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56章 夜莺折翼
热门推荐：
贴身保镖：美女总裁很怕疼
【神印】被迫言和后
伪装者之风筝
求生副本：美人她一心苟命
雪冢重生：这一世不留遗憾
四合院：我的座驾是女神
凡女修仙：从杂役到万古第一仙
终极进化路
放弃我？我靠七女神机甲称霸一方
周培文供出“夜莺”代号后的第四天，许鹤鸣在法租界霞飞路发现了假沈念秋的踪迹。
发现的过程说不上多高明。许鹤鸣已经在法租界公董局附近蹲守了将近两周。他在公董局大门对面的咖啡馆里包了一张靠窗的台子，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面前放一杯永远喝不完的清咖，眼睛隔着玻璃盯着公董局进出的每一个人。他手里有三张假沈念秋的照片——一张是她在经济司门口被偷拍的侧脸，一张是她在玉壶春茶楼和翁启明见面时被拍到的背影，还有一张是从法租界公董局人事档案里调出来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女人眉目清秀，唇角微微上扬，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在沦陷区讨生活的职业女性没有区别。
但许鹤鸣不是靠照片认人的。他在情报处干了六年外勤，盯梢跟人的功夫在76号排第一。他认人不靠脸，靠身形、步态、习惯动作。一个人的脸可以化妆，发型可以换，衣服可以穿成完全不同的风格，但走路的姿态——步幅的大小、重心的位置、摆臂的幅度、脚尖的内八还是外八——是改不了的。许鹤鸣在档案室里翻到过假沈念秋在公董局走廊里的监控照片，从那张照片里他记住了她的步态——她走路时左脚微微外撇，右脚笔直向前，这个不对称的步态非常罕见。
第四天下午三点十五分，许鹤鸣看到一个女人从公董局侧门走出来。女人穿着灰色呢大衣，头上裹着深蓝色围巾，只露出小半张脸。她没有走正门，而是从侧门出来直接拐进了通往霞飞路的一条小巷。许鹤鸣放下咖啡杯，站起来，推门出了咖啡馆，远远地跟在她后面。跟了大概五十米，女人在巷口拐弯时左脚微微外撇的动作被他捕捉到了。就是这一下，许鹤鸣认出了她。
他没有在巷子里动手。霞飞路上人来人往，法租界巡捕房的巡警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巡逻一次，在这里抓人容易惊动法租界当局，引发不必要的外交麻烦。许鹤鸣做了一个更聪明的选择——他拉低了帽檐，加快脚步超过了那个女人，在巷口的公用电话亭里拨通了76号情报处的专线。
汪曼春接到电话后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调集了一支由情报处便衣和行动处外勤组成的联合抓捕队。她没有通知特高课——不是想抢功，而是特高课的介入会把事情闹大，法租界公董局那边一旦收到日本宪兵队介入的消息，很可能会用外交豁免权来拖延。汪曼春不想给夜莺任何逃脱的机会。
下午四点，霞飞路和莫里哀路的交叉口被悄无声息地封锁了。联合抓捕队分成三组，一组堵在公董局后门，一组守在夜莺租住的公寓楼下，还有一组由许鹤鸣带着，跟在她身后大约三十米的位置。夜莺刚从一家药房里出来——她在药房里买了一瓶碘酒和一卷绷带，这说明她可能受了伤，或者在为某个受伤的人做护理——就被许鹤鸣从后面按住了肩膀。
她的反应极快。在被按住的一瞬间，她不是回头，而是用手肘往后猛击，同时身体下沉试图挣脱。这一下肘击打在了许鹤鸣的锁骨上，力道很大，许鹤鸣后来跟人说“这女人绝对不是普通的翻译，她是受过训练的”。但许鹤鸣不是一个人。另一个便衣从侧面扑上来，抓住了她那只拿着碘酒的手。第三个便衣从正面堵住了她的去路，手里亮出了手枪。夜莺被三个人围在中间，背靠着药房的玻璃橱窗，手里攥着那瓶碘酒，指节捏得发白。
她没有再反抗。她的目光扫过了三个便衣的脸，然后在许鹤鸣的胸口停了一瞬——她认出了他。上次在福安里甩掉的就是这个人。
许鹤鸣从她手里把碘酒瓶拿下来，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对另外两个便衣说了一句话：“带走。”
夜莺被押进一辆黑色轿车，车子直接驶向了极司菲尔路76号。消息传回76号时，郑耀先正在办公室批阅太仓封锁的日常巡检报告。梁仲春从外面推门进来，连门都没敲，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兴奋还是紧张。
“假沈念秋抓到了。”他说，“许鹤鸣在霞飞路上按住的。人已经在押回来的路上了。”
郑耀先把笔放下，抬起头。他需要做出一个76号副主任在这个时刻该有的反应——不惊不喜，先问关键问题。“在哪儿抓到的？附近有没有接头人？”
“霞飞路莫里哀路口。她一个人，手里提着碘酒和绷带，从药房里出来。”梁仲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上，“许鹤鸣说她好像受了伤——至少买的东西是处理伤口用的。不确定是她自己受伤还是别人。”
“汪曼春呢？”
“已经在审讯室等着了。她要把夜莺直接带进审讯室，不给任何喘息的时间。”
郑耀先站起来，把批了一半的文件合上。他没有往审讯室走——汪曼春没有通知他参加审讯，他不能表现得太积极。但他需要知道审讯结果，因为假沈念秋是军统的人，她知道“毒蛇”。如果她在审讯中供出了毒蛇的真实身份，明楼就会在几个小时内从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变成76号的头号通缉犯。
他站在办公室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着楼下院子里的动静。抓捕队的车还没回来，院子里只有梁仲春的福特轿车和几辆三轮摩托。一个行动处的便衣正蹲在墙角擦枪，嘴里哼着评弹调子。一切都还很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就像暴风雨来之前的苏州河，水面平静无波，水下的暗流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搅在了一起。
大约半小时后，两辆黑色轿车鱼贯驶入76号大门。许鹤鸣从第一辆车里出来，胳膊下夹着一个档案袋。两个便衣从第二辆车里押出一个女人。她的深蓝色围巾在押送过程中被扯掉了，露出齐耳的短发和一张比照片上更消瘦的脸。她的大衣前襟沾着泥水——大概是某次挣扎时摔在地上弄的。她走路时左腿有点拖，这是许鹤鸣说的“受过伤”的证据。
她从我窗下的院子里被押过去时，忽然抬起头，目光在二楼的窗户上扫了一圈。她的视线和我的目光隔着百叶窗的缝隙短暂地交会了。那一瞬间她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只有一种冷而平静的审视——她在看这栋楼，看这栋楼里的人，像在记一张地图。然后她低下头，被便衣推着走进了主楼的侧门。
审讯室在一楼西侧。郑耀先没有下去，但他能听见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和开关铁门的响声。他回到椅子上，继续批文件。钢笔在纸面上沙沙地响着，写的什么他并没有完全看进去。
审讯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傍晚时分，汪曼春从审讯室里出来了。她的步态很疲惫，但眼神很亮——那种发现了新线索之后特有的锐利的光。她直接去了李士群的办公室，在里面待了大约十五分钟。然后李士群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山本。
郑耀先从汪曼春出来时的表情和后续的动作中判断出，审讯应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假沈念秋可能供出了一些东西——也许不是全部，但至少够汪曼春向山本交差。问题的关键是，她有没有供出毒蛇？
晚上八点，陆汉卿通过“茶房”的紧急联络渠道向郑耀先传递了一份情报。郑耀先从茶馆回寓所后，在台灯下展开了那张香烟盒里的锡纸。锡纸上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字迹很潦草，说明陆汉卿写这份情报时很匆忙。
“夜莺被捕。据内线，汪审讯四小时，夜莺未供毒蛇身份。她承认自己是军统上海站直属情报员，代号夜莺，承认通过翁启明接触物资调配委员会，承认永昌贸易行是军统物资转运点。但关于毒蛇，她只说‘不知道’。汪用周培文口供交叉逼问，她否认与毒蛇有直接联系。山本已下令将夜莺转至特高课关押，明日将亲自提审。明楼已获通知，他让你不必担心——夜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郑耀先把锡纸上的内容逐行看了两遍，然后划燃火柴烧掉。灰烬落在烟灰缸里，他用手指碾碎，和之前的灰烬混在一起。
夜莺不知道明楼的身份——这是一道极其关键的防线。军统的单线联系制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假沈念秋虽然是毒蛇的下线，但下线不知道上线的真实身份——她只知道如何接收指令，不知道发出指令的人是谁。明楼这些年坚持用间接方式和她联络是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夜莺的威胁已经解除。夜莺不知道毒蛇的真名，但她知道毒蛇的通讯方式、情报投放习惯、指令模式——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山本提供拼图。汪曼春是拼图高手，山本更是。如果他们把夜莺提供的信息和周培文供出的信息拼在一起，再结合经济司官员的电话监控数据和外线盯梢报告，他们迟早会把拼图拼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而这个轮廓一旦成型，指向明楼的箭头就会越来越清晰。
郑耀先在便签上写了一行字，折好放进鞋跟夹层里，准备明天通过马德成的渠道传给陆汉卿。便签上的内容是：夜莺未供明楼，但山本将亲审。建议明楼暂停一切任务指令，维持公开活动节奏。翁启明案可继续利用军统线模糊焦点。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特高课的车就到了76号。山本没有亲自来，来的是他的副官和四个荷枪实弹的宪兵。他们把假沈念秋从76号看守所的单人牢房里提出来，给她戴上了手铐和脚镣，押进了一辆带铁栅栏的囚车。
汪曼春站在院子里，看着囚车驶出76号大门。她的表情很平静，但站在她旁边的梁仲春注意到她攥着钢笔的手指在微微发白。梁仲春后来在食堂里跟郑耀先说了一句话——“汪处长心里不舒服。人是她抓的，但案子不是她的。山本把人提走了，就等于把她从主审官降成了外围协查。她费了那么多心思，最后还是替特高课做了嫁衣。”
郑耀先端着搪瓷茶缸没有接话。他倒觉得汪曼春不是因为抢功而不高兴——或者说，不全是。假沈念秋是军统的人，和明楼之间有着她目前还不知道的联系。汪曼春真正不安的，是她对明楼的直觉一直没有被证实，而每一次接近证实的机会都被人从她手里拿走了。
夜莺被转移到特高课后，山本并没有马上提审她。他把夜莺关在特高课大楼地下室的单人牢房里，只派了一个女看守负责看管，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触。他在等——等声纹分析员从东京到上海。
周三下午，一架从东京飞来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江湾机场。飞机上下来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陆军文职制服的中年男人。他提着一个黑色皮箱，箱子里装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最新配发的便携式声纹分析仪——一台能在录音带上提取十六个声学参数并对说话人的籍贯、年龄、性别进行交叉比对的精密仪器。这台仪器的型号叫“九七式音响鉴识仪”，日本本土只生产了不到十台，分配到中国战场的只有两台。一台在北平，另一台现在到了上海。
声纹分析员叫吉田茂夫，东京帝国大学声学研究所出身，在日本宪兵队做了四年声纹鉴定，据说能从一句话里听出说话人是哪个县的人。山本亲自到机场接了他，把他直接拉到特高课电讯室。木村和佐藤遇害当晚苏州河沿线公用电话的全部录音带已经整齐地排放在操作台上，一共七通电话的录音——六通本地，一通长途。每通录音都被标记了精确的拨出时间、通话时长和电话号码。
吉田茂夫在电讯室里待了整整一天一夜。
周四傍晚，郑耀先在76号办公室里接到了山本副官打来的电话。副官通知他——山本课长明天上午九点在特高课召开紧急通报会，要求76号所有处室负责人准时出席。副官在电话里没有说会议内容，但郑耀先从副官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压抑的兴奋——那是猎人在猎物终于露出踪迹时特有的那种兴奋。
周五上午九点，特高课三楼会议室。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山本坐在上首，面前放着一份黑皮报告——那是吉田茂夫的声纹鉴定报告。山本的脸因为连续多日缺乏睡眠而略显浮肿，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久没见过的光。
“声纹分析结果出来了。”山本翻开报告，开门见山，“木村和佐藤遇害当晚打往南京海军情报课的那通电话，通话人的声纹特征已经被提取。吉田茂夫分析了通话人的音调频率、语速节奏、声带共鸣腔形状以及卷舌音的发音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山本的手指在报告上逐行划过。
“说话人是男性，年龄约在四十五岁上下，籍贯为江苏无锡一带。声带没有受过损伤，发音习惯显示受过高等教育，但卷舌音和鼻音韵尾带有鲜明的无锡方言特征。这个人的普通话水平很高，能在正式场合完全隐藏方言口音，但在语速加快或情绪激动时，无锡话的特征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下暖气片发出的嘶嘶声。
“这个口音特征和渔夫一致——渔夫是江阴人，江阴口音和无锡口音在声学参数上高度相近。但渔夫在案发当晚已经被关在青浦关押点里，没有机会接触电话。”山本合上报告，“所以，打电话的人不是渔夫本人，但很可能和渔夫是同乡——或者至少在无锡、江阴一带生活过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形成了不可消除的方言底色。”
山本把报告推到桌子中间。
“这个人认识渔夫。他知道渔夫正在被海军追查。他在木村和佐藤遇害前几小时打电话通知了南京海军情报课——很可能是在向海军通风报信，告诉他们渔夫被特高课严密保护的消息。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渔夫在共党内部的同伙——或者至少是同一个情报网络里的人。”
汪曼春拿起报告翻了翻，眉头越皱越紧。“山本课长，吉田先生能不能把通话人的声音和某个已知人的声纹做交叉比对？如果能拿到几个嫌疑人的声音样本，也许能直接锁定通话人是谁。”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山本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名单，“专案组已经整理了一份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人员名单——第一，男性，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第二，籍贯为无锡、江阴或周边地区。第三，在渔夫被捕前和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接触。”
名单上只有九个人的名字。郑耀先的目光扫过那份名单——九个人里他认识六个，都是物资调配委员会和经济司的官员。排在名单末尾的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名字，职务是经济司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员。
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明楼。
李士群看着名单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用很平的声音说了一句：“明楼先生的籍贯不是无锡。”
山本的回答很快：“明楼的籍贯是浙江镇海，但他的母亲是无锡人。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曾在无锡长期居住——他姨妈是无锡人，嫁在无锡城里，明楼在暑假期间经常去无锡姨妈家小住。”山本顿了一下，“这些信息在他的学籍档案里都有记录。”
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降到了冰点。汪曼春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住了，笔尖压出了一个墨点。梁仲春翘着的二郎腿缓缓放了下来。李士群把手里的钢笔搁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郑耀先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势，但他的心里在这一瞬间已经推演出了接下来的全部可能——山本已经拿到了声纹分析报告，报告中通话人的口音特征和明楼的背景形成了初步契合。但声纹分析只是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定案。山本需要直接拿到明楼的声音样本和通话录音做交叉比对，才能确定通话人是不是明楼。
“我决定对这九个人逐一进行声纹比对。”山本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具体方案是——由专案组安排一次经济司物资调配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会议议题可以是对太仓封锁后的物资调配方案进行调整。九名被调查人员全部参会。会议期间，丁曼在隔壁房间通过专线电话录音系统采集每个人的发言音频。采集完成后交由吉田茂夫进行对比分析。”
会议室里的人都没有说话。这个方案在技术上是严谨的——声纹比对需要样本和参照物在同一个声学环境下采集，才能最大程度地排除环境噪声和传输损耗带来的误差。用物资调配会议的名义采集声音样本，不惊动任何被调查人，在程序上也无可挑剔。
但对明楼来说，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局面。如果他的声音样本和那通电话的录音被吉田茂夫认定是同一个人，那么不管他在经济司的地位多高、在汪伪政府的背景多硬，山本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到那时候，他的军统身份、他的中共身份、他和渔夫案海军案太仓线案的所有关联，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接一块地倒下去。
发现的过程说不上多高明。许鹤鸣已经在法租界公董局附近蹲守了将近两周。他在公董局大门对面的咖啡馆里包了一张靠窗的台子，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面前放一杯永远喝不完的清咖，眼睛隔着玻璃盯着公董局进出的每一个人。他手里有三张假沈念秋的照片——一张是她在经济司门口被偷拍的侧脸，一张是她在玉壶春茶楼和翁启明见面时被拍到的背影，还有一张是从法租界公董局人事档案里调出来的证件照，照片上的女人眉目清秀，唇角微微上扬，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在沦陷区讨生活的职业女性没有区别。
但许鹤鸣不是靠照片认人的。他在情报处干了六年外勤，盯梢跟人的功夫在76号排第一。他认人不靠脸，靠身形、步态、习惯动作。一个人的脸可以化妆，发型可以换，衣服可以穿成完全不同的风格，但走路的姿态——步幅的大小、重心的位置、摆臂的幅度、脚尖的内八还是外八——是改不了的。许鹤鸣在档案室里翻到过假沈念秋在公董局走廊里的监控照片，从那张照片里他记住了她的步态——她走路时左脚微微外撇，右脚笔直向前，这个不对称的步态非常罕见。
第四天下午三点十五分，许鹤鸣看到一个女人从公董局侧门走出来。女人穿着灰色呢大衣，头上裹着深蓝色围巾，只露出小半张脸。她没有走正门，而是从侧门出来直接拐进了通往霞飞路的一条小巷。许鹤鸣放下咖啡杯，站起来，推门出了咖啡馆，远远地跟在她后面。跟了大概五十米，女人在巷口拐弯时左脚微微外撇的动作被他捕捉到了。就是这一下，许鹤鸣认出了她。
他没有在巷子里动手。霞飞路上人来人往，法租界巡捕房的巡警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巡逻一次，在这里抓人容易惊动法租界当局，引发不必要的外交麻烦。许鹤鸣做了一个更聪明的选择——他拉低了帽檐，加快脚步超过了那个女人，在巷口的公用电话亭里拨通了76号情报处的专线。
汪曼春接到电话后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调集了一支由情报处便衣和行动处外勤组成的联合抓捕队。她没有通知特高课——不是想抢功，而是特高课的介入会把事情闹大，法租界公董局那边一旦收到日本宪兵队介入的消息，很可能会用外交豁免权来拖延。汪曼春不想给夜莺任何逃脱的机会。
下午四点，霞飞路和莫里哀路的交叉口被悄无声息地封锁了。联合抓捕队分成三组，一组堵在公董局后门，一组守在夜莺租住的公寓楼下，还有一组由许鹤鸣带着，跟在她身后大约三十米的位置。夜莺刚从一家药房里出来——她在药房里买了一瓶碘酒和一卷绷带，这说明她可能受了伤，或者在为某个受伤的人做护理——就被许鹤鸣从后面按住了肩膀。
她的反应极快。在被按住的一瞬间，她不是回头，而是用手肘往后猛击，同时身体下沉试图挣脱。这一下肘击打在了许鹤鸣的锁骨上，力道很大，许鹤鸣后来跟人说“这女人绝对不是普通的翻译，她是受过训练的”。但许鹤鸣不是一个人。另一个便衣从侧面扑上来，抓住了她那只拿着碘酒的手。第三个便衣从正面堵住了她的去路，手里亮出了手枪。夜莺被三个人围在中间，背靠着药房的玻璃橱窗，手里攥着那瓶碘酒，指节捏得发白。
她没有再反抗。她的目光扫过了三个便衣的脸，然后在许鹤鸣的胸口停了一瞬——她认出了他。上次在福安里甩掉的就是这个人。
许鹤鸣从她手里把碘酒瓶拿下来，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对另外两个便衣说了一句话：“带走。”
夜莺被押进一辆黑色轿车，车子直接驶向了极司菲尔路76号。消息传回76号时，郑耀先正在办公室批阅太仓封锁的日常巡检报告。梁仲春从外面推门进来，连门都没敲，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兴奋还是紧张。
“假沈念秋抓到了。”他说，“许鹤鸣在霞飞路上按住的。人已经在押回来的路上了。”
郑耀先把笔放下，抬起头。他需要做出一个76号副主任在这个时刻该有的反应——不惊不喜，先问关键问题。“在哪儿抓到的？附近有没有接头人？”
“霞飞路莫里哀路口。她一个人，手里提着碘酒和绷带，从药房里出来。”梁仲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上，“许鹤鸣说她好像受了伤——至少买的东西是处理伤口用的。不确定是她自己受伤还是别人。”
“汪曼春呢？”
“已经在审讯室等着了。她要把夜莺直接带进审讯室，不给任何喘息的时间。”
郑耀先站起来，把批了一半的文件合上。他没有往审讯室走——汪曼春没有通知他参加审讯，他不能表现得太积极。但他需要知道审讯结果，因为假沈念秋是军统的人，她知道“毒蛇”。如果她在审讯中供出了毒蛇的真实身份，明楼就会在几个小时内从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变成76号的头号通缉犯。
他站在办公室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着楼下院子里的动静。抓捕队的车还没回来，院子里只有梁仲春的福特轿车和几辆三轮摩托。一个行动处的便衣正蹲在墙角擦枪，嘴里哼着评弹调子。一切都还很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就像暴风雨来之前的苏州河，水面平静无波，水下的暗流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搅在了一起。
大约半小时后，两辆黑色轿车鱼贯驶入76号大门。许鹤鸣从第一辆车里出来，胳膊下夹着一个档案袋。两个便衣从第二辆车里押出一个女人。她的深蓝色围巾在押送过程中被扯掉了，露出齐耳的短发和一张比照片上更消瘦的脸。她的大衣前襟沾着泥水——大概是某次挣扎时摔在地上弄的。她走路时左腿有点拖，这是许鹤鸣说的“受过伤”的证据。
她从我窗下的院子里被押过去时，忽然抬起头，目光在二楼的窗户上扫了一圈。她的视线和我的目光隔着百叶窗的缝隙短暂地交会了。那一瞬间她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只有一种冷而平静的审视——她在看这栋楼，看这栋楼里的人，像在记一张地图。然后她低下头，被便衣推着走进了主楼的侧门。
审讯室在一楼西侧。郑耀先没有下去，但他能听见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和开关铁门的响声。他回到椅子上，继续批文件。钢笔在纸面上沙沙地响着，写的什么他并没有完全看进去。
审讯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傍晚时分，汪曼春从审讯室里出来了。她的步态很疲惫，但眼神很亮——那种发现了新线索之后特有的锐利的光。她直接去了李士群的办公室，在里面待了大约十五分钟。然后李士群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山本。
郑耀先从汪曼春出来时的表情和后续的动作中判断出，审讯应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假沈念秋可能供出了一些东西——也许不是全部，但至少够汪曼春向山本交差。问题的关键是，她有没有供出毒蛇？
晚上八点，陆汉卿通过“茶房”的紧急联络渠道向郑耀先传递了一份情报。郑耀先从茶馆回寓所后，在台灯下展开了那张香烟盒里的锡纸。锡纸上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字迹很潦草，说明陆汉卿写这份情报时很匆忙。
“夜莺被捕。据内线，汪审讯四小时，夜莺未供毒蛇身份。她承认自己是军统上海站直属情报员，代号夜莺，承认通过翁启明接触物资调配委员会，承认永昌贸易行是军统物资转运点。但关于毒蛇，她只说‘不知道’。汪用周培文口供交叉逼问，她否认与毒蛇有直接联系。山本已下令将夜莺转至特高课关押，明日将亲自提审。明楼已获通知，他让你不必担心——夜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郑耀先把锡纸上的内容逐行看了两遍，然后划燃火柴烧掉。灰烬落在烟灰缸里，他用手指碾碎，和之前的灰烬混在一起。
夜莺不知道明楼的身份——这是一道极其关键的防线。军统的单线联系制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假沈念秋虽然是毒蛇的下线，但下线不知道上线的真实身份——她只知道如何接收指令，不知道发出指令的人是谁。明楼这些年坚持用间接方式和她联络是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夜莺的威胁已经解除。夜莺不知道毒蛇的真名，但她知道毒蛇的通讯方式、情报投放习惯、指令模式——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山本提供拼图。汪曼春是拼图高手，山本更是。如果他们把夜莺提供的信息和周培文供出的信息拼在一起，再结合经济司官员的电话监控数据和外线盯梢报告，他们迟早会把拼图拼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而这个轮廓一旦成型，指向明楼的箭头就会越来越清晰。
郑耀先在便签上写了一行字，折好放进鞋跟夹层里，准备明天通过马德成的渠道传给陆汉卿。便签上的内容是：夜莺未供明楼，但山本将亲审。建议明楼暂停一切任务指令，维持公开活动节奏。翁启明案可继续利用军统线模糊焦点。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特高课的车就到了76号。山本没有亲自来，来的是他的副官和四个荷枪实弹的宪兵。他们把假沈念秋从76号看守所的单人牢房里提出来，给她戴上了手铐和脚镣，押进了一辆带铁栅栏的囚车。
汪曼春站在院子里，看着囚车驶出76号大门。她的表情很平静，但站在她旁边的梁仲春注意到她攥着钢笔的手指在微微发白。梁仲春后来在食堂里跟郑耀先说了一句话——“汪处长心里不舒服。人是她抓的，但案子不是她的。山本把人提走了，就等于把她从主审官降成了外围协查。她费了那么多心思，最后还是替特高课做了嫁衣。”
郑耀先端着搪瓷茶缸没有接话。他倒觉得汪曼春不是因为抢功而不高兴——或者说，不全是。假沈念秋是军统的人，和明楼之间有着她目前还不知道的联系。汪曼春真正不安的，是她对明楼的直觉一直没有被证实，而每一次接近证实的机会都被人从她手里拿走了。
夜莺被转移到特高课后，山本并没有马上提审她。他把夜莺关在特高课大楼地下室的单人牢房里，只派了一个女看守负责看管，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触。他在等——等声纹分析员从东京到上海。
周三下午，一架从东京飞来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江湾机场。飞机上下来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陆军文职制服的中年男人。他提着一个黑色皮箱，箱子里装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最新配发的便携式声纹分析仪——一台能在录音带上提取十六个声学参数并对说话人的籍贯、年龄、性别进行交叉比对的精密仪器。这台仪器的型号叫“九七式音响鉴识仪”，日本本土只生产了不到十台，分配到中国战场的只有两台。一台在北平，另一台现在到了上海。
声纹分析员叫吉田茂夫，东京帝国大学声学研究所出身，在日本宪兵队做了四年声纹鉴定，据说能从一句话里听出说话人是哪个县的人。山本亲自到机场接了他，把他直接拉到特高课电讯室。木村和佐藤遇害当晚苏州河沿线公用电话的全部录音带已经整齐地排放在操作台上，一共七通电话的录音——六通本地，一通长途。每通录音都被标记了精确的拨出时间、通话时长和电话号码。
吉田茂夫在电讯室里待了整整一天一夜。
周四傍晚，郑耀先在76号办公室里接到了山本副官打来的电话。副官通知他——山本课长明天上午九点在特高课召开紧急通报会，要求76号所有处室负责人准时出席。副官在电话里没有说会议内容，但郑耀先从副官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种压抑的兴奋——那是猎人在猎物终于露出踪迹时特有的那种兴奋。
周五上午九点，特高课三楼会议室。长条桌两侧坐满了人。山本坐在上首，面前放着一份黑皮报告——那是吉田茂夫的声纹鉴定报告。山本的脸因为连续多日缺乏睡眠而略显浮肿，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久没见过的光。
“声纹分析结果出来了。”山本翻开报告，开门见山，“木村和佐藤遇害当晚打往南京海军情报课的那通电话，通话人的声纹特征已经被提取。吉田茂夫分析了通话人的音调频率、语速节奏、声带共鸣腔形状以及卷舌音的发音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山本的手指在报告上逐行划过。
“说话人是男性，年龄约在四十五岁上下，籍贯为江苏无锡一带。声带没有受过损伤，发音习惯显示受过高等教育，但卷舌音和鼻音韵尾带有鲜明的无锡方言特征。这个人的普通话水平很高，能在正式场合完全隐藏方言口音，但在语速加快或情绪激动时，无锡话的特征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下暖气片发出的嘶嘶声。
“这个口音特征和渔夫一致——渔夫是江阴人，江阴口音和无锡口音在声学参数上高度相近。但渔夫在案发当晚已经被关在青浦关押点里，没有机会接触电话。”山本合上报告，“所以，打电话的人不是渔夫本人，但很可能和渔夫是同乡——或者至少在无锡、江阴一带生活过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形成了不可消除的方言底色。”
山本把报告推到桌子中间。
“这个人认识渔夫。他知道渔夫正在被海军追查。他在木村和佐藤遇害前几小时打电话通知了南京海军情报课——很可能是在向海军通风报信，告诉他们渔夫被特高课严密保护的消息。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渔夫在共党内部的同伙——或者至少是同一个情报网络里的人。”
汪曼春拿起报告翻了翻，眉头越皱越紧。“山本课长，吉田先生能不能把通话人的声音和某个已知人的声纹做交叉比对？如果能拿到几个嫌疑人的声音样本，也许能直接锁定通话人是谁。”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山本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名单，“专案组已经整理了一份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人员名单——第一，男性，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第二，籍贯为无锡、江阴或周边地区。第三，在渔夫被捕前和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接触。”
名单上只有九个人的名字。郑耀先的目光扫过那份名单——九个人里他认识六个，都是物资调配委员会和经济司的官员。排在名单末尾的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名字，职务是经济司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员。
排在第一位的名字是明楼。
李士群看着名单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用很平的声音说了一句：“明楼先生的籍贯不是无锡。”
山本的回答很快：“明楼的籍贯是浙江镇海，但他的母亲是无锡人。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曾在无锡长期居住——他姨妈是无锡人，嫁在无锡城里，明楼在暑假期间经常去无锡姨妈家小住。”山本顿了一下，“这些信息在他的学籍档案里都有记录。”
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降到了冰点。汪曼春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住了，笔尖压出了一个墨点。梁仲春翘着的二郎腿缓缓放了下来。李士群把手里的钢笔搁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郑耀先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势，但他的心里在这一瞬间已经推演出了接下来的全部可能——山本已经拿到了声纹分析报告，报告中通话人的口音特征和明楼的背景形成了初步契合。但声纹分析只是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定案。山本需要直接拿到明楼的声音样本和通话录音做交叉比对，才能确定通话人是不是明楼。
“我决定对这九个人逐一进行声纹比对。”山本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具体方案是——由专案组安排一次经济司物资调配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会议议题可以是对太仓封锁后的物资调配方案进行调整。九名被调查人员全部参会。会议期间，丁曼在隔壁房间通过专线电话录音系统采集每个人的发言音频。采集完成后交由吉田茂夫进行对比分析。”
会议室里的人都没有说话。这个方案在技术上是严谨的——声纹比对需要样本和参照物在同一个声学环境下采集，才能最大程度地排除环境噪声和传输损耗带来的误差。用物资调配会议的名义采集声音样本，不惊动任何被调查人，在程序上也无可挑剔。
但对明楼来说，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局面。如果他的声音样本和那通电话的录音被吉田茂夫认定是同一个人，那么不管他在经济司的地位多高、在汪伪政府的背景多硬，山本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到那时候，他的军统身份、他的中共身份、他和渔夫案海军案太仓线案的所有关联，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接一块地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