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32章 渔夫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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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寓所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弄堂里很安静，周末的上海老弄堂总是比平日多一层慵懒的气息，不知哪家窗户里飘出收音机播放评弹的弦乐声。郑耀先锁好门，拉上所有窗帘，在书桌前坐下，从大衣内侧暗袋里取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明楼在面包房里是当着他的面把信封放在柜台上的，说明这份材料在交给郑耀先之前已经经过了明楼和陆汉卿的双重核实。他抽出里面的文件，只有薄薄两页纸，纸质是那种廉价的毛边纸，上面的字迹是钢笔手写的，墨水是兑了水的蓝黑墨水，颜色有些淡。陆汉卿的字迹——他认得出那些笔画习惯，横笔收尾时会有一个极细微的上挑，竖笔起笔时往往先轻轻一顿。这是陆汉卿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养成的书写习惯，为的是在敌方鉴定笔迹时可以随时改变这几个特征来逃避追查。
郑耀先把台灯往近前挪了挪，开始逐行往下看。
第一页是渔夫的完整履历。渔夫，原名孙仲明，化名“渔夫”，党内代号S-07。一九三八年秋在无锡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同年底被发展为正式党员，隶属于苏南特委无锡支部。一九三九年初因在物资采购方面表现出色，被调入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担任采购员，负责无锡至上海一线的药品和棉纱采购运输。一九四零年夏天，因物资调配委员会原负责人牺牲，孙仲明接任委员会副主任，代号改为“渔夫”。同年冬天，孙仲明在一次前往太仓接货的行动中被特高课外围便衣跟踪并秘密逮捕。逮捕后三天内，孙仲明向特高课供出了上海地下党三个交通站的位置和六名核心成员的代号。这六个代号中包括当时物资调配委员会主任、两名负责苏北航线的船运交通员、一名在伪政府内部潜伏的经济官员以及两名法租界联络站负责人。六人中四人在随后的搜捕中被杀害，一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仅有一人因当时恰好不在上海而幸免于难。
孙仲明叛变后被特高课秘密关押了两个月，随后被释放。释放的条件是他继续以“渔夫”的身份潜伏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内部，向特高课提供关于物资调配网络和潜伏人员身份的情报。为了掩护他的身份，特高课精心策划了一场假营救行动——由特高课外围人员假扮成地下党武工队，在押送孙仲明的囚车经过苏州时“劫囚”。这场假营救做得极其逼真，连护送囚车的日本宪兵都被蒙在鼓里，交火中双方各有伤亡。孙仲明“获救”后被地下组织送到苏北根据地休养，休养期间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写了一份长达四十页的“被捕及脱险经过报告”，详细描述了自己在特高课审讯室里的受刑过程和对敌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份报告后来被苏北根据地社会部作为对敌斗争教育的正面典型材料在内部传阅。
一九四一年春天，孙仲明伤愈后返回上海，继续担任物资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前主任已牺牲，他实际上成了委员会的一把手。此后三年间，他以“渔夫”的身份同时向特高课和中共地下党两边输送情报。他向中共提供的情报大多数是真实的，包括日军的物资调拨动向和汪伪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这帮助他在组织内部建立了极高的信任度。他同时也向特高课提供了至少十二批中共地下物资运输的详细路线和接头时间，导致多条运输线被破坏，牺牲和被捕的交通员累计超过二十人。
郑耀先的笔在纸面上停了一下。太仓线的暴露——他这些天来一直在追查这个问题的根源，现在答案终于摆在了面前。渔夫不仅知道太仓线的存在，他还知道太仓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浏河渡口、太仓码头、民运码头、十六铺码头、苏州河废弃货仓。他将这些信息分批提交给山本一郎，每一次都配合着特高课的调查节奏，让山本逐步收紧包围圈但又不至于一步到位，这样既能向特高课源源不断地索要保护费，又能让自己的情报显得持续而有价值。他是一只在两个阵营之间反复收割的秃鹫，每一次扑击都在替特高课剔除地下组织的一根手指。
第二页是渔夫的怀疑名单。名单上一共有五个名字，按照怀疑程度从高到低排列。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明楼，职务是汪伪政府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怀疑依据是明楼经手的大量物资调配数据与实际库存长期存在偏差，且偏差方向总是有利于中共地下组织的物资需求。排在第二位的名字是明诚，怀疑依据是明诚与明楼关系过于密切，且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可能已有接触左翼团体的记录。排在第三位的是上海海关的一名副处长，姓钱，怀疑依据是此人多次在码头查验中对特定货船放行。排在第四位的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名华人秘书。第五个名字被墨水涂掉了——不是用笔划掉，而是用一小块黑纸贴上去然后再撕掉，留下了一片毛边的空白。从纸张背面透过的印痕来看，被涂掉的名字笔画比较多，大约三个字。
郑耀先看着那片空白，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三个字的名字，被涂掉了。渔夫怀疑的第五个人，身份重要到陆汉卿或明楼在拿到原件后要亲手把名字贴掉才敢转交给郑耀先。这个人的身份一定非常特殊，以至于即使在被双重确认安全的情报渠道中也不能以书面形式出现。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渔夫有没有把这份完整的五人名单全部交给山本。如果他已经交了，那山本手里就握着五个他怀疑是中共潜伏人员的伪政府官员名单，其中包括明楼和明诚。如果这份名单目前还只是渔夫自己手里的一份草稿，没有完全提交给特高课，那除掉渔夫的紧迫性就更高了一级——必须在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也被山本看到之前斩断这条黑线。
郑耀先把信纸重新叠好放进信封里，划燃火柴将信封连同信纸一起放在烟灰缸里烧掉。火焰在烟灰缸里跳动了几次，毛边纸燃烧时发出一股淡淡的草木灰气味。灰烬冷却后他用手指碾碎，倒进废纸篓里。
渔夫的身份已经确认——孙仲明，党内代号S-07，中共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三年前被特高课秘密逮捕后叛变，潜伏至今，手上欠着二十多位同志的血债。他目前已被特高课转移，位置不明。明楼将负责执行对渔夫的清除任务，郑耀先则需要在下周一之前提供特高课近两周的人员和车辆调度记录来辅助定位渔夫可能被藏匿的区域。而此刻他立刻可以着手推进的事情，是利用76号内勤系统的便利调取车辆调度记录，以及通过梁仲春的行动处外围网络暗中排查码头区域的特高课便衣活动。他换了一身便装，重新走出寓所，往76号方向而去。
信封没有封口。明楼在面包房里是当着他的面把信封放在柜台上的，说明这份材料在交给郑耀先之前已经经过了明楼和陆汉卿的双重核实。他抽出里面的文件，只有薄薄两页纸，纸质是那种廉价的毛边纸，上面的字迹是钢笔手写的，墨水是兑了水的蓝黑墨水，颜色有些淡。陆汉卿的字迹——他认得出那些笔画习惯，横笔收尾时会有一个极细微的上挑，竖笔起笔时往往先轻轻一顿。这是陆汉卿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养成的书写习惯，为的是在敌方鉴定笔迹时可以随时改变这几个特征来逃避追查。
郑耀先把台灯往近前挪了挪，开始逐行往下看。
第一页是渔夫的完整履历。渔夫，原名孙仲明，化名“渔夫”，党内代号S-07。一九三八年秋在无锡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同年底被发展为正式党员，隶属于苏南特委无锡支部。一九三九年初因在物资采购方面表现出色，被调入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担任采购员，负责无锡至上海一线的药品和棉纱采购运输。一九四零年夏天，因物资调配委员会原负责人牺牲，孙仲明接任委员会副主任，代号改为“渔夫”。同年冬天，孙仲明在一次前往太仓接货的行动中被特高课外围便衣跟踪并秘密逮捕。逮捕后三天内，孙仲明向特高课供出了上海地下党三个交通站的位置和六名核心成员的代号。这六个代号中包括当时物资调配委员会主任、两名负责苏北航线的船运交通员、一名在伪政府内部潜伏的经济官员以及两名法租界联络站负责人。六人中四人在随后的搜捕中被杀害，一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仅有一人因当时恰好不在上海而幸免于难。
孙仲明叛变后被特高课秘密关押了两个月，随后被释放。释放的条件是他继续以“渔夫”的身份潜伏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内部，向特高课提供关于物资调配网络和潜伏人员身份的情报。为了掩护他的身份，特高课精心策划了一场假营救行动——由特高课外围人员假扮成地下党武工队，在押送孙仲明的囚车经过苏州时“劫囚”。这场假营救做得极其逼真，连护送囚车的日本宪兵都被蒙在鼓里，交火中双方各有伤亡。孙仲明“获救”后被地下组织送到苏北根据地休养，休养期间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写了一份长达四十页的“被捕及脱险经过报告”，详细描述了自己在特高课审讯室里的受刑过程和对敌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份报告后来被苏北根据地社会部作为对敌斗争教育的正面典型材料在内部传阅。
一九四一年春天，孙仲明伤愈后返回上海，继续担任物资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前主任已牺牲，他实际上成了委员会的一把手。此后三年间，他以“渔夫”的身份同时向特高课和中共地下党两边输送情报。他向中共提供的情报大多数是真实的，包括日军的物资调拨动向和汪伪政府的经济政策变化，这帮助他在组织内部建立了极高的信任度。他同时也向特高课提供了至少十二批中共地下物资运输的详细路线和接头时间，导致多条运输线被破坏，牺牲和被捕的交通员累计超过二十人。
郑耀先的笔在纸面上停了一下。太仓线的暴露——他这些天来一直在追查这个问题的根源，现在答案终于摆在了面前。渔夫不仅知道太仓线的存在，他还知道太仓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浏河渡口、太仓码头、民运码头、十六铺码头、苏州河废弃货仓。他将这些信息分批提交给山本一郎，每一次都配合着特高课的调查节奏，让山本逐步收紧包围圈但又不至于一步到位，这样既能向特高课源源不断地索要保护费，又能让自己的情报显得持续而有价值。他是一只在两个阵营之间反复收割的秃鹫，每一次扑击都在替特高课剔除地下组织的一根手指。
第二页是渔夫的怀疑名单。名单上一共有五个名字，按照怀疑程度从高到低排列。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明楼，职务是汪伪政府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怀疑依据是明楼经手的大量物资调配数据与实际库存长期存在偏差，且偏差方向总是有利于中共地下组织的物资需求。排在第二位的名字是明诚，怀疑依据是明诚与明楼关系过于密切，且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可能已有接触左翼团体的记录。排在第三位的是上海海关的一名副处长，姓钱，怀疑依据是此人多次在码头查验中对特定货船放行。排在第四位的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名华人秘书。第五个名字被墨水涂掉了——不是用笔划掉，而是用一小块黑纸贴上去然后再撕掉，留下了一片毛边的空白。从纸张背面透过的印痕来看，被涂掉的名字笔画比较多，大约三个字。
郑耀先看着那片空白，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三个字的名字，被涂掉了。渔夫怀疑的第五个人，身份重要到陆汉卿或明楼在拿到原件后要亲手把名字贴掉才敢转交给郑耀先。这个人的身份一定非常特殊，以至于即使在被双重确认安全的情报渠道中也不能以书面形式出现。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渔夫有没有把这份完整的五人名单全部交给山本。如果他已经交了，那山本手里就握着五个他怀疑是中共潜伏人员的伪政府官员名单，其中包括明楼和明诚。如果这份名单目前还只是渔夫自己手里的一份草稿，没有完全提交给特高课，那除掉渔夫的紧迫性就更高了一级——必须在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也被山本看到之前斩断这条黑线。
郑耀先把信纸重新叠好放进信封里，划燃火柴将信封连同信纸一起放在烟灰缸里烧掉。火焰在烟灰缸里跳动了几次，毛边纸燃烧时发出一股淡淡的草木灰气味。灰烬冷却后他用手指碾碎，倒进废纸篓里。
渔夫的身份已经确认——孙仲明，党内代号S-07，中共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三年前被特高课秘密逮捕后叛变，潜伏至今，手上欠着二十多位同志的血债。他目前已被特高课转移，位置不明。明楼将负责执行对渔夫的清除任务，郑耀先则需要在下周一之前提供特高课近两周的人员和车辆调度记录来辅助定位渔夫可能被藏匿的区域。而此刻他立刻可以着手推进的事情，是利用76号内勤系统的便利调取车辆调度记录，以及通过梁仲春的行动处外围网络暗中排查码头区域的特高课便衣活动。他换了一身便装，重新走出寓所，往76号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