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74章 明诚的被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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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鹤鸣从经济司调回的核准备案章使用登记记录装了整整一个档案袋。他把档案袋放在汪曼春桌上时，铜搭扣在桌面磕出一声轻响。汪曼春拆开档案袋，将里面的登记表按照日期顺序一张一张排在桌上。登记表是用薄型公文纸印的，纸张在潮湿的天气里吸足了水汽，摸在手里有些发软。每张表格上印着日期、文件编号、使用事由、使用人签名和审批人签名五栏，填写内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
她逐张翻阅，把明诚的名字出现的每一处都用红笔圈出来。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四个月里，明诚使用核准备案章的记录一共有六次。前三次集中在九月中旬，使用事由是正常的南通物资调配备案，审批人签名栏里有明楼的签字。后三次集中在十二月中旬——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五日。这三次的使用事由分别写着“太仓线物资分流备案”、“太仓线物资补备案”、“常熟支线物资核准备案”，审批人签名栏全部是空白的。
三次都没有审批人签名。三次都在太仓线。三次都在渔夫案爆发之后、夜莺被捕之后、太仓线被全面封锁审查的时间窗口里。汪曼春把这三张登记表单独抽出来，和顾维明给她的那张十二月十三日的登记表并排放在一起。四张表格的墨水颜色、字迹特征、填写习惯完全吻合，可以确定是同一人在同一时期填写的。
她把登记表全部收回档案袋里，对许鹤鸣说：“叫梁仲春派几个人，去经济司秘书处找明诚——正式传唤。传唤理由是他在去年十二月未经审批多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涉及太仓线异常物资的核准备案。请他来灰楼配合调查。记住——是传唤协助调查，不是逮捕。”
许鹤鸣正要转身，汪曼春又叫住了他。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如果明诚问你为什么传唤，你就说特别调查组在核查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核准备案流程，所有经手过相关手续的人都要逐一问话。如果他问其他经手人有没有被传唤，你就说这是调查程序，不便透露。注意，不能用强。传唤令可以出示，但如果他主动配合，不用给他上手铐。”
许鹤鸣点头记下，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汪曼春一个人在桌前站了片刻，然后用指甲在桌面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这道印子没有意义——她只是需要做一个动作来分散脑子里那些正在互相冲撞的思绪。顾维明的供词、登记表上的空白审批栏、明诚在十二月中旬密集使用核准备案章的时间线、明楼昨天在办公室里说的那句“我没有指派过顾维明”——这些信息碎片在她脑子里像陀螺一样旋转着，每转一圈就会撞出新的火花和更尖锐的矛盾。她还不能确定明楼说了谎。明楼确实没有指派过顾维明，因为核准备案记录上的经办人签名虽然是顾维明的，但那是一个伪造签名。真正使用核准备案章的人是明诚，不是顾维明。所以明楼说他“没有指派过顾维明”在字面上完全正确。但他有没有指派过明诚，他没有说，她昨天也没有问。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措辞陷阱。她没有问对问题，他也没有给出多余的答案。
汪曼春走到黑板前面，拿起粉笔，在明诚的名字旁边写下了三个新关键词——“六次用章记录”、“三次集中在太仓线”、“全部无审批”。然后她在明楼的名字旁边又画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比之前画的那些都大，粉笔灰从问号的弯钩处簌簌落下。她退后两步看着黑板上这张越铺越密的关系网，心里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她离毒蛇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是最难的，因为这一步需要的不是推理和线索，而是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她手里所有的材料都只能在审讯室里当质证工具，不能在军事法庭上用作定罪依据。
许鹤鸣带着两个人到经济司时，明诚正在秘书处的办公室里整理一份下午要送到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公文。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袖口挽到手腕上方，露出一截白色的衬衣袖口。办公桌上摆着一盆文竹和几本码得整整齐齐的文件夹。许鹤鸣推门进去时，明诚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是早就知道会有人来。
“明诚处长，我是特别调查组的许鹤鸣。”许鹤鸣从公文包里拿出传唤令放在桌上，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明了来意。他按照汪曼春交代的说法，只说了是配合调查核准备案流程，没有提任何关于军统或毒蛇的字眼。
明诚低头看了一眼传唤令，然后把桌上的文件整理好，把钢笔旋上笔帽放回笔筒里，站起来从衣帽架上取下外套，对旁边一个正朝这边张望的年轻科员说了句“我去配合特别调查组做个问话，下午那份公文你帮我送到物资调配委员会，别耽误”。然后他转向许鹤鸣，语气自然得像是在约一个公务会议：“走吧。”
许鹤鸣注意到他在走出办公室之前做了一件事——他把办公桌上的茶杯端起来，把里面剩的半杯茶倒进了墙角的脸盆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托盘上。这个动作很细微，细微到跟在许鹤鸣身后的两个行动组员根本没留意。许鹤鸣看到了这个动作，他不太理解这个动作的含义，但他记住了。
明诚上了车之后没有多说话。他坐在后座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侧脸看着车窗外掠过的街景。汉口路上人来人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路边的小贩在叫卖青团和茶叶蛋。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刻意维持的镇定，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沉稳。这种沉稳不是临时准备的，是长期在高压环境下生活之后刻进神经反射里的东西。
车子到了灰楼，许鹤鸣带着明诚上了三楼，进了一间比钱伯钧待过的那间更大一些的审讯准备室。这间房有一扇很小的窗户，窗户上装着铁栅栏，光线从栅栏缝隙里漏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暗影。房间里有一张木桌、三把椅子和一个靠在墙角的空档案柜。许鹤鸣请明诚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说汪处长马上过来，然后就退出了房间。
明诚独自坐在房间里，没有四处张望，没有站起来踱步，也没有掏出烟来抽。他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十指自然微张，目光落在对面墙上那片被雨水浸出的淡黄色水渍上，像是在看一幅熟悉的画。他的呼吸节奏很均匀，胸口起伏的幅度很小，小到如果有人从观察孔里看进来，会以为他快要睡着了。
汪曼春没有让明诚等很久。她推开审讯室的门走进来时，手里拿着那个装着登记表的档案袋和自己的笔记本。她没有带许鹤鸣进来记录——这次审讯她不打算做笔录。她在明诚对面坐下，把档案袋放在桌上，但没有立刻打开。
“明诚处长，辛苦你跑一趟。今天请你来，是为了核对你去年十二月在核准备案章使用登记表上的几条记录。有几张表格上的审批人签名栏是空白的，按照规定，没有审批人的核准备案是违规操作。我需要逐一核实这些手续对应文件的真实去向。”
明诚点了点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表示。
汪曼春从档案袋里抽出那三张十二月份的登记表，依次排在桌上。她没有直接问印章的事，而是从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开始：“明诚处长，你在经济司秘书处工作了多少年了？”
“六年。”
“六年里你经手核准备案章的次数多吗？”
“不多。核准备案章由秘书处的机要员保管，一般情况下需要各科室提交书面申请，科长级以上领导审批后，机要员才会盖章。我自己动手盖章的情况非常少，除非是领导口头交办的紧急公务，来不及走书面审批流程。”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这三天你都没有走书面审批流程，而是自己填写了登记表、自己盖了章。当时是什么紧急公务需要你这样处理？”
明诚低头看了一眼那三张登记表，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以前的小事。然后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去年十二月中旬，物资调配委员会那边有几批物资的单据手续不全，被经济司审计科在年终预审中查出来了。按照正常流程，手续不全的单据要全部退回重办，但退回重办会影响太仓方向的物资运输进度——当时太仓线刚出了渔夫案，全线都在封锁排查，任何一点行政延迟都可能变成政治问题。明顾问口头交办我，让我把这些手续不全的单据先补全备案，等年终审计结束后再补走正式审批流程。那三天的核准备案都是按明顾问的这个交办意见办的。”
汪曼春把登记表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把表放回桌上，看着明诚的眼睛问道：“明顾问让你补办备案的这些单据，具体涉及多少批物资？品类是什么？”
“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有四五批，主要是棉纱和被服类的物资。单据在补办完备案之后就全部归档了，现在应该在档案室的标准编号档案盒里。”
汪曼春从笔记本里抽出那三份从档案室调出来的单据复印件——调拨单1140号、分流接收单1155号、经济司核准备案记录1155号。她把三张复印件在明诚面前一字排开，然后用指尖点着核准备案记录上经办人签名栏的位置说：“这批西药是你补办备案的单据之一，登记表上的编号是1155号，备案日期是十二月十三日。但这批西药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原始调拨单上编号是1140号，两个编号不一致。物资品类是西药，不是你刚才说的棉纱和被服。”
明诚的瞳孔极其细微地收缩了一下。这个变化非常快，快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他低下头看着那三张复印件，沉默了片刻，然后把面前那杯许鹤鸣之前放在桌上的水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这个动作给了他几秒钟的缓冲时间。
“西药。对，是我记错了。”他放下水杯，语调依旧平稳，“那段时间补办的备案不止棉纱和被服，也包括几批药品。单据编号不一致的情况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原始调拨单编号和太仓中转站的分流接收单编号有时候会因为两个部门的编号系统不同而出现差异。我做备案的时候是按照中转站分流接收单上的编号登记的，因为备案针对的是物资到达中转站之后的分流环节，不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调拨环节。”
这个解释在行政程序上是说得通的。物资调配委员会和太仓中转站之间的编号系统差异确实是经济司内部公认的行政痛疾，好几个内部报告都提过这个问题。明诚的解释既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回避编号不一致的事实，而是给出了一个专业层面的合理化解释。
但有一个问题他回避不了。
“你登记这张备案表的时候，为什么审批人签名栏是空白的？按照规定，即使是紧急公务，事后也应该补上审批人的签字。明顾问后来补签过吗？”
明诚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屈了一下。他沉默了比之前更长的时间，然后说：“没有补签。这是我的疏忽。当时补办的备案有好几批，我做完之后把登记表夹在待销毁文件堆里，本来打算等年终审计结束后让机要员统一销毁。因为明顾问交办的是临时紧急处理，走的是口头交办，没有书面授权，事后补签也没有意义——审计科不会追溯已销毁的登记表。我没想到这些登记表最后没有被销毁，更没想到会被特别调查组调阅。”
汪曼春把三张登记表和三张单据复印件并排放在一起，用手指在空白审批栏上一张一张点过去。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明诚，换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提问角度：“明诚处长，你经手补办备案的这些物资，包括这批西药，在太仓中转站分流之后最终去了哪里？”
“按照备案记录，这批西药的接收方是常熟方向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至于到达接收方之后的具体用途，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常熟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在去年十二月底已经撤销了——这个单位在物资接收后的半个月内就不存在了。如果接收方在备案完成半个月后就被撤销，那么这批物资的去向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这样的备案在审计上是无效的。”汪曼春从笔记本里抽出顾维明的审计报告，翻到关于常熟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已撤销的标注页放在明诚面前，“明诚处长，你在补办备案的时候有没有核实过接收方的存在状态？”
明诚低头看着那份审计报告，眉间那道浅浅的竖纹又出现了。他的手指放在桌沿上，指腹压出了一小片白色。然后他抬起头，表情里多了一种不太容易定义的东西——不是紧张，不是恐惧，更像是权衡之后准备认下某件事的决断。
“没有。我没有核实接收方。这是我的失职。当时明顾问交办的是尽快补全备案手续，不要让太仓线的物资运输因为行政问题陷入停顿。我执行的时候只核对了单据上的编号和品类，没有逐项核实接收方的实际状态。”他顿了顿，把双手从桌面上收回去放在膝盖上，“汪处长，我愿意承担行政违规的责任。未经审批使用印章、备案信息核实不严、事后没有补签审批人——这些我都认。如果你需要我写一份书面材料，我现在就可以写。”
汪曼春没有立刻回答。她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明诚。明诚的态度太好了，好到近乎完美的配合——承认所有行政违规、承担所有管理责任、不推卸、不辩解、不反问。这种态度在一场审讯中通常是两种人会有：一种是真的只犯了行政违规的人，另一种是早就准备好了一套防御策略、把所有可以查证的事实全部承认下来、用这些事实砌成一堵墙、把真正致命的东西挡在墙后面的人。
审讯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汪曼春把十二月份的三张登记表涉及的所有物资批次逐一拿出来向明诚核实，明诚对每一批物资的回答都保持了一致性——明楼口头交办、他执行、没有核实接收方、承认行政违规。他的回答在逻辑上完全自洽，没有任何前后矛盾的地方。汪曼春在他身上找不到缺口，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她提到“明楼口头交办”这个说法时，明诚都会不自觉地微微垂下眼帘。在一般情况下，回忆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场景时人的视线会不由自主地向上或向侧面移动——看向记忆存储的空间。而垂下眼帘通常意味着在重复一段已经背熟的台词，不想让眼神暴露多余的信息。
下午四点半，汪曼春结束了审讯。她没有让明诚当天离开——因为三张登记表涉及的是敏感军需物资的核准备案，按规定可以留置配合调查七十二小时。她让许鹤鸣带明诚去三楼的临时留置室，并且特意交代了两件事：第一，房间要干净，要有床铺和被褥，不是关押室是留置室；第二，给他纸和笔，他想写材料可以写，他如果想见明楼或者给经济司打电话，可以允许，但通话内容必须由许鹤鸣在场旁听。
许鹤鸣一一记下后带明诚上楼去留置室。明诚走上楼梯时脚步很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在临时留置室的门关上之后独自在床边坐下，没有立刻拿起桌上给他准备好的纸笔写什么，而是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走廊里许鹤鸣的脚步声逐渐远去，远处河面上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透过铁栅栏窗户飘进来，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了很久才消散。
傍晚，汪曼春在办公室里把明诚的口供和顾维明提供的登记表、周济民的供词、钱伯钧的损耗报告、宋学仁笔记本里的记录全部汇总在一起，开始写一份呈报山本的调查报告。她的钢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字迹比平时潦草了一些，但每个关键点都写得很清楚。她写到了明诚在十二月中旬三天内三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的事实，写到了审批人签名栏全部空白的情况，写到了明诚在审讯中承认行政违规的态度，写到了这批备案物资中的西药在太仓中转站分流后接收方为已撤销单位的事实，也写到了明诚声称所有操作均系明楼口头交办、但明楼本人昨天当面对她表示“没有指派过顾维明”的说法。
写到明楼那一段时，她的笔尖停顿了一下。墨迹在纸面上洇开了一个小黑点。她把笔尖提起来，换了一口气，继续往下写。她没有在报告里写任何关于明楼的结论性意见——她只陈述了明楼对她说的话和明诚对她说的话之间存在的一个客观矛盾：明楼说没有指派过任何人处理那批西药的核准备案，明诚说所有操作都是明楼口头交办的。两个人的口供互相抵触，其中必有一人说了谎。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山本会做什么判断，她大致能猜到。山本对周济民的兴趣远大于对毒蛇的兴趣——周济民是汪伪政府高官，是日军后勤系统的长期合作者，他的腐败案件可以直接用来向东京邀功。而毒蛇对于山本来说只是一个军统特工，在汪伪政府内部这潭浑水里，抓到一个腐败高官比抓到一个间谍更有政治价值。山本很可能会让她就此结案——把明诚的行政违规归入周济民腐败链条的管理失察环节，以违纪不究或者行政降级的方式处理，不再继续深挖。
但汪曼春不能就此结案。她手里还差最后一块拼图——范金宝的账本。范金宝的账本是唯一能说明每批物资真正去向的证据。如果范金宝的账本上记录了这批西药的最终流向不是常熟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而是军统的地下医疗站，那就能证明明诚的备案不是在补手续，而是在为军统截获这批物资提供行政掩护。如果能拿到范金宝的账本，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她写完调查报告后把它封好，派许鹤鸣连夜送到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的办公室。然后她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抽屉，翻出了一张太仓小码头那个船老板的口供记录。船老板说过，范金宝随身带着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的全是文件和账本，在船上一直在翻看那些文件，嘴里念叨着“他们要我死”之类的话。船老板还说范金宝在苏北某个小码头下了船，但具体地点他不认识——他只是一个跑船的，对苏北的地名不熟。
汪曼春拿起电话拨通了梁仲春办公室的号码。
“梁处长，范金宝在苏北的追查有进展吗？”
梁仲春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嚼东西的含混——大概又在吃晚饭。他嚼完咽下去后才回答说：“汪处长，苏北那边我的人一直在找，但苏北太大了，范金宝又是个老江湖，想找到他不容易。我让驻地的和平建国军帮我们留意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汪曼春听完后沉默了两秒钟。她知道梁仲春在敷衍——梁仲春自己就有棉布在太仓线走过，范金宝要是被抓回来了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她也清楚，梁仲春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只要她给的压力足够大，他会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抛弃范金宝来自保。这个压力现在还不是最大，但很快就是了。
同一时间，76号郑耀先的办公室里，梁仲春一手握着话筒和汪曼春说着“一定尽力”，另一只手正夹着筷子从桌上那碗酱爆猪肝里挑一块最肥厚的肝尖。挂了电话后他把筷子放下，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半圈，然后推门出去直奔郑耀先的办公室。
郑耀先正坐在桌前翻阅一份陆汉卿下午刚送来的码头工会最新评估报告。报告用暗语写成，表面上是码头工人福利调查，实际上是通知他——苏北根据地对新码头工地的破坏行动已经准备就绪，行动时间定在明天凌晨。另外，军统苏南游击队对太湖南岸运输支线的伏击也将在同一天上午展开。两场行动将在同一天的不同地点同时发动，届时日军的注意力会被完全吸引到苏北和苏南两个方向上。这个时间窗口对于上海这边来说是转移注意力的绝佳机会。
梁仲春推门进来时，郑耀先不动声色地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盖上。梁仲春一屁股坐到郑耀先对面，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三月的天气并不热，但他这个人一遇到烦心事就出汗，仿佛全身多余的水分都储存在了头皮下面随时准备释放。
“郑副主任，汪曼春又打电话来催范金宝的事了。她问我苏北那边追查有没有进展，我只好说没有。但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看她明天就会逼我派更多人去找范金宝。”
郑耀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把火柴扔进烟灰缸里，看着火柴头上的青烟在空气中消散。然后他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梁仲春，缓缓地说：“梁处长，汪曼春找范金宝是为了查物资的最终去向。范金宝的账本上记录着每一批物资从太仓中转站分流后的真实流向。但她要拿到范金宝的账本，得先抓住范金宝的人。范金宝在苏北，苏北是和平建国军的防区，你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帮你找——你觉得他们会帮你找吗？”
梁仲春的眼珠子转了转，懂了。和平建国军表面上听汪伪政府的，实际上各军头都有自己的算盘，谁也不会为了帮76号抓一个倒卖物资的管理员而得罪可能和自己在同一渠道里捞过好处的中间人。范金宝能在太仓中转到苏北之间混这么些年，不可能没有地方上的关系。和平建国军里说不定就有拿过他好处的人，帮他藏一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那你的意思是——”梁仲春试探着问。
“继续找，但别认真找。汪曼春催一次你就派一批人去，去了找不到，回来报告说没有线索。拖到月底，汪曼春自己的案子也该结了。她手里现在已经有周济民这条大鱼，山本一定会让她尽快收网，以免夜长梦多。周济民一判刑，特别调查组的存在价值就小了。等到组一撤，汪曼春的权限就缩回了76号情报处。到时候范金宝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过了气的案子里的漏网之鱼，她追不追他都不影响大局。而你梁处长这边，正好趁这段时间把宜兴那边的渠道重新布局一下。等风声彻底过了再重启。”
梁仲春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脸上那层油光在灯光下闪了闪。他凑近些压低了声音：“那范金宝本人呢？就让他一直在苏北待着？”
“让他待着。他待得越久，对所有人越安全。他不出现就不会被任何人抓到，也永远不会在法庭上指证谁。等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他会自己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毕竟他手里的账本也是他自己的保命符——他不会傻到主动把保命符交给任何人。”
梁仲春千恩万谢地站起来要走时，郑耀先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住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信封的厚度比他之前给梁仲春的任何一个信封都薄。
“梁处长，这封信帮我转交给陆汉卿。不是什么紧急情报，一份码头工会的分析资料需要他过目。我在上面批注了几个重点，让他看完后把批注销毁。最近特高课的电讯监测在升级设备，我不方便走常规通讯渠道。”郑耀先说这番话时的语气太自然了，自然到梁仲春根本没多想就接过信封揣进了怀里。梁仲春走后，郑耀先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那封信里装的确实是码头工会的分析资料——但资料的最后一段，藏着关于苏北新码头破坏行动和军统苏南伏击行动的时间汇总。这份汇总需要传递给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段会计，由段会计转发给重庆方面。陆汉卿收到后会按约定方式从资料里提取信息然后转发。
重庆方面通过军统的通讯渠道接到这份汇总后，会以为这些情报是“风筝”通过重庆—上海军统通讯线传来的例行更新。重庆不会知道这份汇总在到达南通之前，已经在苏北根据地和中共地下交通站之间流转了一遍。而中共地下组织也不会知道，这份汇总在交给陆汉卿之前，已经被郑耀先以军统的身份提前加了一道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组织之间传递同一份情报的变体版本，两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深夜，汉口路经济司大楼三层，明楼的办公室仍亮着灯。明诚下午被带走后，经济司内部已经传开了消息，各种版本的议论在走廊里悄悄地发酵——有的说明诚在太仓线备案上做了手脚被特高课盯上了，有的说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案子牵连到了经济司，山本要趁机整肃经济司的人事。明楼对这些议论没有做任何回应，像往常一样召开了下午的物资调配例会，逐项讨论了苏南新运输网络的启用准备工作，在每份文件上签了字，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批阅公文。
台灯的绿罩子把光线聚在桌面上，照着那份三天前填上实施日期、明天即将正式生效的新运输网络方案。方案封面上有周济民的亲笔签字——这个签名现在看起来极具讽刺意味，因为签字的这个人已经被关在灰楼三楼的临时关押室里好几天了。明楼把这份方案翻开逐页检查，确认每一个中转站位置、每一条支线路线、每一个启用日期的正确性。明天这份方案将作为正式命令下发到苏南地区每一个运输单位，日军在苏南的全部补给物资将按照新的路线图运转。而苏北根据地的破坏小组已经知道新码头坐标将在明天凌晨发动袭击。军统苏南游击队也已经知道太湖南岸两个中转站将在明天上午运输车队经过时遭到伏击。
两场行动将分别由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队伍、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展开，而两份行动情报都源于同一张部署图，这张部署图由明楼亲手绘制、由明诚亲手拍摄、由南通段会计亲手传递。现在明诚被关在灰楼留置室里，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他是不是要完蛋了。但明楼知道明诚不会完蛋——明诚在审讯中的表现完美复制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防线，把所有能被查证的事实全部承认，把所有无法被查证的指控全部挡在墙后。汪曼春能查到的所有东西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结论：明诚是一个在行政程序上违规操作的经济司职员，受上级口头交办处理紧急公务，在操作过程中有疏漏、有失职，没有经过审批，但是没有间谍行为。这个结论也许不能让汪曼春信服，但足以让任何军事法庭的程序无以为继。因为在法律上，没有证据就等于不存在。
明楼从抽屉里拿出那份之前准备好的书面说明草稿——承认管理失察、为明诚的行政违规承担领导责任。他把草稿仔细修改了几处措辞，让语气更加恳切，更加符合一个愿意为下属担责的上级领导应有的姿态。然后用钢笔重新誊抄了一份，装进信封封好，准备明天一早派人送到经济司内务科。这份说明一旦提交，就等于在组织程序上对明诚的行为作了定性——明诚是在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中违规，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一旦定性被接受，汪曼春的调查就会失去向刑法方向延伸的着力点。她要想继续追查，就必须推翻这份定性——而推翻这份定性需要拿出明诚的行为超越了行政违规范畴的证据。这个证据她目前没有，因为唯一能提供这个证据的人是范金宝，范金宝在苏北某个村子里躲着，连梁仲春都找不到，汪曼春也一时半会拿不到范金宝的账本。
明楼把信封放到桌角，用茶杯压住一角，然后从笔筒里抽出另一份文件，是南通方向的通讯确认单。段会计已经通过备用频率发回了确认——所有情报已安全抵达苏北根据地，新码头破坏行动已进入倒计时。发报日期标注为两天前，发报地点标注为南通物资调配联络处会计科——日期和地点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份确认单本身也是一份真实的公务文件，是段会计作为南通联络处会计向上海经济司汇报本月物资调配情况的例行公文。情报就藏在公文的数据排列方式里。这种密写技术不需要任何特殊设备，只需要在普通公文的数字排列中嵌入一组特定的数列。哪怕日军电讯监测部门截获了这份公文也看不出任何异常，因为它的所有数据都对应着真实的物资调配记录。
她逐张翻阅，把明诚的名字出现的每一处都用红笔圈出来。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四个月里，明诚使用核准备案章的记录一共有六次。前三次集中在九月中旬，使用事由是正常的南通物资调配备案，审批人签名栏里有明楼的签字。后三次集中在十二月中旬——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五日。这三次的使用事由分别写着“太仓线物资分流备案”、“太仓线物资补备案”、“常熟支线物资核准备案”，审批人签名栏全部是空白的。
三次都没有审批人签名。三次都在太仓线。三次都在渔夫案爆发之后、夜莺被捕之后、太仓线被全面封锁审查的时间窗口里。汪曼春把这三张登记表单独抽出来，和顾维明给她的那张十二月十三日的登记表并排放在一起。四张表格的墨水颜色、字迹特征、填写习惯完全吻合，可以确定是同一人在同一时期填写的。
她把登记表全部收回档案袋里，对许鹤鸣说：“叫梁仲春派几个人，去经济司秘书处找明诚——正式传唤。传唤理由是他在去年十二月未经审批多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涉及太仓线异常物资的核准备案。请他来灰楼配合调查。记住——是传唤协助调查，不是逮捕。”
许鹤鸣正要转身，汪曼春又叫住了他。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如果明诚问你为什么传唤，你就说特别调查组在核查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核准备案流程，所有经手过相关手续的人都要逐一问话。如果他问其他经手人有没有被传唤，你就说这是调查程序，不便透露。注意，不能用强。传唤令可以出示，但如果他主动配合，不用给他上手铐。”
许鹤鸣点头记下，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汪曼春一个人在桌前站了片刻，然后用指甲在桌面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这道印子没有意义——她只是需要做一个动作来分散脑子里那些正在互相冲撞的思绪。顾维明的供词、登记表上的空白审批栏、明诚在十二月中旬密集使用核准备案章的时间线、明楼昨天在办公室里说的那句“我没有指派过顾维明”——这些信息碎片在她脑子里像陀螺一样旋转着，每转一圈就会撞出新的火花和更尖锐的矛盾。她还不能确定明楼说了谎。明楼确实没有指派过顾维明，因为核准备案记录上的经办人签名虽然是顾维明的，但那是一个伪造签名。真正使用核准备案章的人是明诚，不是顾维明。所以明楼说他“没有指派过顾维明”在字面上完全正确。但他有没有指派过明诚，他没有说，她昨天也没有问。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措辞陷阱。她没有问对问题，他也没有给出多余的答案。
汪曼春走到黑板前面，拿起粉笔，在明诚的名字旁边写下了三个新关键词——“六次用章记录”、“三次集中在太仓线”、“全部无审批”。然后她在明楼的名字旁边又画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比之前画的那些都大，粉笔灰从问号的弯钩处簌簌落下。她退后两步看着黑板上这张越铺越密的关系网，心里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判断——她离毒蛇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是最难的，因为这一步需要的不是推理和线索，而是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她手里所有的材料都只能在审讯室里当质证工具，不能在军事法庭上用作定罪依据。
许鹤鸣带着两个人到经济司时，明诚正在秘书处的办公室里整理一份下午要送到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公文。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袖口挽到手腕上方，露出一截白色的衬衣袖口。办公桌上摆着一盆文竹和几本码得整整齐齐的文件夹。许鹤鸣推门进去时，明诚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是早就知道会有人来。
“明诚处长，我是特别调查组的许鹤鸣。”许鹤鸣从公文包里拿出传唤令放在桌上，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明了来意。他按照汪曼春交代的说法，只说了是配合调查核准备案流程，没有提任何关于军统或毒蛇的字眼。
明诚低头看了一眼传唤令，然后把桌上的文件整理好，把钢笔旋上笔帽放回笔筒里，站起来从衣帽架上取下外套，对旁边一个正朝这边张望的年轻科员说了句“我去配合特别调查组做个问话，下午那份公文你帮我送到物资调配委员会，别耽误”。然后他转向许鹤鸣，语气自然得像是在约一个公务会议：“走吧。”
许鹤鸣注意到他在走出办公室之前做了一件事——他把办公桌上的茶杯端起来，把里面剩的半杯茶倒进了墙角的脸盆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托盘上。这个动作很细微，细微到跟在许鹤鸣身后的两个行动组员根本没留意。许鹤鸣看到了这个动作，他不太理解这个动作的含义，但他记住了。
明诚上了车之后没有多说话。他坐在后座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侧脸看着车窗外掠过的街景。汉口路上人来人往，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路边的小贩在叫卖青团和茶叶蛋。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刻意维持的镇定，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沉稳。这种沉稳不是临时准备的，是长期在高压环境下生活之后刻进神经反射里的东西。
车子到了灰楼，许鹤鸣带着明诚上了三楼，进了一间比钱伯钧待过的那间更大一些的审讯准备室。这间房有一扇很小的窗户，窗户上装着铁栅栏，光线从栅栏缝隙里漏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暗影。房间里有一张木桌、三把椅子和一个靠在墙角的空档案柜。许鹤鸣请明诚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说汪处长马上过来，然后就退出了房间。
明诚独自坐在房间里，没有四处张望，没有站起来踱步，也没有掏出烟来抽。他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十指自然微张，目光落在对面墙上那片被雨水浸出的淡黄色水渍上，像是在看一幅熟悉的画。他的呼吸节奏很均匀，胸口起伏的幅度很小，小到如果有人从观察孔里看进来，会以为他快要睡着了。
汪曼春没有让明诚等很久。她推开审讯室的门走进来时，手里拿着那个装着登记表的档案袋和自己的笔记本。她没有带许鹤鸣进来记录——这次审讯她不打算做笔录。她在明诚对面坐下，把档案袋放在桌上，但没有立刻打开。
“明诚处长，辛苦你跑一趟。今天请你来，是为了核对你去年十二月在核准备案章使用登记表上的几条记录。有几张表格上的审批人签名栏是空白的，按照规定，没有审批人的核准备案是违规操作。我需要逐一核实这些手续对应文件的真实去向。”
明诚点了点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表示。
汪曼春从档案袋里抽出那三张十二月份的登记表，依次排在桌上。她没有直接问印章的事，而是从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开始：“明诚处长，你在经济司秘书处工作了多少年了？”
“六年。”
“六年里你经手核准备案章的次数多吗？”
“不多。核准备案章由秘书处的机要员保管，一般情况下需要各科室提交书面申请，科长级以上领导审批后，机要员才会盖章。我自己动手盖章的情况非常少，除非是领导口头交办的紧急公务，来不及走书面审批流程。”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这三天你都没有走书面审批流程，而是自己填写了登记表、自己盖了章。当时是什么紧急公务需要你这样处理？”
明诚低头看了一眼那三张登记表，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以前的小事。然后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去年十二月中旬，物资调配委员会那边有几批物资的单据手续不全，被经济司审计科在年终预审中查出来了。按照正常流程，手续不全的单据要全部退回重办，但退回重办会影响太仓方向的物资运输进度——当时太仓线刚出了渔夫案，全线都在封锁排查，任何一点行政延迟都可能变成政治问题。明顾问口头交办我，让我把这些手续不全的单据先补全备案，等年终审计结束后再补走正式审批流程。那三天的核准备案都是按明顾问的这个交办意见办的。”
汪曼春把登记表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把表放回桌上，看着明诚的眼睛问道：“明顾问让你补办备案的这些单据，具体涉及多少批物资？品类是什么？”
“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有四五批，主要是棉纱和被服类的物资。单据在补办完备案之后就全部归档了，现在应该在档案室的标准编号档案盒里。”
汪曼春从笔记本里抽出那三份从档案室调出来的单据复印件——调拨单1140号、分流接收单1155号、经济司核准备案记录1155号。她把三张复印件在明诚面前一字排开，然后用指尖点着核准备案记录上经办人签名栏的位置说：“这批西药是你补办备案的单据之一，登记表上的编号是1155号，备案日期是十二月十三日。但这批西药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原始调拨单上编号是1140号，两个编号不一致。物资品类是西药，不是你刚才说的棉纱和被服。”
明诚的瞳孔极其细微地收缩了一下。这个变化非常快，快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他低下头看着那三张复印件，沉默了片刻，然后把面前那杯许鹤鸣之前放在桌上的水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这个动作给了他几秒钟的缓冲时间。
“西药。对，是我记错了。”他放下水杯，语调依旧平稳，“那段时间补办的备案不止棉纱和被服，也包括几批药品。单据编号不一致的情况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原始调拨单编号和太仓中转站的分流接收单编号有时候会因为两个部门的编号系统不同而出现差异。我做备案的时候是按照中转站分流接收单上的编号登记的，因为备案针对的是物资到达中转站之后的分流环节，不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调拨环节。”
这个解释在行政程序上是说得通的。物资调配委员会和太仓中转站之间的编号系统差异确实是经济司内部公认的行政痛疾，好几个内部报告都提过这个问题。明诚的解释既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回避编号不一致的事实，而是给出了一个专业层面的合理化解释。
但有一个问题他回避不了。
“你登记这张备案表的时候，为什么审批人签名栏是空白的？按照规定，即使是紧急公务，事后也应该补上审批人的签字。明顾问后来补签过吗？”
明诚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屈了一下。他沉默了比之前更长的时间，然后说：“没有补签。这是我的疏忽。当时补办的备案有好几批，我做完之后把登记表夹在待销毁文件堆里，本来打算等年终审计结束后让机要员统一销毁。因为明顾问交办的是临时紧急处理，走的是口头交办，没有书面授权，事后补签也没有意义——审计科不会追溯已销毁的登记表。我没想到这些登记表最后没有被销毁，更没想到会被特别调查组调阅。”
汪曼春把三张登记表和三张单据复印件并排放在一起，用手指在空白审批栏上一张一张点过去。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明诚，换了一个更加直接的提问角度：“明诚处长，你经手补办备案的这些物资，包括这批西药，在太仓中转站分流之后最终去了哪里？”
“按照备案记录，这批西药的接收方是常熟方向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至于到达接收方之后的具体用途，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常熟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在去年十二月底已经撤销了——这个单位在物资接收后的半个月内就不存在了。如果接收方在备案完成半个月后就被撤销，那么这批物资的去向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这样的备案在审计上是无效的。”汪曼春从笔记本里抽出顾维明的审计报告，翻到关于常熟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已撤销的标注页放在明诚面前，“明诚处长，你在补办备案的时候有没有核实过接收方的存在状态？”
明诚低头看着那份审计报告，眉间那道浅浅的竖纹又出现了。他的手指放在桌沿上，指腹压出了一小片白色。然后他抬起头，表情里多了一种不太容易定义的东西——不是紧张，不是恐惧，更像是权衡之后准备认下某件事的决断。
“没有。我没有核实接收方。这是我的失职。当时明顾问交办的是尽快补全备案手续，不要让太仓线的物资运输因为行政问题陷入停顿。我执行的时候只核对了单据上的编号和品类，没有逐项核实接收方的实际状态。”他顿了顿，把双手从桌面上收回去放在膝盖上，“汪处长，我愿意承担行政违规的责任。未经审批使用印章、备案信息核实不严、事后没有补签审批人——这些我都认。如果你需要我写一份书面材料，我现在就可以写。”
汪曼春没有立刻回答。她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明诚。明诚的态度太好了，好到近乎完美的配合——承认所有行政违规、承担所有管理责任、不推卸、不辩解、不反问。这种态度在一场审讯中通常是两种人会有：一种是真的只犯了行政违规的人，另一种是早就准备好了一套防御策略、把所有可以查证的事实全部承认下来、用这些事实砌成一堵墙、把真正致命的东西挡在墙后面的人。
审讯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汪曼春把十二月份的三张登记表涉及的所有物资批次逐一拿出来向明诚核实，明诚对每一批物资的回答都保持了一致性——明楼口头交办、他执行、没有核实接收方、承认行政违规。他的回答在逻辑上完全自洽，没有任何前后矛盾的地方。汪曼春在他身上找不到缺口，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她提到“明楼口头交办”这个说法时，明诚都会不自觉地微微垂下眼帘。在一般情况下，回忆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场景时人的视线会不由自主地向上或向侧面移动——看向记忆存储的空间。而垂下眼帘通常意味着在重复一段已经背熟的台词，不想让眼神暴露多余的信息。
下午四点半，汪曼春结束了审讯。她没有让明诚当天离开——因为三张登记表涉及的是敏感军需物资的核准备案，按规定可以留置配合调查七十二小时。她让许鹤鸣带明诚去三楼的临时留置室，并且特意交代了两件事：第一，房间要干净，要有床铺和被褥，不是关押室是留置室；第二，给他纸和笔，他想写材料可以写，他如果想见明楼或者给经济司打电话，可以允许，但通话内容必须由许鹤鸣在场旁听。
许鹤鸣一一记下后带明诚上楼去留置室。明诚走上楼梯时脚步很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在临时留置室的门关上之后独自在床边坐下，没有立刻拿起桌上给他准备好的纸笔写什么，而是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走廊里许鹤鸣的脚步声逐渐远去，远处河面上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透过铁栅栏窗户飘进来，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了很久才消散。
傍晚，汪曼春在办公室里把明诚的口供和顾维明提供的登记表、周济民的供词、钱伯钧的损耗报告、宋学仁笔记本里的记录全部汇总在一起，开始写一份呈报山本的调查报告。她的钢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字迹比平时潦草了一些，但每个关键点都写得很清楚。她写到了明诚在十二月中旬三天内三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的事实，写到了审批人签名栏全部空白的情况，写到了明诚在审讯中承认行政违规的态度，写到了这批备案物资中的西药在太仓中转站分流后接收方为已撤销单位的事实，也写到了明诚声称所有操作均系明楼口头交办、但明楼本人昨天当面对她表示“没有指派过顾维明”的说法。
写到明楼那一段时，她的笔尖停顿了一下。墨迹在纸面上洇开了一个小黑点。她把笔尖提起来，换了一口气，继续往下写。她没有在报告里写任何关于明楼的结论性意见——她只陈述了明楼对她说的话和明诚对她说的话之间存在的一个客观矛盾：明楼说没有指派过任何人处理那批西药的核准备案，明诚说所有操作都是明楼口头交办的。两个人的口供互相抵触，其中必有一人说了谎。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山本会做什么判断，她大致能猜到。山本对周济民的兴趣远大于对毒蛇的兴趣——周济民是汪伪政府高官，是日军后勤系统的长期合作者，他的腐败案件可以直接用来向东京邀功。而毒蛇对于山本来说只是一个军统特工，在汪伪政府内部这潭浑水里，抓到一个腐败高官比抓到一个间谍更有政治价值。山本很可能会让她就此结案——把明诚的行政违规归入周济民腐败链条的管理失察环节，以违纪不究或者行政降级的方式处理，不再继续深挖。
但汪曼春不能就此结案。她手里还差最后一块拼图——范金宝的账本。范金宝的账本是唯一能说明每批物资真正去向的证据。如果范金宝的账本上记录了这批西药的最终流向不是常熟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而是军统的地下医疗站，那就能证明明诚的备案不是在补手续，而是在为军统截获这批物资提供行政掩护。如果能拿到范金宝的账本，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她写完调查报告后把它封好，派许鹤鸣连夜送到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的办公室。然后她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抽屉，翻出了一张太仓小码头那个船老板的口供记录。船老板说过，范金宝随身带着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的全是文件和账本，在船上一直在翻看那些文件，嘴里念叨着“他们要我死”之类的话。船老板还说范金宝在苏北某个小码头下了船，但具体地点他不认识——他只是一个跑船的，对苏北的地名不熟。
汪曼春拿起电话拨通了梁仲春办公室的号码。
“梁处长，范金宝在苏北的追查有进展吗？”
梁仲春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嚼东西的含混——大概又在吃晚饭。他嚼完咽下去后才回答说：“汪处长，苏北那边我的人一直在找，但苏北太大了，范金宝又是个老江湖，想找到他不容易。我让驻地的和平建国军帮我们留意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汪曼春听完后沉默了两秒钟。她知道梁仲春在敷衍——梁仲春自己就有棉布在太仓线走过，范金宝要是被抓回来了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她也清楚，梁仲春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只要她给的压力足够大，他会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抛弃范金宝来自保。这个压力现在还不是最大，但很快就是了。
同一时间，76号郑耀先的办公室里，梁仲春一手握着话筒和汪曼春说着“一定尽力”，另一只手正夹着筷子从桌上那碗酱爆猪肝里挑一块最肥厚的肝尖。挂了电话后他把筷子放下，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半圈，然后推门出去直奔郑耀先的办公室。
郑耀先正坐在桌前翻阅一份陆汉卿下午刚送来的码头工会最新评估报告。报告用暗语写成，表面上是码头工人福利调查，实际上是通知他——苏北根据地对新码头工地的破坏行动已经准备就绪，行动时间定在明天凌晨。另外，军统苏南游击队对太湖南岸运输支线的伏击也将在同一天上午展开。两场行动将在同一天的不同地点同时发动，届时日军的注意力会被完全吸引到苏北和苏南两个方向上。这个时间窗口对于上海这边来说是转移注意力的绝佳机会。
梁仲春推门进来时，郑耀先不动声色地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盖上。梁仲春一屁股坐到郑耀先对面，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三月的天气并不热，但他这个人一遇到烦心事就出汗，仿佛全身多余的水分都储存在了头皮下面随时准备释放。
“郑副主任，汪曼春又打电话来催范金宝的事了。她问我苏北那边追查有没有进展，我只好说没有。但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看她明天就会逼我派更多人去找范金宝。”
郑耀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把火柴扔进烟灰缸里，看着火柴头上的青烟在空气中消散。然后他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梁仲春，缓缓地说：“梁处长，汪曼春找范金宝是为了查物资的最终去向。范金宝的账本上记录着每一批物资从太仓中转站分流后的真实流向。但她要拿到范金宝的账本，得先抓住范金宝的人。范金宝在苏北，苏北是和平建国军的防区，你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帮你找——你觉得他们会帮你找吗？”
梁仲春的眼珠子转了转，懂了。和平建国军表面上听汪伪政府的，实际上各军头都有自己的算盘，谁也不会为了帮76号抓一个倒卖物资的管理员而得罪可能和自己在同一渠道里捞过好处的中间人。范金宝能在太仓中转到苏北之间混这么些年，不可能没有地方上的关系。和平建国军里说不定就有拿过他好处的人，帮他藏一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那你的意思是——”梁仲春试探着问。
“继续找，但别认真找。汪曼春催一次你就派一批人去，去了找不到，回来报告说没有线索。拖到月底，汪曼春自己的案子也该结了。她手里现在已经有周济民这条大鱼，山本一定会让她尽快收网，以免夜长梦多。周济民一判刑，特别调查组的存在价值就小了。等到组一撤，汪曼春的权限就缩回了76号情报处。到时候范金宝对她来说就是一个过了气的案子里的漏网之鱼，她追不追他都不影响大局。而你梁处长这边，正好趁这段时间把宜兴那边的渠道重新布局一下。等风声彻底过了再重启。”
梁仲春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脸上那层油光在灯光下闪了闪。他凑近些压低了声音：“那范金宝本人呢？就让他一直在苏北待着？”
“让他待着。他待得越久，对所有人越安全。他不出现就不会被任何人抓到，也永远不会在法庭上指证谁。等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他会自己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毕竟他手里的账本也是他自己的保命符——他不会傻到主动把保命符交给任何人。”
梁仲春千恩万谢地站起来要走时，郑耀先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住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信封的厚度比他之前给梁仲春的任何一个信封都薄。
“梁处长，这封信帮我转交给陆汉卿。不是什么紧急情报，一份码头工会的分析资料需要他过目。我在上面批注了几个重点，让他看完后把批注销毁。最近特高课的电讯监测在升级设备，我不方便走常规通讯渠道。”郑耀先说这番话时的语气太自然了，自然到梁仲春根本没多想就接过信封揣进了怀里。梁仲春走后，郑耀先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那封信里装的确实是码头工会的分析资料——但资料的最后一段，藏着关于苏北新码头破坏行动和军统苏南伏击行动的时间汇总。这份汇总需要传递给南通地下交通站的段会计，由段会计转发给重庆方面。陆汉卿收到后会按约定方式从资料里提取信息然后转发。
重庆方面通过军统的通讯渠道接到这份汇总后，会以为这些情报是“风筝”通过重庆—上海军统通讯线传来的例行更新。重庆不会知道这份汇总在到达南通之前，已经在苏北根据地和中共地下交通站之间流转了一遍。而中共地下组织也不会知道，这份汇总在交给陆汉卿之前，已经被郑耀先以军统的身份提前加了一道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组织之间传递同一份情报的变体版本，两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深夜，汉口路经济司大楼三层，明楼的办公室仍亮着灯。明诚下午被带走后，经济司内部已经传开了消息，各种版本的议论在走廊里悄悄地发酵——有的说明诚在太仓线备案上做了手脚被特高课盯上了，有的说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案子牵连到了经济司，山本要趁机整肃经济司的人事。明楼对这些议论没有做任何回应，像往常一样召开了下午的物资调配例会，逐项讨论了苏南新运输网络的启用准备工作，在每份文件上签了字，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批阅公文。
台灯的绿罩子把光线聚在桌面上，照着那份三天前填上实施日期、明天即将正式生效的新运输网络方案。方案封面上有周济民的亲笔签字——这个签名现在看起来极具讽刺意味，因为签字的这个人已经被关在灰楼三楼的临时关押室里好几天了。明楼把这份方案翻开逐页检查，确认每一个中转站位置、每一条支线路线、每一个启用日期的正确性。明天这份方案将作为正式命令下发到苏南地区每一个运输单位，日军在苏南的全部补给物资将按照新的路线图运转。而苏北根据地的破坏小组已经知道新码头坐标将在明天凌晨发动袭击。军统苏南游击队也已经知道太湖南岸两个中转站将在明天上午运输车队经过时遭到伏击。
两场行动将分别由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队伍、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展开，而两份行动情报都源于同一张部署图，这张部署图由明楼亲手绘制、由明诚亲手拍摄、由南通段会计亲手传递。现在明诚被关在灰楼留置室里，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他是不是要完蛋了。但明楼知道明诚不会完蛋——明诚在审讯中的表现完美复制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防线，把所有能被查证的事实全部承认，把所有无法被查证的指控全部挡在墙后。汪曼春能查到的所有东西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结论：明诚是一个在行政程序上违规操作的经济司职员，受上级口头交办处理紧急公务，在操作过程中有疏漏、有失职，没有经过审批，但是没有间谍行为。这个结论也许不能让汪曼春信服，但足以让任何军事法庭的程序无以为继。因为在法律上，没有证据就等于不存在。
明楼从抽屉里拿出那份之前准备好的书面说明草稿——承认管理失察、为明诚的行政违规承担领导责任。他把草稿仔细修改了几处措辞，让语气更加恳切，更加符合一个愿意为下属担责的上级领导应有的姿态。然后用钢笔重新誊抄了一份，装进信封封好，准备明天一早派人送到经济司内务科。这份说明一旦提交，就等于在组织程序上对明诚的行为作了定性——明诚是在执行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中违规，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一旦定性被接受，汪曼春的调查就会失去向刑法方向延伸的着力点。她要想继续追查，就必须推翻这份定性——而推翻这份定性需要拿出明诚的行为超越了行政违规范畴的证据。这个证据她目前没有，因为唯一能提供这个证据的人是范金宝，范金宝在苏北某个村子里躲着，连梁仲春都找不到，汪曼春也一时半会拿不到范金宝的账本。
明楼把信封放到桌角，用茶杯压住一角，然后从笔筒里抽出另一份文件，是南通方向的通讯确认单。段会计已经通过备用频率发回了确认——所有情报已安全抵达苏北根据地，新码头破坏行动已进入倒计时。发报日期标注为两天前，发报地点标注为南通物资调配联络处会计科——日期和地点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份确认单本身也是一份真实的公务文件，是段会计作为南通联络处会计向上海经济司汇报本月物资调配情况的例行公文。情报就藏在公文的数据排列方式里。这种密写技术不需要任何特殊设备，只需要在普通公文的数字排列中嵌入一组特定的数列。哪怕日军电讯监测部门截获了这份公文也看不出任何异常，因为它的所有数据都对应着真实的物资调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