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47章 吴淞口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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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郑耀先几乎没有合眼。
他在黑暗中坐在寓所的书桌前，把吴淞口码头的地形在脑子里一寸一寸地过。法商电灯公司的储煤仓库——现在被特高课征用为物资检查站兼临时审讯点——坐落在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河口北岸。仓库主体是一栋两层砖石建筑，外墙刷着已经剥落了大半的黄色石灰浆，铁皮屋顶上架着一座木制了望塔。仓库东侧是煤场，堆着几座废弃的煤渣山，长满了野草。西侧是一排平房，原来是公司职员的宿舍，现在被特高课改成了警卫营房。仓库正面朝南，对着苏州河，有一个用沙袋垒起来的机枪掩体。背面朝北，是一条煤渣路，煤渣路往北走两百米就是废弃货仓——发现两具海军尸体的地方。
这一带的地形他在做码头安保评估时亲自走过两次。第一次是白天，第二次是傍晚。两次他都在夹在腋下的公文包里放了一张手绘的草图，图上标注了每一个岗哨的位置、每一段围墙的高度、每一条可以通人的巷道。这些草图后来都作为安保评估报告的附件归入了76号档案室，任何人都可以调阅——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他把真正有用的情报藏在最显眼的公开文件里，谁也不会想到去翻一份归档的安保报告来寻找泄漏源头。
但现在他需要的不只是地形情报，他需要知道明天下午审讯点的具体布防——外围几个岗，院内几个岗，审讯室设在哪间房，渔夫到达后会被关在哪个房间等候提审，山本什么时候到，审讯预计持续多长时间。这些信息只有在审讯开始前几个小时才会由特高课通知76号——而且只会通知个大概，具体细节山本不会透露。
天快亮的时候，弄堂里又下起了雨。雨势不大，细密绵长，打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郑耀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拨开一条缝往外看。弄堂里已经有了早起的人在走动——一个老太太撑着油纸伞去倒马桶，一个报童挎着帆布包在弄堂口分发早报，一个煤球店的伙计推着板车在石板路上轧出咕隆咕隆的响声。一切看起来都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
他放下窗帘，走到水盆前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白上有几道红血丝，嘴唇干裂了一道小口。他用毛巾蘸了冷水敷在后颈上，让身体从一夜未眠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今天会是很长的一天。
早上七点半，他照常到76号上班。在食堂吃了两个馒头一碗豆浆，和梁仲春聊了几句码头尸体的后续——宪兵司令部把尸体接走了，说要和海军方面协调处理，但海军那边目前还没有正式回应。梁仲春骂了一句“日本人自己狗咬狗，咱们跟着擦屁股”，然后叼着烟走了。
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桌上的公文。他批了三份太仓封锁的值班调整申请，签了一份码头巡检的汽油报销单，又给李士群写了一份关于翁启明案件对物资调配工作影响的说明。每一份文件他都逐字审阅，笔迹工整，措辞严谨，没有任何匆忙或敷衍的痕迹。
九点刚过，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山本的副官打来的。
“郑副主任，山本课长通知您——今天下午的审讯时间定在两点整。地点在吴淞口码头特高课临时检查站。请您一点半之前到达。审讯预计持续到下午五点。”
“押送渔夫的车队什么时候出发？”郑耀先问。
“这是特高课的内部安排，不便透露。”副官的声音很客气，但答得很干脆，“请您准时到达即可。”
电话挂了。郑耀先把话筒放回座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山本不愿意透露押送车队出发的时间，说明他对审讯的安全保密做得比昨天更严了。但副官说“一点半之前到达”，审讯两点开始——这意味着渔夫最迟一点半就已经到达审讯点了。从青浦关押点到吴淞口码头，车程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倒推回去，押送车队最迟十一点半就得出发。现在是九点十分，车队还没走。
他需要把这个时间窗口传出去。但马德成的渠道今天上午已经用过一次了——连续两天使用同一个备用联络渠道，风险太大。他需要一个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方式，直接把信息传递到明楼手里。
十点，郑耀先拿着一份关于太仓封锁的公文，步行前往经济司大楼。理由是核实太仓沿线码头的货物品类数据——这是他的正常工作范围，任何人问起来都挑不出毛病。在经济司二楼的统计科，他和相熟的老科员聊了十来分钟，调阅了两份最新的码头吞吐量月报。然后他上到三楼，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
翁启明的办公室门上已经贴了封条。白纸黑字，盖着特高课的红色印章。走廊里路过的经济司职员都低着头快步走过，没人往那扇门多看一眼。
郑耀先继续往前走，在走廊尽头明楼办公室的门前停下来。门关着，门上的磨砂玻璃后面透出灯光——明楼在里面。他抬手敲了三下。
“请进。”明楼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沉稳如常。
郑耀先推门进去。明楼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正在批阅的报告。他今天穿着一件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眼神从容平和。看到进来的是郑耀先，他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然后放下了笔。
“郑副主任，稀客。”明楼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请坐。”
“打扰明楼先生了。”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关于太仓封锁的公文，“有几项太仓沿线码头的货物品类数据需要和物资调配委员会核对一下。统计科的人说这份数据是您这边签发的。”
“我看看。”明楼接过公文，翻开仔细看了起来。
两人隔着办公桌，面对面坐着，看起来就是一个76号副主任来找经济司首席顾问核对公务数据。任何人走进来看见这个场景，都不会觉得有任何异常。但在这个看似平淡的公务场景之下，另一层交流正在无声地进行。
“这份数据的统计口径有问题。”明楼指着公文上的一行数字，“太仓码头三月份的棉纱出港量统计的是报关数量，不是实际装船数量。这两者之间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差额——差额部分是中途被拦截或者改变目的地的。你用报关数量来评估封锁效果，会低估实际的物资流失量。”
“实际装船数量的数据在哪里？”
“在另一本账上。”明楼把公文还给郑耀先，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那本账不在档案室，也不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办公室。那本账在吴淞口码头的临时检查站。特高课把最近三个月的实际装船记录都调到那边去了，说是要配合太仓封锁做核查。你要拿那本账，得去吴淞口。”
吴淞口。这三个字从明楼嘴里说出来时，语调没有任何变化，但郑耀先听出了它的分量。明楼在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地点了。不但知道了，而且正在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行动创造条件。
“那本账什么时候能调回来？”郑耀先问。
“不好说。”明楼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搁在桌上，“要看特高课那边的审讯进度。我听说山本课长今天下午要在吴淞口提审一个重要人犯。审完了，也许账就能调回来了。”
他说“重要人犯”时，目光透过金丝边眼镜的镜片看着郑耀先。两人对视了不到一秒。郑耀先在那不到一秒的眼神里读到了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我知道你今天下午会去，我也知道渔夫会在那里。
“那我明天再来取。”郑耀先站起来，把公文放回包里，“不打扰明楼先生工作了。”
“郑副主任客气。”明楼也站起来，把他送到门口。开门前，明楼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只有站在他身后的郑耀先能听见。
“吴淞口那个检查站，后院的煤渣堆旁边有个废弃的锅炉房。锅炉房后面有一条窄巷，直通煤场北边的铁丝网缺口。那个缺口在特高课的布防图上没有标注。”
说完这句话，明楼拉开门，脸上恢复了那副客气而疏远的笑容。
“郑副主任慢走。”
郑耀先走出明楼的办公室，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去。他的步伐和来时一样均匀，表情和来时一样平淡。但他的脑子里已经在高速运转。
锅炉房。窄巷。铁丝网缺口。布防图上没有标注。
明楼把吴淞口临时检查站的一个安保漏洞直接告诉了他。这个漏洞不是明楼自己挖出来的——他是经济司的人，不会亲自去吴淞口踩点。这个漏洞是明诚或者明台在踩点时发现的。明楼选择把它告诉郑耀先，是因为他知道郑耀先下午会去旁听审讯。知道这个漏洞的人越多，行动时能利用它的角度就越多。
但郑耀先从明楼告诉他的这个细节里读出了另一层信息——明台的人已经渗透到了吴淞口检查站内部，或者至少对检查站的布防做了极其详细的实地侦察。一个铁丝网缺口，在特高课的标准布防流程中是必然会用沙袋或者游动哨来填补的。如果这个缺口在布防图上没有标注但实际也没有被堵上，说明检查站的安保负责人要么疏忽了，要么——有人在内部帮他“疏忽”。
上午十一点，郑耀先离开经济司大楼。雨又大了起来，黄豆大的雨点砸在汉口路的柏油路面上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花。他撑着伞在雨里走到路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回76号。车上他闭着眼睛，把今天下午的行动方案从头到尾在心里推演了一遍。
一点半到达吴淞口。审讯两点开始。渔夫会在一点半之前被押送到检查站，暂时关在等候室里。山本会提前到达布置审讯室。郑耀先作为旁听者，会被安排在审讯室的一侧坐着，从头到尾观看审讯过程。这意味着他会和渔夫同在一个房间里——这是他从得知渔夫身份以来，第一次如此接近这个出卖了二十多位同志的叛徒。
而在这个房间之外，在检查站的围墙之外，明台的人——也许是明台本人，也许是他手下的行动组——已经布好了阵。他们会利用煤场北边的铁丝网缺口潜入检查站外围，然后通过锅炉房后面的窄巷接近审讯室所在的主楼。一旦渔夫从审讯室里被带出来——不管是审讯结束还是中间休息——行动就会在那一刻触发。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时机。太早动手，渔夫还没到审讯室，行动就扑空了。太晚动手，渔夫已经被押回青浦关押点，窗口就关闭了。最理想的时机是审讯结束后、渔夫被押回等候室准备上车离开的那一刻。那个时刻安保最松懈——审讯结束了，人的注意力会自然放松，警卫们已经在想撤岗后的事了。而渔夫从审讯室走到等候室的这几十米路程，就是他最脆弱的一刻。
中午十二点，郑耀先在食堂快速吃完午饭，然后回到办公室做临行前的准备。他换了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这套衣服的颜色和剪裁都很普通，混在人群里毫不起眼。他把公文包里的文件清理了一遍，只留了几份和太仓封锁相关的公文。然后他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他上次踩点时手绘的吴淞口检查站周边地形图——这份图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在脑子里了，但带上它可以在关键时刻拿出来给山本或者梁仲春看，作为他“熟悉现场地形”的证明。
十二点半，他下楼走到院子里。梁仲春正在车旁边抽烟，看到郑耀先出来，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郑副主任，我也去。”梁仲春拉开车门，等郑耀先坐进去后自己跟了上来，“山本刚才打电话到行动处，让我也去旁听。说今天审讯的内容可能涉及到码头布防的调整，行动处得有人在场。”
郑耀先没有表示异议。梁仲春在场有在场的好处——他是行动处处长，对码头一带的地形和人脉都很熟。如果审讯结束后检查站周围发生意外，梁仲春的反应和经验对76号来说是重要的现场资源。但梁仲春在场也有不利之处——他是汪曼春之外76号里观察力最敏锐的人，如果郑耀先在审讯过程中对某个环节表现出一丝异常的紧张或关注，梁仲春很可能会注意到。
车子发动，驶出76号大门，沿极司菲尔路往北，穿过苏州河上的西藏路桥，进入闸北地界。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每隔两秒就把玻璃上的雨水清掉一层，但新的雨水立刻又糊上来。司机骂了一句天气，把车速放慢了些。
“今天雨不小。”梁仲春看着窗外被雨雾笼罩的闸北街景，“吴淞口那边靠江，风更大。这种天气在码头边上蹲着，够受的。”
“山本选在吴淞口审讯，估计也是想避开市区。”郑耀先随口接话，“青浦那边太远，市区又人多眼杂。吴淞口在码头边上，人少，好控制。”
“可不是嘛。”梁仲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但没点，“不过我总觉得今天这事有点不对劲。山本好端端地突然要提审渔夫，还是审海军的事——这事要审出个好歹来，海军那边能善罢甘休？”
“山本敢审，就说明他手里有底牌。”
“底牌？”梁仲春哼了一声，“山本这个人，底牌从来不给人看。等别人看到底牌的时候，要么是赢了，要么是已经输光了。我跟他打交道这么久，就没见他在谁手里吃过亏——除了海军。”
郑耀先没有接这个话。梁仲春对山本的判断和他的判断是一致的。山本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今天之所以要把渔夫从绝密关押点里提出来，与其说是为了审讯，不如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控制力——他要亲眼看着渔夫被审，亲耳听到渔夫招供或辩解，亲手把事情的结果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性格既是山本作为情报官员的优势，也是他的致命弱点。一个控制欲太强的人，往往会在最需要放手的时刻紧握不放。
车子过了闸北火车站，沿中山路继续往北开。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稀疏，从石库门变成了仓库和厂房，再往前就是成片的棚户区和农田。雨雾里隐约能看到远处黄浦江上轮船的烟囱，冒着黑色的浓烟。
一点十五分，车子驶入了吴淞口码头区域。特高课临时检查站的位置在码头西侧，紧挨着苏州河入江口。从大路拐进煤渣路之后，路况变得很差，雨水把煤渣路泡成了黑色的泥浆，车轮碾过去溅起的泥水打在车窗上。司机皱紧眉头，踩着油门小心翼翼地往前开。
前面出现了一道铁丝网和一座岗亭。岗亭里站着一个穿雨衣的日本宪兵，手里端着步枪。看到轿车过来，宪兵举起手示意停车。梁仲春摇下车窗，把两人的特别通行证递出去。宪兵仔细核对了证件上的照片，又弯腰往车里看了两眼，然后挥手放行。
车子继续往前开了一百多米，在一栋黄色二层砖楼前停下来。这就是检查站的主楼——原来的法商电灯公司办公楼，现在门口挂着“大日本帝国陆军上海宪兵队物资检查站”的木牌。楼前停着两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带篷卡车，卡车上用帆布盖着什么东西，雨水把帆布打得湿透了，轮廓看不清楚。
郑耀先推开车门下来，雨水立刻打在脸上。他撑开伞，站在车旁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院子不大，正面是主楼，左手边是一排平房，右手边就是明楼说的煤渣堆和锅炉房。煤渣堆上长满了杂草，雨水把煤渣冲得四处流淌，黑色的水流在地上蜿蜒。锅炉房是一栋矮砖房，烟囱已经锈断了半截，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锅炉房后面隐约能看到一条窄巷的入口，巷口堆着几个破木箱和一只生锈的汽油桶。
正门岗哨的位置在主楼台阶左侧，一个用沙袋垒成的半圆形掩体，里面架着一挺十一年式轻机枪。机枪的帆布弹带已经装好了，枪口对着院门方向。主楼门口两侧各站着一个穿雨衣的持枪宪兵。主楼后面的院子里隐约能看到游动哨的刺刀在雨幕里一闪一闪。
安保级别很高。至少两个游动哨，一个机枪掩体，两个固定门岗。院子里还停了卡车——卡车上可能还坐着一组待命的警卫。山本把这次审讯的安全保障做到了最严，显然不只是防着抗日组织来劫人，也在防着海军方面有什么动作。
“郑副主任，梁处长，请跟我来。”山本的副官从主楼门口走出来，撑着伞迎上前。他把两人领进主楼，在一楼的门厅里收了伞。门厅不大，正对面是楼梯，左手边是一条走廊，走廊两侧各有一扇门。右手边是一间收发室改成的临时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特高课的女打字员，正在打字机上噼噼啪啪地敲着文件。
“审讯室在二楼。”副官一边上楼一边说，“山本课长已经到了。人犯正在等候室候审。请两位先到审讯室旁边的休息间等候，审讯两点准时开始。”
楼梯很窄，木质的，踩上去吱嘎作响。二楼走廊比一楼更昏暗，只有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走廊两侧各有一扇门——左侧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说话的声音；右侧的门关着，门口站着一个宪兵。
副官推开左侧虚掩的门，把郑耀先和梁仲春让进休息间。休息间不大，摆了几把椅子和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和烟灰缸。墙上挂着一张黄浦江航道图，图上标注了吴淞口至十六铺沿线所有的码头和检查站。窗户对着楼后的院子，透过雨幕能看到院子里的游动哨正沿着围墙根慢慢地走。
梁仲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掏出烟来点上。郑耀先站在窗前，借着看窗外雨景的动作，把楼后院的布防记在心里。一个游动哨，巡视路线是围墙根，巡视一圈大约两分钟。院子的后墙紧挨着煤渣堆，墙头上有铁丝网，但铁丝网有一段似乎松了，在风里来回晃。后墙和锅炉房之间就是那条窄巷的出口——从窗口看下去，窄巷的出口被一堆废弃的货架挡住了大半，看起来像是条死胡同。
但他的目光在窄巷出口处停了一瞬。货架后面的地面上，有几块碎砖被摆成了一个不起眼的三角形。这是人为摆的——不是风刮的，不是雨水冲的。三角形是最简单的行动标记，只有踩过点的人才能认出来。
明台的人已经来过了。也许昨晚来的，也许今天凌晨来的。不管什么时候来的，他们已经在检查站的后院留下了只有自己能认出的标记。
一点四十分，山本一郎走进了休息间。他今天穿的是军装，腰间佩着南部手枪，军靴擦得锃亮。他的表情比昨天在特高课会议室里更阴沉，嘴角的法令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两位都到了。”山本站在门口，目光在郑耀先和梁仲春脸上扫过，“审讯马上开始。有几条规矩我先说清楚——审讯期间，任何人不得离开房间。不得和外界联系。不得记录审讯内容。审讯结束后，所有旁听者必须统一离开，不得单独在检查站内逗留。”
“明白。”郑耀先站起来。
“还有一件事。”山本的目光落在郑耀先身上，“昨天你说——渔夫可能在为海军做双面间谍。我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如果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是白忙一场，而且还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不是，”郑耀先迎着山本的目光，语气平稳，“那至少排除了一个可能。也不算是白忙。”
山本没有接话，转过身往审讯室走去。郑耀先和梁仲春跟在他身后。
审讯室在走廊尽头，门比别的门都宽，包了一层铁皮，铁皮上有暗红色的锈迹。门口站着的宪兵看见山本过来，啪地立正敬礼，推开了铁门。一股潮湿的霉味从审讯室里涌出来。
房间很大，大概有四十平方米。中间是一张铁桌子，桌子两侧各放着一把椅子——一把有扶手的审讯椅，铁质的扶手上焊着手铐扣环；另一把是普通的木椅。靠墙的位置摆了两排折叠椅，是旁听席。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光线刺眼而惨白。窗户被木条钉死了，雨水从木条缝隙里渗进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摊水。
郑耀先在旁听席靠外的位置上坐下来。梁仲春坐在他旁边，翘起二郎腿，把烟掐灭在随身带的铁皮烟盒里。山本在审讯桌的木椅上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摊开在桌面上，然后对门口的宪兵点了点头。
“带人。”
大约等了两分钟。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不止一个人的脚步，至少三四个人。脚步声在审讯室门口停下来，然后铁门被推开了。两个宪兵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的手被铐在背后，脚上戴着脚镣，每走一步铁链就哗啦哗啦地响。他穿着灰布囚服，头发剃得很短，脸上没有明显的伤，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发白。他被关押了这么多天后，身体明显地消瘦了，但眼神里还有光亮——那是一种在绝境中仍然在盘算、仍然在寻找出路的光。
这就是渔夫。真名孙仲明。党内代号S-07。原中共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三年前被特高课秘密策反，出卖了二十多位同志，手上沾满了自己人的血。
宪兵把渔夫按在审讯椅上，把他的手腕扣进扶手上的手铐扣环里。渔夫没有反抗，乖乖地坐着，低着头看着自己扣在铁扶手的手指。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长时间的拘禁让他的神经系统出了些问题。
山本翻开文件夹，用日语念了一段开场白。旁边的翻译官站在桌旁，逐句翻成中文。
“孙仲明。今天提审你，不是关于太仓线的事。太仓线的情报你已经交代得差不多了。今天要问你的，是另一件事——你和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关系。”
他在黑暗中坐在寓所的书桌前，把吴淞口码头的地形在脑子里一寸一寸地过。法商电灯公司的储煤仓库——现在被特高课征用为物资检查站兼临时审讯点——坐落在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河口北岸。仓库主体是一栋两层砖石建筑，外墙刷着已经剥落了大半的黄色石灰浆，铁皮屋顶上架着一座木制了望塔。仓库东侧是煤场，堆着几座废弃的煤渣山，长满了野草。西侧是一排平房，原来是公司职员的宿舍，现在被特高课改成了警卫营房。仓库正面朝南，对着苏州河，有一个用沙袋垒起来的机枪掩体。背面朝北，是一条煤渣路，煤渣路往北走两百米就是废弃货仓——发现两具海军尸体的地方。
这一带的地形他在做码头安保评估时亲自走过两次。第一次是白天，第二次是傍晚。两次他都在夹在腋下的公文包里放了一张手绘的草图，图上标注了每一个岗哨的位置、每一段围墙的高度、每一条可以通人的巷道。这些草图后来都作为安保评估报告的附件归入了76号档案室，任何人都可以调阅——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他把真正有用的情报藏在最显眼的公开文件里，谁也不会想到去翻一份归档的安保报告来寻找泄漏源头。
但现在他需要的不只是地形情报，他需要知道明天下午审讯点的具体布防——外围几个岗，院内几个岗，审讯室设在哪间房，渔夫到达后会被关在哪个房间等候提审，山本什么时候到，审讯预计持续多长时间。这些信息只有在审讯开始前几个小时才会由特高课通知76号——而且只会通知个大概，具体细节山本不会透露。
天快亮的时候，弄堂里又下起了雨。雨势不大，细密绵长，打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郑耀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拨开一条缝往外看。弄堂里已经有了早起的人在走动——一个老太太撑着油纸伞去倒马桶，一个报童挎着帆布包在弄堂口分发早报，一个煤球店的伙计推着板车在石板路上轧出咕隆咕隆的响声。一切看起来都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
他放下窗帘，走到水盆前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白上有几道红血丝，嘴唇干裂了一道小口。他用毛巾蘸了冷水敷在后颈上，让身体从一夜未眠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今天会是很长的一天。
早上七点半，他照常到76号上班。在食堂吃了两个馒头一碗豆浆，和梁仲春聊了几句码头尸体的后续——宪兵司令部把尸体接走了，说要和海军方面协调处理，但海军那边目前还没有正式回应。梁仲春骂了一句“日本人自己狗咬狗，咱们跟着擦屁股”，然后叼着烟走了。
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桌上的公文。他批了三份太仓封锁的值班调整申请，签了一份码头巡检的汽油报销单，又给李士群写了一份关于翁启明案件对物资调配工作影响的说明。每一份文件他都逐字审阅，笔迹工整，措辞严谨，没有任何匆忙或敷衍的痕迹。
九点刚过，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山本的副官打来的。
“郑副主任，山本课长通知您——今天下午的审讯时间定在两点整。地点在吴淞口码头特高课临时检查站。请您一点半之前到达。审讯预计持续到下午五点。”
“押送渔夫的车队什么时候出发？”郑耀先问。
“这是特高课的内部安排，不便透露。”副官的声音很客气，但答得很干脆，“请您准时到达即可。”
电话挂了。郑耀先把话筒放回座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山本不愿意透露押送车队出发的时间，说明他对审讯的安全保密做得比昨天更严了。但副官说“一点半之前到达”，审讯两点开始——这意味着渔夫最迟一点半就已经到达审讯点了。从青浦关押点到吴淞口码头，车程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倒推回去，押送车队最迟十一点半就得出发。现在是九点十分，车队还没走。
他需要把这个时间窗口传出去。但马德成的渠道今天上午已经用过一次了——连续两天使用同一个备用联络渠道，风险太大。他需要一个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方式，直接把信息传递到明楼手里。
十点，郑耀先拿着一份关于太仓封锁的公文，步行前往经济司大楼。理由是核实太仓沿线码头的货物品类数据——这是他的正常工作范围，任何人问起来都挑不出毛病。在经济司二楼的统计科，他和相熟的老科员聊了十来分钟，调阅了两份最新的码头吞吐量月报。然后他上到三楼，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
翁启明的办公室门上已经贴了封条。白纸黑字，盖着特高课的红色印章。走廊里路过的经济司职员都低着头快步走过，没人往那扇门多看一眼。
郑耀先继续往前走，在走廊尽头明楼办公室的门前停下来。门关着，门上的磨砂玻璃后面透出灯光——明楼在里面。他抬手敲了三下。
“请进。”明楼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沉稳如常。
郑耀先推门进去。明楼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正在批阅的报告。他今天穿着一件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眼神从容平和。看到进来的是郑耀先，他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然后放下了笔。
“郑副主任，稀客。”明楼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请坐。”
“打扰明楼先生了。”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关于太仓封锁的公文，“有几项太仓沿线码头的货物品类数据需要和物资调配委员会核对一下。统计科的人说这份数据是您这边签发的。”
“我看看。”明楼接过公文，翻开仔细看了起来。
两人隔着办公桌，面对面坐着，看起来就是一个76号副主任来找经济司首席顾问核对公务数据。任何人走进来看见这个场景，都不会觉得有任何异常。但在这个看似平淡的公务场景之下，另一层交流正在无声地进行。
“这份数据的统计口径有问题。”明楼指着公文上的一行数字，“太仓码头三月份的棉纱出港量统计的是报关数量，不是实际装船数量。这两者之间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差额——差额部分是中途被拦截或者改变目的地的。你用报关数量来评估封锁效果，会低估实际的物资流失量。”
“实际装船数量的数据在哪里？”
“在另一本账上。”明楼把公文还给郑耀先，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那本账不在档案室，也不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办公室。那本账在吴淞口码头的临时检查站。特高课把最近三个月的实际装船记录都调到那边去了，说是要配合太仓封锁做核查。你要拿那本账，得去吴淞口。”
吴淞口。这三个字从明楼嘴里说出来时，语调没有任何变化，但郑耀先听出了它的分量。明楼在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地点了。不但知道了，而且正在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行动创造条件。
“那本账什么时候能调回来？”郑耀先问。
“不好说。”明楼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搁在桌上，“要看特高课那边的审讯进度。我听说山本课长今天下午要在吴淞口提审一个重要人犯。审完了，也许账就能调回来了。”
他说“重要人犯”时，目光透过金丝边眼镜的镜片看着郑耀先。两人对视了不到一秒。郑耀先在那不到一秒的眼神里读到了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我知道你今天下午会去，我也知道渔夫会在那里。
“那我明天再来取。”郑耀先站起来，把公文放回包里，“不打扰明楼先生工作了。”
“郑副主任客气。”明楼也站起来，把他送到门口。开门前，明楼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只有站在他身后的郑耀先能听见。
“吴淞口那个检查站，后院的煤渣堆旁边有个废弃的锅炉房。锅炉房后面有一条窄巷，直通煤场北边的铁丝网缺口。那个缺口在特高课的布防图上没有标注。”
说完这句话，明楼拉开门，脸上恢复了那副客气而疏远的笑容。
“郑副主任慢走。”
郑耀先走出明楼的办公室，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去。他的步伐和来时一样均匀，表情和来时一样平淡。但他的脑子里已经在高速运转。
锅炉房。窄巷。铁丝网缺口。布防图上没有标注。
明楼把吴淞口临时检查站的一个安保漏洞直接告诉了他。这个漏洞不是明楼自己挖出来的——他是经济司的人，不会亲自去吴淞口踩点。这个漏洞是明诚或者明台在踩点时发现的。明楼选择把它告诉郑耀先，是因为他知道郑耀先下午会去旁听审讯。知道这个漏洞的人越多，行动时能利用它的角度就越多。
但郑耀先从明楼告诉他的这个细节里读出了另一层信息——明台的人已经渗透到了吴淞口检查站内部，或者至少对检查站的布防做了极其详细的实地侦察。一个铁丝网缺口，在特高课的标准布防流程中是必然会用沙袋或者游动哨来填补的。如果这个缺口在布防图上没有标注但实际也没有被堵上，说明检查站的安保负责人要么疏忽了，要么——有人在内部帮他“疏忽”。
上午十一点，郑耀先离开经济司大楼。雨又大了起来，黄豆大的雨点砸在汉口路的柏油路面上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花。他撑着伞在雨里走到路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回76号。车上他闭着眼睛，把今天下午的行动方案从头到尾在心里推演了一遍。
一点半到达吴淞口。审讯两点开始。渔夫会在一点半之前被押送到检查站，暂时关在等候室里。山本会提前到达布置审讯室。郑耀先作为旁听者，会被安排在审讯室的一侧坐着，从头到尾观看审讯过程。这意味着他会和渔夫同在一个房间里——这是他从得知渔夫身份以来，第一次如此接近这个出卖了二十多位同志的叛徒。
而在这个房间之外，在检查站的围墙之外，明台的人——也许是明台本人，也许是他手下的行动组——已经布好了阵。他们会利用煤场北边的铁丝网缺口潜入检查站外围，然后通过锅炉房后面的窄巷接近审讯室所在的主楼。一旦渔夫从审讯室里被带出来——不管是审讯结束还是中间休息——行动就会在那一刻触发。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时机。太早动手，渔夫还没到审讯室，行动就扑空了。太晚动手，渔夫已经被押回青浦关押点，窗口就关闭了。最理想的时机是审讯结束后、渔夫被押回等候室准备上车离开的那一刻。那个时刻安保最松懈——审讯结束了，人的注意力会自然放松，警卫们已经在想撤岗后的事了。而渔夫从审讯室走到等候室的这几十米路程，就是他最脆弱的一刻。
中午十二点，郑耀先在食堂快速吃完午饭，然后回到办公室做临行前的准备。他换了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这套衣服的颜色和剪裁都很普通，混在人群里毫不起眼。他把公文包里的文件清理了一遍，只留了几份和太仓封锁相关的公文。然后他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他上次踩点时手绘的吴淞口检查站周边地形图——这份图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在脑子里了，但带上它可以在关键时刻拿出来给山本或者梁仲春看，作为他“熟悉现场地形”的证明。
十二点半，他下楼走到院子里。梁仲春正在车旁边抽烟，看到郑耀先出来，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
“郑副主任，我也去。”梁仲春拉开车门，等郑耀先坐进去后自己跟了上来，“山本刚才打电话到行动处，让我也去旁听。说今天审讯的内容可能涉及到码头布防的调整，行动处得有人在场。”
郑耀先没有表示异议。梁仲春在场有在场的好处——他是行动处处长，对码头一带的地形和人脉都很熟。如果审讯结束后检查站周围发生意外，梁仲春的反应和经验对76号来说是重要的现场资源。但梁仲春在场也有不利之处——他是汪曼春之外76号里观察力最敏锐的人，如果郑耀先在审讯过程中对某个环节表现出一丝异常的紧张或关注，梁仲春很可能会注意到。
车子发动，驶出76号大门，沿极司菲尔路往北，穿过苏州河上的西藏路桥，进入闸北地界。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每隔两秒就把玻璃上的雨水清掉一层，但新的雨水立刻又糊上来。司机骂了一句天气，把车速放慢了些。
“今天雨不小。”梁仲春看着窗外被雨雾笼罩的闸北街景，“吴淞口那边靠江，风更大。这种天气在码头边上蹲着，够受的。”
“山本选在吴淞口审讯，估计也是想避开市区。”郑耀先随口接话，“青浦那边太远，市区又人多眼杂。吴淞口在码头边上，人少，好控制。”
“可不是嘛。”梁仲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但没点，“不过我总觉得今天这事有点不对劲。山本好端端地突然要提审渔夫，还是审海军的事——这事要审出个好歹来，海军那边能善罢甘休？”
“山本敢审，就说明他手里有底牌。”
“底牌？”梁仲春哼了一声，“山本这个人，底牌从来不给人看。等别人看到底牌的时候，要么是赢了，要么是已经输光了。我跟他打交道这么久，就没见他在谁手里吃过亏——除了海军。”
郑耀先没有接这个话。梁仲春对山本的判断和他的判断是一致的。山本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今天之所以要把渔夫从绝密关押点里提出来，与其说是为了审讯，不如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控制力——他要亲眼看着渔夫被审，亲耳听到渔夫招供或辩解，亲手把事情的结果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性格既是山本作为情报官员的优势，也是他的致命弱点。一个控制欲太强的人，往往会在最需要放手的时刻紧握不放。
车子过了闸北火车站，沿中山路继续往北开。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稀疏，从石库门变成了仓库和厂房，再往前就是成片的棚户区和农田。雨雾里隐约能看到远处黄浦江上轮船的烟囱，冒着黑色的浓烟。
一点十五分，车子驶入了吴淞口码头区域。特高课临时检查站的位置在码头西侧，紧挨着苏州河入江口。从大路拐进煤渣路之后，路况变得很差，雨水把煤渣路泡成了黑色的泥浆，车轮碾过去溅起的泥水打在车窗上。司机皱紧眉头，踩着油门小心翼翼地往前开。
前面出现了一道铁丝网和一座岗亭。岗亭里站着一个穿雨衣的日本宪兵，手里端着步枪。看到轿车过来，宪兵举起手示意停车。梁仲春摇下车窗，把两人的特别通行证递出去。宪兵仔细核对了证件上的照片，又弯腰往车里看了两眼，然后挥手放行。
车子继续往前开了一百多米，在一栋黄色二层砖楼前停下来。这就是检查站的主楼——原来的法商电灯公司办公楼，现在门口挂着“大日本帝国陆军上海宪兵队物资检查站”的木牌。楼前停着两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带篷卡车，卡车上用帆布盖着什么东西，雨水把帆布打得湿透了，轮廓看不清楚。
郑耀先推开车门下来，雨水立刻打在脸上。他撑开伞，站在车旁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院子不大，正面是主楼，左手边是一排平房，右手边就是明楼说的煤渣堆和锅炉房。煤渣堆上长满了杂草，雨水把煤渣冲得四处流淌，黑色的水流在地上蜿蜒。锅炉房是一栋矮砖房，烟囱已经锈断了半截，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锅炉房后面隐约能看到一条窄巷的入口，巷口堆着几个破木箱和一只生锈的汽油桶。
正门岗哨的位置在主楼台阶左侧，一个用沙袋垒成的半圆形掩体，里面架着一挺十一年式轻机枪。机枪的帆布弹带已经装好了，枪口对着院门方向。主楼门口两侧各站着一个穿雨衣的持枪宪兵。主楼后面的院子里隐约能看到游动哨的刺刀在雨幕里一闪一闪。
安保级别很高。至少两个游动哨，一个机枪掩体，两个固定门岗。院子里还停了卡车——卡车上可能还坐着一组待命的警卫。山本把这次审讯的安全保障做到了最严，显然不只是防着抗日组织来劫人，也在防着海军方面有什么动作。
“郑副主任，梁处长，请跟我来。”山本的副官从主楼门口走出来，撑着伞迎上前。他把两人领进主楼，在一楼的门厅里收了伞。门厅不大，正对面是楼梯，左手边是一条走廊，走廊两侧各有一扇门。右手边是一间收发室改成的临时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特高课的女打字员，正在打字机上噼噼啪啪地敲着文件。
“审讯室在二楼。”副官一边上楼一边说，“山本课长已经到了。人犯正在等候室候审。请两位先到审讯室旁边的休息间等候，审讯两点准时开始。”
楼梯很窄，木质的，踩上去吱嘎作响。二楼走廊比一楼更昏暗，只有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走廊两侧各有一扇门——左侧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说话的声音；右侧的门关着，门口站着一个宪兵。
副官推开左侧虚掩的门，把郑耀先和梁仲春让进休息间。休息间不大，摆了几把椅子和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茶壶和烟灰缸。墙上挂着一张黄浦江航道图，图上标注了吴淞口至十六铺沿线所有的码头和检查站。窗户对着楼后的院子，透过雨幕能看到院子里的游动哨正沿着围墙根慢慢地走。
梁仲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掏出烟来点上。郑耀先站在窗前，借着看窗外雨景的动作，把楼后院的布防记在心里。一个游动哨，巡视路线是围墙根，巡视一圈大约两分钟。院子的后墙紧挨着煤渣堆，墙头上有铁丝网，但铁丝网有一段似乎松了，在风里来回晃。后墙和锅炉房之间就是那条窄巷的出口——从窗口看下去，窄巷的出口被一堆废弃的货架挡住了大半，看起来像是条死胡同。
但他的目光在窄巷出口处停了一瞬。货架后面的地面上，有几块碎砖被摆成了一个不起眼的三角形。这是人为摆的——不是风刮的，不是雨水冲的。三角形是最简单的行动标记，只有踩过点的人才能认出来。
明台的人已经来过了。也许昨晚来的，也许今天凌晨来的。不管什么时候来的，他们已经在检查站的后院留下了只有自己能认出的标记。
一点四十分，山本一郎走进了休息间。他今天穿的是军装，腰间佩着南部手枪，军靴擦得锃亮。他的表情比昨天在特高课会议室里更阴沉，嘴角的法令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两位都到了。”山本站在门口，目光在郑耀先和梁仲春脸上扫过，“审讯马上开始。有几条规矩我先说清楚——审讯期间，任何人不得离开房间。不得和外界联系。不得记录审讯内容。审讯结束后，所有旁听者必须统一离开，不得单独在检查站内逗留。”
“明白。”郑耀先站起来。
“还有一件事。”山本的目光落在郑耀先身上，“昨天你说——渔夫可能在为海军做双面间谍。我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如果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是白忙一场，而且还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不是，”郑耀先迎着山本的目光，语气平稳，“那至少排除了一个可能。也不算是白忙。”
山本没有接话，转过身往审讯室走去。郑耀先和梁仲春跟在他身后。
审讯室在走廊尽头，门比别的门都宽，包了一层铁皮，铁皮上有暗红色的锈迹。门口站着的宪兵看见山本过来，啪地立正敬礼，推开了铁门。一股潮湿的霉味从审讯室里涌出来。
房间很大，大概有四十平方米。中间是一张铁桌子，桌子两侧各放着一把椅子——一把有扶手的审讯椅，铁质的扶手上焊着手铐扣环；另一把是普通的木椅。靠墙的位置摆了两排折叠椅，是旁听席。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光线刺眼而惨白。窗户被木条钉死了，雨水从木条缝隙里渗进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摊水。
郑耀先在旁听席靠外的位置上坐下来。梁仲春坐在他旁边，翘起二郎腿，把烟掐灭在随身带的铁皮烟盒里。山本在审讯桌的木椅上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摊开在桌面上，然后对门口的宪兵点了点头。
“带人。”
大约等了两分钟。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不止一个人的脚步，至少三四个人。脚步声在审讯室门口停下来，然后铁门被推开了。两个宪兵一左一右架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的手被铐在背后，脚上戴着脚镣，每走一步铁链就哗啦哗啦地响。他穿着灰布囚服，头发剃得很短，脸上没有明显的伤，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干裂发白。他被关押了这么多天后，身体明显地消瘦了，但眼神里还有光亮——那是一种在绝境中仍然在盘算、仍然在寻找出路的光。
这就是渔夫。真名孙仲明。党内代号S-07。原中共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三年前被特高课秘密策反，出卖了二十多位同志，手上沾满了自己人的血。
宪兵把渔夫按在审讯椅上，把他的手腕扣进扶手上的手铐扣环里。渔夫没有反抗，乖乖地坐着，低着头看着自己扣在铁扶手的手指。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长时间的拘禁让他的神经系统出了些问题。
山本翻开文件夹，用日语念了一段开场白。旁边的翻译官站在桌旁，逐句翻成中文。
“孙仲明。今天提审你，不是关于太仓线的事。太仓线的情报你已经交代得差不多了。今天要问你的，是另一件事——你和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