通报。郑耀先之所以能在地图上标出这些位置，是因为过去十天里他通过万祥的垃圾清运路线、药房关闭前赵四留下的最后几份采购清单、以及明楼在伪政府经济司拿到的一份日军物资调配备忘录，交叉比对着拼出了一部分轮廓。
这份地图不能留太久。他计划明天一早把上面新增的几个标记记熟之后就擦掉。
窗外弄堂里老孙头的烟卷抽完了，木轮车重新吱吱呀呀地推起来，声音渐渐远去。郑耀先走到窗边再次撩开帘角，弄堂口路灯下还是没有人，万祥的黄包车已经不在门槛旁边了——应该是收到院子里去了。对面万祥的窗户还亮着灯，窗帘上偶尔有人影晃一下。
他放下帘子回到桌边坐下，把搪瓷杯里凉透的水喝完。明天上午九点76号有个例行会议，山本一郎要来旁听。这是山本上任后第一次正式到76号参加会议，名义上是“加强特高课与特工总部的业务协调”，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是来称一称76号几斤几两的。李士群为这个会已经准备了三天，把行动处和情报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两次预备会，要求所有人把手里正在跟进的案子整理成简报，到时候要在山本面前展示76号的工作效率和业务能力。
郑耀先作为特工部副主任，分管的是情报分析和内部安全。他手里有三份需要提交的简报——一份是关于近期上海地下抗日组织活动的综合分析，一份是76号内部人员安全审查的阶段性报告，还有一份是松本时期遗留下来的几桩未结案子的处理进度。前两份他昨天已经整理好了，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第三份他故意压着没写，因为这份报告里涉及吴天良失踪一事，而吴天良这件事牵扯着太多线头——同济药房的客户名单、韩三铁手里的情报来源、以及松本在76号情报处安插眼线的整条脉络。
吴天良失踪已经十一天了。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虹口一家日本酒馆门口，他和一个穿便衣的日本人一起走出来，上了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轿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汪曼春让人找过，梁仲春也让人找过，都没有结果。汪曼春怀疑吴天良被特高课秘密扣押了，但特高课那边矢口否认，说传讯当天问完话就放人了。梁仲春则认为吴天良可能是自己跑了——他在76号做了三年情报分析员，手里握着大量敏感信息，随便卖一份给重庆或者延安都能换一大笔钱。
郑耀先知道吴天良没有跑。赵四转述韩三铁的话里明确提到“那个人在76号”，而知道同济药房客户名单的人屈指可数。吴天良作为汪曼春的情报分析员，有权限接触情报处的档案室，也参与了松本时期多次针对地下抗日组织的调查。如果名单是从情报处档案里流出去的，吴天良是最可能的经手人。现在他失踪了，要么是被特高课灭了口，要么是被转移到别的地方继续利用。不管是哪种情况，对郑耀先来说都是一个隐患——因为那份客户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
韩三铁在电话试探时被郑耀先用“买烟丝”挡了回去，但这件事如果被山本的人翻出来重新审查，就不会像韩三铁那样好糊弄了。郑耀先需要在这件事被重新翻出来之前，把所有可能指向自己的线索都切断。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过去三天通过废纸篓传递收到的陆汉卿的回函。回函用的是明矾水写在普通信纸背面，遇热显字，读完烧掉。陆汉卿在回函里确认了几件事：第一，赵四的新身份已经全部落实，明家药材商行那边由明镜亲自安排，周世平的入职手续、工牌、宿舍分配都已完成，不会有人看出破绽；第二，同济药房原来的客户名单上共有四十七个名字，其中三十一个是组织成员或外围关系，已经在药房关闭前全部通知转移，剩下的十六个是普通商业客户，包括几家私人诊所和两家药材批发商，目前没有发现这些人受到骚扰或调查；第三，吴天良这个人陆汉卿会通过自己在伪政府内部的渠道继续追查，但提醒郑耀先暂时不要主动去打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回函的最后一段话被陆汉卿用暗语写成，表面上是一句问候：“近日风寒多发，望多加衣，旧疾不宜再犯。”破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本已开始暗中调查松本时期76号情报处经手的全部案件，重点关注其中几桩不了了之的案子，你在这些案子里的角色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郑耀先看完回函后把它烧了，灰烬倒进废纸篓和茶叶渣混在一起。老王头每天早上来收废纸篓的时候会把灰烬和别的废纸一起倒进垃圾车，谁也不会注意。
松本时期不了了之的案子有七桩。其中三桩是和地下党有关的——包括去年秋天闸北一处秘密印刷所被情报处锁定但赶到时已经人去楼空，以及今年年初一批从苏北运来的药品在苏州河码头被情报处截获但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全是棉花。这两件事都曾经让松本暴跳如雷，因为明显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松本当时怀疑76号内部有卧底，让汪曼春做了一次内部排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
郑耀先在这两件事里都动了手脚。闸北印刷所那次，是他提前四十分钟通过万祥的黄包车把警报送到了联络站。苏州河码头药品那次更险，他在情报处行动前两个小时才拿到准确截获地点，当时他已经来不及通过正常渠道传递消息，只能临时制造了一场意外——他让人在码头附近的一间仓库里放了一把火，火势不大但烟雾很大，引来了消防队和围观群众，码头上的交接人员趁乱把药品转移了。
这两件事都经不起仔细复查。如果有人把当时的行动记录翻出来一条一条核对时间线，就会发现情报泄露的时间窗口非常短，短到只有76号内部几个人能接触到。而那几个人里，郑耀先是其中之一。
他必须为山本的调查做好准备。
窗户外面响起了夜巡的脚步声，是保甲组织的联防队在弄堂里巡逻。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郑耀先关了台灯，屋子里只剩下窗缝里透进来的一线路灯的光。他坐在黑暗里把明天的会议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山本会问什么问题，李士群会怎么回答，汪曼春会拿哪些案子来展示情报处的能力，梁仲春又会怎么替自己的行动处争取更多的行动权限。然后他要想好自己在会议上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说多少、留多少。
在山本面前，话多就是错。松本喜欢听汇报，汇报越详细他越高兴，因为他觉得那是下属对他的尊重。山本不一样，山本觉得汇报越详细说明你越想掩饰什么。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比他还沉默，只在他提问的时候回答，回答的内容要准确、简短、不留话柄。
郑耀先在黑暗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所有细节都想了一遍，才站起来走到床边。他没有开灯，摸黑把衣服脱了叠好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手表放在枕头下面。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很细的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的位置，是去年夏天暴雨后屋顶漏水留下的痕迹。他每天睡前都看着这条裂缝，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这条裂缝一样——在这座暗影之城的最深处悄无声息地延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修补掉。
但他不能让这条裂缝被修补掉。至少现在还不行。
窗外的探照灯光每隔十秒扫过一次，把窗帘映亮一瞬间又暗下去。虹口方向今晚有两盏探照灯在交替扫射，说明山本上任后把防空警戒的频率也提高了。松本时期的探照灯更多是象征性的，扫射的节奏懒散随意，有时候还会漏扫几圈。山本把这些都改了，探照灯变成了严格的十秒间隔，从晚上八点到凌晨四点不间断运行，覆盖的角度也比之前大了三分之一。
这座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紧。
第二天早上六点，郑耀先准时醒了。他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不管前一天晚上几点睡，第二天早上六点一定醒。他穿好衣服，用冷水洗了脸，对着镜子把胡子刮干净。镜子里的人看着很平静，不像是一夜没睡好的样子。他把桌上的纽扣拿起来检查了一遍，蜡封完好，塞进废纸篓底部用废纸盖好。然后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出了门。
弄堂里已经有人活动了。住在隔壁的沈家姆妈在生煤炉，浓烟顺着弄堂的风往里灌。沈家姆妈一边扇扇子一边咳嗽，看到郑耀先出来朝他点了点头。郑耀先也点了一下头，脚步没停。
老王头的垃圾车停在弄堂口，他正在把各家各户门口垃圾桶里的东西往车上倒。郑耀先路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老王头没有任何反应，继续干手里的活。郑耀先走过去之后，老王头推着车慢慢悠悠地跟在他后面，经过郑耀先住的房子时停下来，把门口的废纸篓拿起来倒进车里。那颗纽扣和废纸一起落进了垃圾车，被一层烂菜叶和煤灰盖住了。
老王头推着垃圾车继续往前走。今天晚上这车垃圾会运到苏州河边的垃圾中转站，明天上午会被清运船运走。但在垃圾车到达中转站之前，会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婆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翻检这车垃圾，她会把有用的东西——碎布头、废铁皮、旧报纸——捡出来放进背篓里。那颗纽扣会混在一堆废纸里被她捡走，当天下午就会出现在虹口一家旧货店的柜台上。旧货店的老板会把它放在一个装纽扣的木匣子里，第二天会有人来买走它，那个人会把纽扣旋开，取出里面的纸条，送到陆汉卿手里。
整个过程需要三天。三天之后陆汉卿会拿到郑耀先写的那几行字，然后根据内容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三天不算快，但足够安全。在上海做情报传递，快和安全从来不能兼得，想要快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想要不留痕迹就得慢下来等。
郑耀先走出弄堂口沿着苏州河边的马路往东走。早晨的河面上有薄薄的雾气，比昨天傍晚的雾厚一些，能见度不到五十米。对岸仓库的轮廓在雾里隐隐约约，码头上已经有人在干活了——码头工人正在往一艘驳船上搬麻袋，一袋一袋垒起来，动作机械而熟练。河面上有一条清运船突突地开过来，和昨天傍晚那条是同一个方向，应该是在做早晨的垃圾清运。
横浜桥到了。郑耀先走上桥的时候脚步没有停顿。桥下的防洪堤在退潮后露出了一大截，排水口的铸铁栅栏在晨光中清晰可见。栅栏上挂着的铁丝已经不在了——前天夜里涨潮的时候被河水冲走了。堤面上被铁丝勒过的痕迹还隐约能看到，但再过几场潮水也会被磨平。什么都留不住。
过了桥走十分钟就是76号特工总部的大楼。那是一栋灰色的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原来是德国人的洋行仓库，日本人占领租界后被76号征用了。楼外面围着一圈两米高的砖墙，墙头插着碎玻璃片。大门是铁的，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警卫，一个穿便衣的值班员坐在门房里抽烟。
郑耀先走到门口的时候，值班员从门房里伸出头看了一眼，认出是他，连忙站起来拉开铁门上的小门。郑耀先点了一下头走了进去。
院子里已经停了几辆车。梁仲春的黑色别克停在楼下正中间，车身上还有昨天夜里下雨留下的泥点子。汪曼春的车还没到，她的车是一辆暗红色的福特，在76号院子里很显眼。郑耀先注意过这辆车的底盘——比同型号的福特车高了大约两厘米，很可能是加装了防弹底板。汪曼春做事精细到连自己的座驾都要做防护改装，这一点连李士群都没有。
郑耀先进了大楼，沿着走廊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走廊两侧的办公室门大多还关着，只有行动处的值班室开着门，里面有人在大声打电话，声音穿透门板传出来，是在和谁争论一笔行动经费的事。郑耀先没停步，拐过走廊尽头上了楼梯。
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门牌上写着“副主任办公室”六个字。门是锁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帽子放在衣架顶端的挂钩上。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角一个小保险柜。窗户朝东，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条条整齐的光影。
郑耀先走到保险柜前蹲下来，转动密码盘打开柜门，取出昨天整理好的两份简报放进公文包里。然后他走到文件柜前，打开第二层抽屉拿出一份空白卷宗，在封面写下“关于情报处原分析员吴天良失踪情况的初步调查”一行字。这是李士群昨天通知他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提交给山本的补充材料之一——山本点名要了解吴天良失踪的详细情况。
郑耀先没有马上开始写。他把笔放在卷宗旁边，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院子里梁仲春正在从自己的车里拿出一包东西递给司机，司机接过去快步走进了大楼。梁仲春没有马上进来，他站在车旁边点了一根烟，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正好和郑耀先的目光对上。梁仲春朝他点了一下头，郑耀先也点了一下头。
梁仲春把烟抽了一半就掐灭了，扔在地上用脚碾了一下，整了整衣领往楼里走。他今天穿了一身新做的中山装，料子是藏青色的哔叽布，裁剪得比平时更贴身。这说明他也知道今天山本要来，特意收拾了一番。梁仲春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见什么人穿什么衣服——见日本人穿西装，见李士群穿中山装，见手底下的行动队员穿便装夹克。一个人的外套就是他的第二张脸，梁仲春有七八张脸，每一张都很合身。
郑耀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笔开始写吴天良失踪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很难写。吴天良的事他知道得太多，但能写进报告里的只有汪曼春和梁仲春知道的那部分。他要在这份报告里把自己完全摘出来，同时不能让人觉得他在刻意回避什么。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写，但不是全部事实。
他写了二十分钟，把吴天良最后一次出现在虹口酒馆门口的时间、地点、同行人物都写清楚了，然后客观记录了汪曼春和梁仲春各自的调查结果——汪曼春认为是被特高课秘密扣押，梁仲春认为是携款潜逃。他没有给出自己的判断，只在最后写道：“该员失踪前接触的最后一批档案为松本时期情报处经手的七件积案卷宗，经查该批卷宗在吴失踪次日已由情报处处长汪曼春封存，封存时卷宗完整无缺，未见异常。建议待特高课方面提供进一步信息后再做定论。”
这个写法把皮球踢回给了汪曼春。卷宗是她封存的，封存时完好无缺是她说的话，如果山本要追查就得先找汪曼春核实。而汪曼春封存卷宗这件事本身就是心虚——她担心吴天良失踪和情报处的档案有关联，所以第一时间把相关卷宗封了。郑耀先在报告里如实写出这一点，就等于在山本面前给汪曼春埋了一根刺。山本一定会追问封存的原因，而汪曼春不可能当众承认自己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封存档案。
敲门声响了三下。郑耀先把报告翻过来扣在桌上，说了一声“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梁仲春。他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一只手扶着门把手，脸上挂着那种他特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郑副主任，早啊。”
“梁处长早。”郑耀先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有事？”
“有件事想提前和你通个气。”梁仲春走进来关上门，在郑耀先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一条腿翘起来搭在另一条腿上。“山本今天要来听吴天良的调查报告，这件事你知道吗？”
“知道。李主任昨天通知我了，让我准备一份补充材料。”郑耀先指了指桌上扣着的卷宗。
梁仲春瞥了一眼那份卷宗，压低声音说：“我建议你这份报告写得越简单越好。吴天良这个人死不死活不活的对咱们没有任何好处，但要是查深了查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对谁都不好。”
郑耀先看着梁仲春的眼睛。梁仲春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收起来了两秒钟，然后又重新挂上去。这两秒钟是真话。
“梁处长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很简单。”梁仲春往前凑了凑，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吴天良在情报处干了三年，他经手的档案少说也有几百份。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该让人知道的东西？肯定有。但那些东西现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如果山本非要一查到底，把吴天良经手过的档案全部翻出来重新过一遍，你觉得最先倒霉的是谁？是汪曼春。情报处的档案归她管，档案出了纰漏她第一个担责任。但汪曼春这个人你也知道，她不会一个人扛，她一定会拉人下水。到时候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掉。”
郑耀先听明白了。梁仲春不是来提醒他保护自己的，是来拉盟友的。他在山本面前想把吴天良这件事压下去，但光靠他一个人不够，他需要郑耀先在会上配合他——郑耀先的补充报告写得越简单，山本追问的空间就越小；郑耀先如果在报告里给出一个倾向性的判断，比如吴天良大概率是畏罪潜逃，山本就有可能顺着这个判断往下走，不会再往档案泄密的方向深挖。
“梁处长的意思是，我们统一口径，认定吴天良是携款潜逃？”郑耀先问。
“不是携款潜逃。是畏罪潜逃。”梁仲春纠正道，“他跟韩三铁的便衣队有勾连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松本倒了，便衣队解散了，韩三铁判了刑，他作为松本的眼线害怕被清算，自己跑了。这个逻辑合情合理，山本挑不出毛病。”
郑耀先沉默了几秒钟。梁仲春的逻辑确实合情合理，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山本手里有吴天良被特高课传讯的记录，这个逻辑就站不住脚了。一个被特高课传讯后放回来的人，为什么第二天要畏罪潜逃？除非传讯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让吴天良感到恐惧的事情，或者特高课本身和吴天良的失踪有关联。
“山本手里有没有吴天良被传讯的记录？”郑耀先问。
梁仲春的表情顿了一下。“这个……不好说。特高课的传讯记录一般不对外，但山本现在是课长，他当然能查。”
“如果他有，我们认定吴天良畏罪潜逃就说不过去。传讯后放回来的人，正常情况下不会突然畏罪潜逃，除非他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
梁仲春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拍了一下大腿。“那就换个说法——吴天良被传讯之后精神恍惚，行为异常，可能在传讯过程中受到了某种刺激，导致他擅自离开岗位。至于他去了哪里，是主动潜逃还是出了意外，目前无法确定。”
这个说法更圆滑。既承认了传讯的事实，又把失踪的原因归结于吴天良自身的精神状态，不指向任何一方的责任。而且“精神恍惚”这种说法无法被证伪——人都不见了，谁也没法证明他当时精神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可以。”郑耀先说，“我的报告里就按这个方向写，不下定论，只列可能。”
梁仲春松了一口气，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还是郑副主任想得周到。我就说嘛，在76号做事，得靠脑子。”
郑耀先没有接他的话，把桌上扣着的报告翻过来，拿起笔在最后一段加了几句话，把刚才和梁仲春商定的口径写了进去。他写的时候感觉到梁仲春在盯着他看，但他没有抬头。
“还有一件事。”梁仲春换了个姿势，把翘着的腿放下来，“今天会上汪曼春肯定会拿闸北那个共党印刷所的案子出来邀功。那件案子虽然人去楼空了，但她手里有一些现场留下的东西——几块印版、一堆传单、还有一台被砸烂的油印机。她会说这是她情报处破获的重要共党宣传据点。这些话你听听就行，别拆她的台。”
“我为什么要拆她的台？”郑耀先抬起头看着梁仲春。
梁仲春笑了一下。“因为那件案子是你和她一起跟的。情报是你提供的，行动是她指挥的，结果扑了个空。她一直怀疑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当时在场知道行动时间的人里，你是其中之一。”
郑耀先手里的笔没有停，继续在报告上写字。他的心跳速度没有变化，呼吸节奏也没有变化。梁仲春这番话是在试探他，也可能是在提醒他——汪曼春对那件事一直没有放下，她可能在山本面前旧事重提，把行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内部泄密。
“在场知道行动时间的除了我，还有行动处的三个人、情报处的两个人、以及梁处长你自己。”郑耀先把报告写完，放下笔，把卷宗合上。“如果汪处长要翻旧账，那在座的谁都脱不了嫌疑。我相信她不会这么蠢。”
梁仲春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突兀。“说得对，她要是敢翻这个旧账，我第一个不答应。”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今天这出戏不好唱，咱们各自小心。”然后拉开门出去了。
郑耀先坐在椅子上没有动。梁仲春今天的表现说明了一件事——山本对吴天良失踪的关注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以至于梁仲春这种一向喜欢躲在后面看热闹的人都坐不住了，主动跑来拉盟友统一口径。梁仲春怕的不是吴天良失踪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一旦被挖深了，会连带着牵扯出他和便衣队之间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韩三铁的便衣队虽然解散了，但梁仲春通过便衣队倒卖物资的那些账目还在，而这些账目有一部分是经过吴天良的手做的。如果山本查到了那些账目，梁仲春就危险了。
郑耀先把补充报告装进公文包，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又多了两辆车——一辆是汪曼春的暗红色福特，另一辆是一辆黑色的丰田，挂着日本军牌。山本已经到了。
他整了整领带，拿起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已经有人在往会议室方向走了，脚步声混杂着低声交谈的声音。郑耀先走在人群中间，表情平静，步伐不急不缓。他在楼梯口遇到了从三楼下来的汪曼春。
汪曼春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旗袍，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薄呢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唇上涂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子鼓鼓囊囊的，应该就是她准备在会上展示的闸北印刷所案的材料。她看到郑耀先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
“郑副主任的报告准备好了？”汪曼春和他并肩走下楼梯。
“准备好了。”
“吴天良的事？”
“对。”
汪曼春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走。“我听说山本对这件事很关注。”
“梁处长刚才也这么说。”
“梁仲春？”汪曼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他当然关注。吴天良帮便衣队做账的那些本子还在梁仲春手里呢。”
郑耀先侧头看了她一眼。汪曼春这句话说得很随意，像是在聊家常，但信息量极大。便衣队的账本在梁仲春手里——这件事郑耀先不知道，汪曼春却知道。这说明汪曼春在梁仲春身边也有眼线，就像梁仲春在她身边有眼线一样。76号内部的情报战争每天都在打，汪曼春和梁仲春这对表面上的同事，背地里都在挖对方的墙角。
“汪处长消息灵通。”郑耀先说。
汪曼春笑了笑。“在这个地方做事，消息不灵通活不长。”
他们走到一楼的走廊尽头，会议室的门口已经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士群的秘书，正在整理签到表；另一个是山本一郎带来的翻译，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日本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根电线杆。
郑耀先和汪曼春一前一后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李士群坐在长桌的一端，正在看手里的一份文件。他旁边空着一个位置，那是留给山本的。梁仲春坐在长桌中间偏左的位置，对面是行动处的两个组长——童虎和另外一个姓马的组长。情报处的两个分析员坐在汪曼春的位置旁边，面前摊着笔记本。
郑耀先在梁仲春旁边的位置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汪曼春走到长桌右侧坐下，把手里的档案袋放在桌上。她的位置正好和郑耀先隔了两个人。
山本一郎还没有进来。他应该在李士群的办公室里单独谈事情。会议室里的气氛不算紧张，但也不算轻松。没有人聊天，大家都在翻看自己面前的材料，偶尔有人低声交流两句工作上的事。梁仲春在整理自己面前的烟盒和打火机，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然后拿起来又重新摆了一遍。
郑耀先把目光从梁仲春手上移开，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伪政府的旗帜。旗子有点旧了，边缘的颜色比中间淡，应该是挂了很久没有换过。旗子下面是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上次会议的几项待办事项，大部分都已经擦掉了，只剩下最下面一行：“闸北地区可疑人员排查——情报处负责，截止日期待定”。那行字后面没有打勾，说明这件事还没办完。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山本一郎走了进来，李士群跟在他身后。山本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是白衬衫和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他的金边眼镜在灯光下反着光，让人看不清他眼睛里的表情。他走到李士群旁边的位置坐下，把随身带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取出一沓文件放在右手边。
李士群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点了点头。他的秘书把签到表放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表推给山本。山本没有签字，而是把表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每一个名字，然后才拿起笔签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