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25章 数据清单里的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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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郑耀先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到达办公室。他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走得很慢，经过了行动处紧闭的门，经过了档案室里亮着的灯——顾老头已经在里面了，木桌上摊着一本泛黄的登记簿，放大镜搁在桌角，老花镜后面的眼睛正逐行逐字地核对什么。郑耀先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用指节在门框上轻轻敲了两下便继续往里走了。
办公室里空气有些闷，是关了一整夜窗户没开的那种沉闷。他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桌上的几页便签纸哗哗翻了几下。然后他坐下，把钢笔、笔记本和情报处关于太仓方向物资查扣的原始数据表格一件一件在桌面上摆好。他在等明诚派人送来的那份“数据需求清单”。
八点四十分，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不是沈青的高跟鞋，是一个男人的皮鞋，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郑耀先一听就知道来的人是谁——不是明诚本人，而是一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走路的方式。门被敲响，他起身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经济司制服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那人递上文件袋时说了句“明秘书长让送来的”，便转身离开。
郑耀先关好门回到桌前拆开文件袋的封口。里面是一份用经济司公文纸打印的“太仓方向物资查扣数据需求清单”，格式规范，条目清晰。需求清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今年九月到十一月之间情报处在太仓和民运码头查扣的全部物资品类和数量汇总，第二部分是查扣物资的后续处置情况——入库、调拨、销毁各占多少比例，第三部分是查扣行动中涉及的线人数量和信息来源分类。
每一行条目后面都留了空白供填写，表单下方盖着经济司的红印和明楼的签名章。这份清单本身的内容符合明楼作为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在午餐会前准备发言材料的正常需求，即使这份文件被山本一郎或者汪曼春看到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郑耀先把清单从头到尾逐字细读了一遍。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纯粹的数据要求，措辞严谨没有任何异常。第三部分——关于线人数量和分类——的措辞引起了他的注意。清单上写的是：“请按情报来源分类提供线人数量，分A、b、c三类分别统计。A类为主动投靠型，b类为金钱收买型，c类为其他。”A、b、c这个分类法不存在于76号情报处的正规档案体系内。76号对线人的分类标准是“内线”和“外线”，或者是按情报类型分为“政治类”、“军事类”、“经济类”。用字母来分类是另一套系统里的做法。
郑耀先从抽屉里拿出那份经济司调拨单副本——就是明楼四天前在会议室里亲手交给他的那份。他把调拨单上“11月13日”那几个手写小字的位置和今天这份清单上的c类分类放在一起对照。两套暗码使用的是同一种编码逻辑——中共早期移位密码的变体。他把清单上每一行的字数和标点符号的位置逐项比对了一遍，将c类的条目说明文字按移位规则重新排列后，原文变成了一句话。
“正面第三间。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窗口放白玫瑰表示安全。”
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这个时间窗口的选择极为精准。按照午餐会的流程表，十二点半明楼开始主旨发言，时长二十五分钟，加上问答环节大约在一点十分左右结束。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这个时间段正处于明楼发言的中段，全场注意力集中在讲台上，高桥诚和山本一郎的目光也会锁定在明楼身上。这时候主桌上如果有人借着“去洗手间”或“到包厢拿东西”的由头短暂离席，被注意到的概率最小。
白玫瑰——郑耀先想起正面第三间包厢圆桌上的水晶花瓶里插的那几枝新鲜白玫瑰。那是明楼提前安排好的安全信号。如果窗户上出现白玫瑰，说明包厢内外安全；如果玫瑰花不见了，或者换成了其他颜色的花，就说明情况有变，接头取消。而明诚提前通知浦江饭店为情报处的“安全检查”做准备，就是为了确保那束白玫瑰不会被饭店的服务员在布置包厢时无意中换掉。
郑耀先把这份清单放在桌上摊平，拿出钢笔开始填写太仓方向的查扣数据。他写得很快，因为他对这些数据早已烂熟于心——九月份情报处在太仓方向共查扣违禁物资十七批，主要品类为棉纱、药品和煤油；十月份查扣十四批，增加了无缝钢管和铜材；十一月份到目前为止查扣四批，包括民运码头太仓-037号船上的那十几瓶奎宁。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经得起任何核查。第三部分他按照情报处档案里的标准分类填了“内线几人、外线几人”，没有用清单上的A、b、c分类，而是在备注栏里写了一句“具体线人名单详见情报处机密档案，此处仅提供统计数据”。
这是个正常的公文处理方式——情报处的线人名单属于机密，不可能在给经济司的数据汇总中详细列出。但郑耀先在备注栏的措辞中留下了一个微小的呼应，他没有对A、b、c分类提出任何疑问，只是用情报处的标准分类格式来完成了填写。这种无言的配合是在告诉明楼，我读懂了你的暗码，我会按照约定行动。
填完数据后郑耀先把清单装回牛皮纸袋，让沈青派人送回经济司。沈青接过文件袋时问了一句“要不要亲自送”，他说不用，按正常文件传递流程走就行。
处理完文件后他去了档案室。顾老头正在给一批刚归档的卷宗贴标签，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郑耀先把门虚掩上，在他对面坐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整齐的便签放在桌上推过去。“明天午餐会后可能需要启用备用联络方案。如果后天中午之前我没有通过任何渠道给你发信号，说明我这边一切正常。如果后天中午之后你还没有收到我的信号，启动橙色预案。”
橙色预案是郑耀先和陆汉卿在一年前制定的一套紧急联络替代方案，适用于正常联络渠道被监控或中断的情况。橙色预案启动后，所有情报传递将通过第三者中转站进行，郑耀先不再直接与档案室联系。中转站的位置、暗号和交接方式都预先设定在陆汉卿和顾老头的记忆里，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顾老头把便签收进抽屉里，没有看内容就直接夹进了一本旧帐册中。他抬起头看着郑耀先，老花镜后面的眼睛和平时一样浑浊，但声音压得比平时更低：“昨天陆汉卿通过备用渠道传来了一个口信。他说叛徒的身份已经核实了百分之八十，还差最后一个环节的证据没有拿到。三天之内会有结果。另外小崔的下落也查到了——小崔没有叛变。虹口交通站被破坏那天他确实被特高课的人跟踪了，但他及时销毁了身上所有的情报和联络名单，被捕之后在审讯室里扛了五天，一个字都没说。今天早上小崔的尸体被特高课从后门运出来扔在了虹口的乱葬岗，地下党的外围同志已经去收殓了。”
郑耀先沉默了片刻。小崔他见过一次，去年冬天在虹口的一个联络点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笑起来有点腼腆。那天他给小崔带了一份药品清单，小崔把清单用微型相机拍下来之后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现在小崔的尸体躺在乱葬岗的泥地里，身上带着审讯室里留下的伤痕，嘴唇紧咬，牙关里锁着所有的秘密。
“叛徒是谁？”郑耀先问。
顾老头缓缓地摇了摇头。“陆汉卿没说。他说证据不全之前不能透露任何人的身份，这是纪律。但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叛徒可能不止一个人，而且叛徒的目的不只是出卖组织，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郑耀先从档案室走出来时走廊里已经热闹起来了，各部门的人开始上班，电话铃声从不同的办公室里传出来。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把顾老头的话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叛徒不止一个人，动机不只是出卖组织——这两条信息让整个叛徒事件的复杂程度上升了一个数量级。如果叛徒不止一个，说明特高课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内部可能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线人网络。如果叛徒的动机不只是出卖组织，那就意味着除了金钱收买或刑讯逼供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驱使他们背叛，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动摇，可能是个人恩怨，也可能是某种政治派系斗争在地下组织内部的延续。
小崔没有叛变，扛了五天之后死了。陆汉卿的七十二小时安全窗口已经过了大半，虹口交通站的波及范围已经基本明确，周铁头被处决前供出的老孙这条线还在太仓码头上活动。老孙这个人目前是被特高课保护的重要证人，还是已经被处决掉了，现在还不清楚。如果老孙还活着，他随时可能在高桥诚的安排下出庭指认陆汉卿的体貌特征，届时整个上海地下组织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下午两点，郑耀先去情报处大办公室参加汪曼春主持的十六铺便衣侦查汇报会。三组便衣稽查员分别在东区、中区和西区做了两天的观察，各组组长逐次汇报。东区三号堆场的徐峰说那个区域两天来没有任何异常，堆场的货物进出和码头调度记录完全一致。中区竹木仓库的陈阿四报告说昨天上午有一个形迹可疑的商人在仓库外面转了两圈，他尾随了一段路发现对方是海关的稽查员，只是在做例行巡查。西区煤栈码头的马国良说那条从南通来的煤船还在泊位上，姓郭的货主一直没有露面，但煤栈的工头今天上午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郭老板过几天来提货。
汪曼春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把三个区域连接起来。她看着地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沈青说把西区煤栈码头列为重点观察区，三组加派一个人手过去。
郑耀先坐在旁边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在地图上西区煤栈码头的位置停了一会儿。姓郭的货主——这个名字和昨天汪曼春提到时一样，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南通来的煤船夹带棉纱这件事本身不稀奇，码头上走私棉纱的船老大不在少数。但煤栈的工头接到的那个电话让这件事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
散会后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日常公务，又默写了一遍明天午餐会上的口供底稿。这是第四遍默写，前三遍已经让口供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他的肌肉记忆里。他可以在任何压力下不假思索地说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任何一个动作细节，同时还能在回答时留出恰到好处的停顿，让每一个回答听起来都像是现场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事先背诵的台词。
傍晚下班前他去了一趟行动处。梁仲春正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整理刚换上的新中山装——明天浦江饭店午餐会他也要参加，坐在副桌。他看到郑耀先进来便放下手里的梳子，把门关上压低声音说了一个消息：“周世昌今天又请病假了。而且我去人事处查了周世昌的请假记录——他每次请病假的时间，和特高课高桥诚在上海的活动记录完全重叠。我让童虎通过码头上的人查了一下周世昌在闸北的去向，昨天得到消息说有人在闸北的一个日本茶室外面见过他和高桥诚一起出来，高桥诚还替他付了茶钱。”
郑耀先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了之前的判断。周世昌不是被威胁或者被利用，而是被收买并主动配合特高课的行动。梁仲春能想到去人事处翻周世昌的请假记录，说明他真的在按郑耀先教的思路做事——留着他观察，不直接动他，通过他的行动来反推特高课的意图。梁仲春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在面对山本的约谈之后确实变得更警醒了。
“明天午餐会上周世昌不在场，但高桥诚在。你的位置在副桌，高桥诚在主桌，你和他隔着一张桌子。不要主动看他，如果他的目光扫过来就点头示意——自然一点就行。”郑耀先叮嘱道。
梁仲春说放心吧，这种场合他知道怎么应付。
从行动处出来后郑耀先直接回了寓所。他在书桌前把明天午餐会的全部行动流程写在了笔记本上，然后反复推演了三遍。三遍推演中他模拟了三种不同的突发情境及其应对方案。第一种情境：高桥诚借故离席跟踪他去包厢。应对方案是放弃接头，不进入正面第三间包厢，改去洗手间然后直接返回宴会厅，同时在经过走廊时用随身携带的钢笔在正面第三间包厢的门框底部画一个极小的叉号表示情况有变。第二种情境：汪曼春主动提出要跟他一起去包厢取东西或谈事。应对方案是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带她去另一个包厢，比如正面第二间或第四间，同时在经过第三间时不停留、不张望。第三种情境：午餐会流程临时更改，明楼发言时间缩短，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的时间窗口不复存在。应对方案是放弃本次接头，改为后续通过明诚的文件传递渠道另约时间。
三遍推演结束后他合上笔记本，把明天要穿的西装挂在衣架上仔细检查了一遍。西装是深灰色的三件套，剪裁合体但不张扬。他摸了摸上衣的内侧口袋确认缝在里面的暗袋完好无损，可以放一张折小的纸条或一小卷微型胶卷。裤子腰间的暗扣也检查了，勃朗宁m1910可以固定在腰带内侧的皮套里，不会被正常社交场合的拥抱或靠近察觉。
窗外弄堂里的路灯在风中轻轻晃动，光影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墙壁上一明一暗地跳动着。郑耀先把西装挂好，在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顾老头今天上午夹在档案盒里给他的备用通讯方案，里面写着如果橙色预案启动后需要使用的中转站地址和接头暗号。他默记了一遍，然后划燃火柴将信封烧掉，灰烬倒进烟灰缸里和之前的灰烬混在一起。
办公室里空气有些闷，是关了一整夜窗户没开的那种沉闷。他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桌上的几页便签纸哗哗翻了几下。然后他坐下，把钢笔、笔记本和情报处关于太仓方向物资查扣的原始数据表格一件一件在桌面上摆好。他在等明诚派人送来的那份“数据需求清单”。
八点四十分，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不是沈青的高跟鞋，是一个男人的皮鞋，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郑耀先一听就知道来的人是谁——不是明诚本人，而是一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走路的方式。门被敲响，他起身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经济司制服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那人递上文件袋时说了句“明秘书长让送来的”，便转身离开。
郑耀先关好门回到桌前拆开文件袋的封口。里面是一份用经济司公文纸打印的“太仓方向物资查扣数据需求清单”，格式规范，条目清晰。需求清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今年九月到十一月之间情报处在太仓和民运码头查扣的全部物资品类和数量汇总，第二部分是查扣物资的后续处置情况——入库、调拨、销毁各占多少比例，第三部分是查扣行动中涉及的线人数量和信息来源分类。
每一行条目后面都留了空白供填写，表单下方盖着经济司的红印和明楼的签名章。这份清单本身的内容符合明楼作为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在午餐会前准备发言材料的正常需求，即使这份文件被山本一郎或者汪曼春看到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郑耀先把清单从头到尾逐字细读了一遍。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纯粹的数据要求，措辞严谨没有任何异常。第三部分——关于线人数量和分类——的措辞引起了他的注意。清单上写的是：“请按情报来源分类提供线人数量，分A、b、c三类分别统计。A类为主动投靠型，b类为金钱收买型，c类为其他。”A、b、c这个分类法不存在于76号情报处的正规档案体系内。76号对线人的分类标准是“内线”和“外线”，或者是按情报类型分为“政治类”、“军事类”、“经济类”。用字母来分类是另一套系统里的做法。
郑耀先从抽屉里拿出那份经济司调拨单副本——就是明楼四天前在会议室里亲手交给他的那份。他把调拨单上“11月13日”那几个手写小字的位置和今天这份清单上的c类分类放在一起对照。两套暗码使用的是同一种编码逻辑——中共早期移位密码的变体。他把清单上每一行的字数和标点符号的位置逐项比对了一遍，将c类的条目说明文字按移位规则重新排列后，原文变成了一句话。
“正面第三间。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窗口放白玫瑰表示安全。”
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这个时间窗口的选择极为精准。按照午餐会的流程表，十二点半明楼开始主旨发言，时长二十五分钟，加上问答环节大约在一点十分左右结束。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这个时间段正处于明楼发言的中段，全场注意力集中在讲台上，高桥诚和山本一郎的目光也会锁定在明楼身上。这时候主桌上如果有人借着“去洗手间”或“到包厢拿东西”的由头短暂离席，被注意到的概率最小。
白玫瑰——郑耀先想起正面第三间包厢圆桌上的水晶花瓶里插的那几枝新鲜白玫瑰。那是明楼提前安排好的安全信号。如果窗户上出现白玫瑰，说明包厢内外安全；如果玫瑰花不见了，或者换成了其他颜色的花，就说明情况有变，接头取消。而明诚提前通知浦江饭店为情报处的“安全检查”做准备，就是为了确保那束白玫瑰不会被饭店的服务员在布置包厢时无意中换掉。
郑耀先把这份清单放在桌上摊平，拿出钢笔开始填写太仓方向的查扣数据。他写得很快，因为他对这些数据早已烂熟于心——九月份情报处在太仓方向共查扣违禁物资十七批，主要品类为棉纱、药品和煤油；十月份查扣十四批，增加了无缝钢管和铜材；十一月份到目前为止查扣四批，包括民运码头太仓-037号船上的那十几瓶奎宁。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经得起任何核查。第三部分他按照情报处档案里的标准分类填了“内线几人、外线几人”，没有用清单上的A、b、c分类，而是在备注栏里写了一句“具体线人名单详见情报处机密档案，此处仅提供统计数据”。
这是个正常的公文处理方式——情报处的线人名单属于机密，不可能在给经济司的数据汇总中详细列出。但郑耀先在备注栏的措辞中留下了一个微小的呼应，他没有对A、b、c分类提出任何疑问，只是用情报处的标准分类格式来完成了填写。这种无言的配合是在告诉明楼，我读懂了你的暗码，我会按照约定行动。
填完数据后郑耀先把清单装回牛皮纸袋，让沈青派人送回经济司。沈青接过文件袋时问了一句“要不要亲自送”，他说不用，按正常文件传递流程走就行。
处理完文件后他去了档案室。顾老头正在给一批刚归档的卷宗贴标签，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郑耀先把门虚掩上，在他对面坐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整齐的便签放在桌上推过去。“明天午餐会后可能需要启用备用联络方案。如果后天中午之前我没有通过任何渠道给你发信号，说明我这边一切正常。如果后天中午之后你还没有收到我的信号，启动橙色预案。”
橙色预案是郑耀先和陆汉卿在一年前制定的一套紧急联络替代方案，适用于正常联络渠道被监控或中断的情况。橙色预案启动后，所有情报传递将通过第三者中转站进行，郑耀先不再直接与档案室联系。中转站的位置、暗号和交接方式都预先设定在陆汉卿和顾老头的记忆里，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顾老头把便签收进抽屉里，没有看内容就直接夹进了一本旧帐册中。他抬起头看着郑耀先，老花镜后面的眼睛和平时一样浑浊，但声音压得比平时更低：“昨天陆汉卿通过备用渠道传来了一个口信。他说叛徒的身份已经核实了百分之八十，还差最后一个环节的证据没有拿到。三天之内会有结果。另外小崔的下落也查到了——小崔没有叛变。虹口交通站被破坏那天他确实被特高课的人跟踪了，但他及时销毁了身上所有的情报和联络名单，被捕之后在审讯室里扛了五天，一个字都没说。今天早上小崔的尸体被特高课从后门运出来扔在了虹口的乱葬岗，地下党的外围同志已经去收殓了。”
郑耀先沉默了片刻。小崔他见过一次，去年冬天在虹口的一个联络点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笑起来有点腼腆。那天他给小崔带了一份药品清单，小崔把清单用微型相机拍下来之后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现在小崔的尸体躺在乱葬岗的泥地里，身上带着审讯室里留下的伤痕，嘴唇紧咬，牙关里锁着所有的秘密。
“叛徒是谁？”郑耀先问。
顾老头缓缓地摇了摇头。“陆汉卿没说。他说证据不全之前不能透露任何人的身份，这是纪律。但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叛徒可能不止一个人，而且叛徒的目的不只是出卖组织，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郑耀先从档案室走出来时走廊里已经热闹起来了，各部门的人开始上班，电话铃声从不同的办公室里传出来。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把顾老头的话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叛徒不止一个人，动机不只是出卖组织——这两条信息让整个叛徒事件的复杂程度上升了一个数量级。如果叛徒不止一个，说明特高课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内部可能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线人网络。如果叛徒的动机不只是出卖组织，那就意味着除了金钱收买或刑讯逼供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驱使他们背叛，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动摇，可能是个人恩怨，也可能是某种政治派系斗争在地下组织内部的延续。
小崔没有叛变，扛了五天之后死了。陆汉卿的七十二小时安全窗口已经过了大半，虹口交通站的波及范围已经基本明确，周铁头被处决前供出的老孙这条线还在太仓码头上活动。老孙这个人目前是被特高课保护的重要证人，还是已经被处决掉了，现在还不清楚。如果老孙还活着，他随时可能在高桥诚的安排下出庭指认陆汉卿的体貌特征，届时整个上海地下组织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下午两点，郑耀先去情报处大办公室参加汪曼春主持的十六铺便衣侦查汇报会。三组便衣稽查员分别在东区、中区和西区做了两天的观察，各组组长逐次汇报。东区三号堆场的徐峰说那个区域两天来没有任何异常，堆场的货物进出和码头调度记录完全一致。中区竹木仓库的陈阿四报告说昨天上午有一个形迹可疑的商人在仓库外面转了两圈，他尾随了一段路发现对方是海关的稽查员，只是在做例行巡查。西区煤栈码头的马国良说那条从南通来的煤船还在泊位上，姓郭的货主一直没有露面，但煤栈的工头今天上午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郭老板过几天来提货。
汪曼春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把三个区域连接起来。她看着地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沈青说把西区煤栈码头列为重点观察区，三组加派一个人手过去。
郑耀先坐在旁边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在地图上西区煤栈码头的位置停了一会儿。姓郭的货主——这个名字和昨天汪曼春提到时一样，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南通来的煤船夹带棉纱这件事本身不稀奇，码头上走私棉纱的船老大不在少数。但煤栈的工头接到的那个电话让这件事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
散会后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日常公务，又默写了一遍明天午餐会上的口供底稿。这是第四遍默写，前三遍已经让口供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他的肌肉记忆里。他可以在任何压力下不假思索地说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任何一个动作细节，同时还能在回答时留出恰到好处的停顿，让每一个回答听起来都像是现场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事先背诵的台词。
傍晚下班前他去了一趟行动处。梁仲春正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整理刚换上的新中山装——明天浦江饭店午餐会他也要参加，坐在副桌。他看到郑耀先进来便放下手里的梳子，把门关上压低声音说了一个消息：“周世昌今天又请病假了。而且我去人事处查了周世昌的请假记录——他每次请病假的时间，和特高课高桥诚在上海的活动记录完全重叠。我让童虎通过码头上的人查了一下周世昌在闸北的去向，昨天得到消息说有人在闸北的一个日本茶室外面见过他和高桥诚一起出来，高桥诚还替他付了茶钱。”
郑耀先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了之前的判断。周世昌不是被威胁或者被利用，而是被收买并主动配合特高课的行动。梁仲春能想到去人事处翻周世昌的请假记录，说明他真的在按郑耀先教的思路做事——留着他观察，不直接动他，通过他的行动来反推特高课的意图。梁仲春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在面对山本的约谈之后确实变得更警醒了。
“明天午餐会上周世昌不在场，但高桥诚在。你的位置在副桌，高桥诚在主桌，你和他隔着一张桌子。不要主动看他，如果他的目光扫过来就点头示意——自然一点就行。”郑耀先叮嘱道。
梁仲春说放心吧，这种场合他知道怎么应付。
从行动处出来后郑耀先直接回了寓所。他在书桌前把明天午餐会的全部行动流程写在了笔记本上，然后反复推演了三遍。三遍推演中他模拟了三种不同的突发情境及其应对方案。第一种情境：高桥诚借故离席跟踪他去包厢。应对方案是放弃接头，不进入正面第三间包厢，改去洗手间然后直接返回宴会厅，同时在经过走廊时用随身携带的钢笔在正面第三间包厢的门框底部画一个极小的叉号表示情况有变。第二种情境：汪曼春主动提出要跟他一起去包厢取东西或谈事。应对方案是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带她去另一个包厢，比如正面第二间或第四间，同时在经过第三间时不停留、不张望。第三种情境：午餐会流程临时更改，明楼发言时间缩短，十二点四十分到五十分的时间窗口不复存在。应对方案是放弃本次接头，改为后续通过明诚的文件传递渠道另约时间。
三遍推演结束后他合上笔记本，把明天要穿的西装挂在衣架上仔细检查了一遍。西装是深灰色的三件套，剪裁合体但不张扬。他摸了摸上衣的内侧口袋确认缝在里面的暗袋完好无损，可以放一张折小的纸条或一小卷微型胶卷。裤子腰间的暗扣也检查了，勃朗宁m1910可以固定在腰带内侧的皮套里，不会被正常社交场合的拥抱或靠近察觉。
窗外弄堂里的路灯在风中轻轻晃动，光影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墙壁上一明一暗地跳动着。郑耀先把西装挂好，在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是顾老头今天上午夹在档案盒里给他的备用通讯方案，里面写着如果橙色预案启动后需要使用的中转站地址和接头暗号。他默记了一遍，然后划燃火柴将信封烧掉，灰烬倒进烟灰缸里和之前的灰烬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