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86章 牙签与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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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火车站周边的排查持续了将近一周，牙签和阿四都没有消息。宪兵队的便衣在茶馆里泡了无数壶茶，鸦片馆里的烟客换了一拨又一拨，火车站货运场搬运工的工钱都发了两次了，这两个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连最细微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汪曼春每天傍晚都会打电话到闸北宪兵分队询问进展，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没有发现。她把电话放下，对着窗外逐渐暗下去的天色坐了很久，然后翻开笔记本上关于这两个人的记录逐条审视。
牙签——真名不详，年龄约在四十到五十之间，闸北火车站一带的职业掮客，同时做房屋租赁中介和搬运工人力中介两种生意。在永兴路四十六号的案子里，他既是把阁楼租给发报员的人，也是把阿四介绍到火车站货运场的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可能是巧合。牙签一定知道租客的真实身份，或者至少知道租客不是普通的账房先生。而阿四——火车站货运场的搬运工头，左脸颊有刀疤，负责把夹带了美制电台零部件的木箱从仓库里提出来转交给中间人。他和牙签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掮客和搬运工的关系。如果把牙签比作一条暗渠，阿四就是暗渠里的水。水流走了，暗渠还在。只要暗渠没有完全暴露，它迟早还会再通水。
汪曼春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口。货运场主任在之前的问询中提到的那个“戴礼帽的长衫人”让她很在意。阿四半夜在茶馆里和这样的人喝过茶，喝完就各自走了。这种接头方式在情报工作中是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一种——两个人不需要认识，不需要交换姓名，只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坐在约定的桌子前，用几句看似无关的闲话完成信息交接，然后各自消失在夜色里。她决定重新审问货运场主任，从他嘴里挖出更多关于阿四的细节。
第二天上午，货运场主任被许鹤鸣带到了灰楼。老头走进审讯室时额头上全是汗，两只手在裤缝上来回搓，嘴里的哨子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汪曼春让他坐下，没有绕弯子，直接问道：“你说阿四在货运场做了几年，他平时除了牙签之外还跟哪些人来往？哪怕只是说过几句话的人也算。”
货运场主任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皱着眉头想了很久。“长官，说老实话，阿四这个人平时不太跟人打交道的。除了上工的时候吆喝几声搬货，平时基本不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大概是今年二月的时候，他请过一个下午的假，说是要去看牙。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嘴里那几颗烂牙确实都镶好了，还镶了两颗金牙。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牙镶得够快的，他笑了一下，说有个朋友在虹口开牙医诊所，手艺好，还便宜。”
汪曼春的眉毛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镶牙的朋友——他有没有说这个朋友姓什么？”
“没有。就只说是朋友。”
“镶牙的费用不便宜。阿四一个搬运工头，镶得起金牙吗？”
货运场主任的脑子显然没有往这个方向转过，听到汪曼春的话后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恍然大悟的迟疑：“确实不便宜。他那两颗金牙虽然不是纯金的，但怎么着也得一笔钱。他平时在货运场的工钱不算高，就算加上牙签帮他揽的私活，也就勉强够过日子。镶金牙这种事不像他那点收入能轻易拿得出的。”
汪曼春让许鹤鸣把货运场主任带出去之后，拿起内线电话拨了特高课情报分析课的号码，请他们帮忙查一下虹口区的牙医诊所名录，重点查有无在册登记的、有正常营业执照的牙医诊所，以及无照经营的私人牙医。两天后，一份整理好的虹口区牙医诊所名录送到了她桌上。名录共列有三十多家大小诊所，大部分集中在虹口商业区，其中有营业登记的占三分之二，没有登记的私人牙医有近十家。在这近十家无照牙医中，有一家诊所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家诊所位于虹口与闸北交界的弄堂里，没有任何招牌，也没有在伪政府卫生局登记备案，但附近居民反映这家诊所的牙医手艺确实不错，收费也比外面便宜很多，专门给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和火车站搬运工做假牙和镶牙。诊所老板姓邹，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平时不太与邻居来往，经常有陌生人上门看牙。
汪曼春把这份牙医名录和货运场主任关于金牙的证词放在一起，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阿四的金牙——虹口弄堂无照牙医邹某——可能的联络点或情报交接点。”她没有立刻派人去查抄这家牙医诊所。在没有拿到任何实质性证据之前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她决定先派人暗中监视这家诊所，看看有哪些人进进出出。
便衣宪兵在这家牙医诊所对面的一间空置阁楼上架了一台徕卡相机，24小时轮班拍摄进出诊所的每一个人。照片每天晚上被送到灰楼由汪曼春亲自过目。大多数照片上的人都穿着码头工人的粗布衣，或黄包车夫的马甲，脸被汗水泡得发红。这些人确实只是来看牙的。但有一张照片拍到了一个人——穿着藏青色长衫，头戴深灰色礼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从牙医诊所出来时，右手拎着一个黑色的小皮箱，左手把礼帽往下拉了一下，动作非常快，但快门的瞬间还是捕捉到了他侧脸的轮廓。
汪曼春把这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另一张照片——这是她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前和明楼的合影。她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上，用放大镜比对长衫人的侧脸轮廓和明楼的下颚线弧度。比对了大约五分钟，她把放大镜放下了。侧脸轮廓有相似之处——下颚的弧度、肩膀的宽度、走路的姿态——但礼帽和阴影挡住了大部分面部特征，无法做出确凿的同一认定。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把长衫人的照片锁进了保险柜，和之前那些指向明楼的间接证据放在一起。
汪曼春重新翻开笔记本，在“阿四的金牙”这条线索旁边又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末端写着“邹姓牙医——定点监视中”。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家诊所就是情报交接点，但阿四作为一个收入不高的搬运工头，能在一家无照诊所里镶得起金牙，而且介绍他去的那个“朋友”恰好也在这家诊所附近活动——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巧合的可能性已经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她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扩大监视范围，同时对虹口区其他几家无照牙医也展开同步监视。很快，第二组便衣宪兵在另一家同样位于虹口与闸北交界区域的无照牙医诊所附近也捕捉到了一个类似的画面——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从诊所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相同的黑色小皮箱。照片冲洗出来后，汪曼春把两张长衫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发现两人身高、体型、走路姿态几乎完全一致，可以确认为同一人。
这个人频繁出现在与阿四有过接触的牙医诊所附近，手里拎着皮箱——在情报工作中，这种皮箱通常是用来传递小型器材或文件的。电台零件、密码本、胶卷——这些物品的体积都可以塞进一个小皮箱里。阿四的金牙很可能不是简单的报酬，而是情报传递链条上的一环。镶牙的费用可能是情报活动的酬金或经费，而牙医诊所则是中间人用来洗白资金、交接物资和传递信息的理想伪装。邹姓牙医如果真是这个网络中的一环，那么长衫人就是他的上线或同伙，而长衫人的真实身份将是指向整个情报网络核心的关键。
她把照片和监视报告整理成一份简报，带着许鹤鸣一起去了虹口特高课大楼，亲自向山本汇报了长衫人的发现以及牙医诊所可能的联络点性质。山本听完汇报后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然后提出了一个建议——以无照经营的名义查封这两家诊所，同时秘密逮捕邹姓牙医。这样在表面上不会打草惊蛇，不会让外界觉得特高课在端掉情报网的联络点，而是看似一次普通的卫生执法。邹姓牙医被捕后可以秘密审讯，从他嘴里挖出长衫人和阿四的下落。长衫人只要被证实是情报网的物资中转人，就可以顺藤摸瓜抓到更大的人物。
汪曼春同意了这个方案，补充建议在查封诊所的同时，由宪兵队便衣封锁诊所周边的弄堂出口和附近路口，在混乱中截获可能趁乱逃走的接头人或传递的信件，同时防止围观群众破坏现场。山本批准了她的补充方案，拿起电话直接下令调宪兵队两个分队配合此次行动。
两天后，闸北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弄堂深处忽然传来了几个女人尖利的惊叫声。她们正在水龙头下面洗菜，看到几辆黑色轿车突然堵住了弄堂两端，一群穿黑色制服的宪兵跳下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直奔弄堂里面那家没有招牌的牙医诊所。诊所的木质门板被一脚踹开，里面正在给一个码头工人补牙的邹姓牙医吓得把镊子都掉在了地上，双手被反剪到背后上了铐子。码头工人吓得浑身发抖，满嘴药棉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审讯后确认他确实只是个补牙的，当场释放。
邹姓牙医被押上车时脸色灰白，嘴唇抖得厉害，但一句话都没喊。宪兵在诊所后面的一间小仓库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小皮箱，皮箱外表看起来和普通医生出诊用的箱子别无二致，打开后里面确实是牙医器械——钳子、镊子、小铁锤、几瓶麻醉剂。但把这些器械全部取出来之后，箱子底板露出一层夹层。夹层里塞着一台小型便携式收发报机的残件、几根真空管、一卷备用天线、以及一本用密码写成的通讯记录本。通讯记录本的最上面一页还夹着一张没来得及销毁的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闸北已不安全，速转移备用点。”
汪曼春赶到现场时，宪兵已经把诊所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她接过那张从皮箱夹层里找出的纸条，把上面的字迹和档案袋里顾维明那份伪造签名登记表上的字迹放在一起做了初步比对。比对结果在技术层面尚不充分——纸条上的字迹明显是匆忙写就，笔画潦草，和登记表上工整的签名在书写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由笔迹鉴定专家在实验室条件下做进一步的笔锋细节对比。但她用肉眼已经能看到两个字迹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相似感——收笔的力度、转折的角度、某些偏旁部首的结构比例。这种相似感和她之前对比长衫人侧脸和明楼照片时的感觉如出一辙。汪曼春把纸条装进证物袋，在封口标签上写了一行字，让许鹤鸣马上送到老周的笔迹鉴定室做加急比对。
对邹姓牙医的审讯在当天下午就在灰楼三楼审讯室开始。汪曼春亲自主审，许鹤鸣做记录。邹姓牙医被带进来时手铐已经解了，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把手腕互相搓着，像是铐子还在上面一样。审讯室里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把他额头上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汪曼春没有跟他绕弯子，直接把皮箱夹层里搜出的通讯记录本和那张纸条放在桌上。
“邹医生，你诊所用的这只皮箱夹层里藏着军用电台零件和加密通讯记录。你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以资敌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你诊所里搜出的这些东西足够判你三遍。第二条路——供出把这只皮箱交给你的那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是谁，供出阿四和牙签的下落。你选哪条路，现在就可以决定。”
邹姓牙医盯着桌上那些东西看了很久。他的眼珠子在镜片后面转来转去，似乎在快速计算着各种选择的后果。然后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后开口了，声音很沙哑。
“我说。皮箱是一个穿长衫的人放在我这里的。我认识他有大半年了，他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有时候带箱子来寄存，有时候空手来取箱子。他每次来都戴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从来不让我看清他的全脸。他付寄存费付得很爽快，从来不赊账。我这个人胆子小，不敢问，也不敢看箱子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人来头不简单——他身上有种东西，说不上来，像你们这种人，但又不完全像。”
“他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大概四五天前。他来取走了一个箱子，然后又寄存了这一个，说他过几天再来取。这是他的原话，过几天再来。你们要是抓不到他，他迟早会回来找我拿这个箱子。”
汪曼春听到“四五天前”这个时间点时，心里忽然动了一下。这个时间点恰好在闸北电台案发之后——说明长衫人不仅在闸北电台案发前活动过，在案发后仍然没有切断这条联络线。如果他一直在这段时间保持静默，等他过几天再来取箱子时，就能在牙医诊所外围布下埋伏一举抓获。她把审讯记录合上，示意许鹤鸣继续后续审讯，然后快步走回办公室。在走廊上，她对着手中的证物袋出神，那行潦草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背后那个神秘人物的蛛丝马迹。或许，她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牙签——真名不详，年龄约在四十到五十之间，闸北火车站一带的职业掮客，同时做房屋租赁中介和搬运工人力中介两种生意。在永兴路四十六号的案子里，他既是把阁楼租给发报员的人，也是把阿四介绍到火车站货运场的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可能是巧合。牙签一定知道租客的真实身份，或者至少知道租客不是普通的账房先生。而阿四——火车站货运场的搬运工头，左脸颊有刀疤，负责把夹带了美制电台零部件的木箱从仓库里提出来转交给中间人。他和牙签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掮客和搬运工的关系。如果把牙签比作一条暗渠，阿四就是暗渠里的水。水流走了，暗渠还在。只要暗渠没有完全暴露，它迟早还会再通水。
汪曼春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口。货运场主任在之前的问询中提到的那个“戴礼帽的长衫人”让她很在意。阿四半夜在茶馆里和这样的人喝过茶，喝完就各自走了。这种接头方式在情报工作中是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一种——两个人不需要认识，不需要交换姓名，只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坐在约定的桌子前，用几句看似无关的闲话完成信息交接，然后各自消失在夜色里。她决定重新审问货运场主任，从他嘴里挖出更多关于阿四的细节。
第二天上午，货运场主任被许鹤鸣带到了灰楼。老头走进审讯室时额头上全是汗，两只手在裤缝上来回搓，嘴里的哨子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汪曼春让他坐下，没有绕弯子，直接问道：“你说阿四在货运场做了几年，他平时除了牙签之外还跟哪些人来往？哪怕只是说过几句话的人也算。”
货运场主任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皱着眉头想了很久。“长官，说老实话，阿四这个人平时不太跟人打交道的。除了上工的时候吆喝几声搬货，平时基本不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大概是今年二月的时候，他请过一个下午的假，说是要去看牙。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嘴里那几颗烂牙确实都镶好了，还镶了两颗金牙。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牙镶得够快的，他笑了一下，说有个朋友在虹口开牙医诊所，手艺好，还便宜。”
汪曼春的眉毛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镶牙的朋友——他有没有说这个朋友姓什么？”
“没有。就只说是朋友。”
“镶牙的费用不便宜。阿四一个搬运工头，镶得起金牙吗？”
货运场主任的脑子显然没有往这个方向转过，听到汪曼春的话后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恍然大悟的迟疑：“确实不便宜。他那两颗金牙虽然不是纯金的，但怎么着也得一笔钱。他平时在货运场的工钱不算高，就算加上牙签帮他揽的私活，也就勉强够过日子。镶金牙这种事不像他那点收入能轻易拿得出的。”
汪曼春让许鹤鸣把货运场主任带出去之后，拿起内线电话拨了特高课情报分析课的号码，请他们帮忙查一下虹口区的牙医诊所名录，重点查有无在册登记的、有正常营业执照的牙医诊所，以及无照经营的私人牙医。两天后，一份整理好的虹口区牙医诊所名录送到了她桌上。名录共列有三十多家大小诊所，大部分集中在虹口商业区，其中有营业登记的占三分之二，没有登记的私人牙医有近十家。在这近十家无照牙医中，有一家诊所引起了她的注意——这家诊所位于虹口与闸北交界的弄堂里，没有任何招牌，也没有在伪政府卫生局登记备案，但附近居民反映这家诊所的牙医手艺确实不错，收费也比外面便宜很多，专门给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和火车站搬运工做假牙和镶牙。诊所老板姓邹，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平时不太与邻居来往，经常有陌生人上门看牙。
汪曼春把这份牙医名录和货运场主任关于金牙的证词放在一起，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阿四的金牙——虹口弄堂无照牙医邹某——可能的联络点或情报交接点。”她没有立刻派人去查抄这家牙医诊所。在没有拿到任何实质性证据之前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她决定先派人暗中监视这家诊所，看看有哪些人进进出出。
便衣宪兵在这家牙医诊所对面的一间空置阁楼上架了一台徕卡相机，24小时轮班拍摄进出诊所的每一个人。照片每天晚上被送到灰楼由汪曼春亲自过目。大多数照片上的人都穿着码头工人的粗布衣，或黄包车夫的马甲，脸被汗水泡得发红。这些人确实只是来看牙的。但有一张照片拍到了一个人——穿着藏青色长衫，头戴深灰色礼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从牙医诊所出来时，右手拎着一个黑色的小皮箱，左手把礼帽往下拉了一下，动作非常快，但快门的瞬间还是捕捉到了他侧脸的轮廓。
汪曼春把这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另一张照片——这是她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前和明楼的合影。她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上，用放大镜比对长衫人的侧脸轮廓和明楼的下颚线弧度。比对了大约五分钟，她把放大镜放下了。侧脸轮廓有相似之处——下颚的弧度、肩膀的宽度、走路的姿态——但礼帽和阴影挡住了大部分面部特征，无法做出确凿的同一认定。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把长衫人的照片锁进了保险柜，和之前那些指向明楼的间接证据放在一起。
汪曼春重新翻开笔记本，在“阿四的金牙”这条线索旁边又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末端写着“邹姓牙医——定点监视中”。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家诊所就是情报交接点，但阿四作为一个收入不高的搬运工头，能在一家无照诊所里镶得起金牙，而且介绍他去的那个“朋友”恰好也在这家诊所附近活动——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巧合的可能性已经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她决定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扩大监视范围，同时对虹口区其他几家无照牙医也展开同步监视。很快，第二组便衣宪兵在另一家同样位于虹口与闸北交界区域的无照牙医诊所附近也捕捉到了一个类似的画面——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从诊所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相同的黑色小皮箱。照片冲洗出来后，汪曼春把两张长衫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发现两人身高、体型、走路姿态几乎完全一致，可以确认为同一人。
这个人频繁出现在与阿四有过接触的牙医诊所附近，手里拎着皮箱——在情报工作中，这种皮箱通常是用来传递小型器材或文件的。电台零件、密码本、胶卷——这些物品的体积都可以塞进一个小皮箱里。阿四的金牙很可能不是简单的报酬，而是情报传递链条上的一环。镶牙的费用可能是情报活动的酬金或经费，而牙医诊所则是中间人用来洗白资金、交接物资和传递信息的理想伪装。邹姓牙医如果真是这个网络中的一环，那么长衫人就是他的上线或同伙，而长衫人的真实身份将是指向整个情报网络核心的关键。
她把照片和监视报告整理成一份简报，带着许鹤鸣一起去了虹口特高课大楼，亲自向山本汇报了长衫人的发现以及牙医诊所可能的联络点性质。山本听完汇报后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沉默了片刻，然后提出了一个建议——以无照经营的名义查封这两家诊所，同时秘密逮捕邹姓牙医。这样在表面上不会打草惊蛇，不会让外界觉得特高课在端掉情报网的联络点，而是看似一次普通的卫生执法。邹姓牙医被捕后可以秘密审讯，从他嘴里挖出长衫人和阿四的下落。长衫人只要被证实是情报网的物资中转人，就可以顺藤摸瓜抓到更大的人物。
汪曼春同意了这个方案，补充建议在查封诊所的同时，由宪兵队便衣封锁诊所周边的弄堂出口和附近路口，在混乱中截获可能趁乱逃走的接头人或传递的信件，同时防止围观群众破坏现场。山本批准了她的补充方案，拿起电话直接下令调宪兵队两个分队配合此次行动。
两天后，闸北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弄堂深处忽然传来了几个女人尖利的惊叫声。她们正在水龙头下面洗菜，看到几辆黑色轿车突然堵住了弄堂两端，一群穿黑色制服的宪兵跳下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直奔弄堂里面那家没有招牌的牙医诊所。诊所的木质门板被一脚踹开，里面正在给一个码头工人补牙的邹姓牙医吓得把镊子都掉在了地上，双手被反剪到背后上了铐子。码头工人吓得浑身发抖，满嘴药棉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审讯后确认他确实只是个补牙的，当场释放。
邹姓牙医被押上车时脸色灰白，嘴唇抖得厉害，但一句话都没喊。宪兵在诊所后面的一间小仓库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小皮箱，皮箱外表看起来和普通医生出诊用的箱子别无二致，打开后里面确实是牙医器械——钳子、镊子、小铁锤、几瓶麻醉剂。但把这些器械全部取出来之后，箱子底板露出一层夹层。夹层里塞着一台小型便携式收发报机的残件、几根真空管、一卷备用天线、以及一本用密码写成的通讯记录本。通讯记录本的最上面一页还夹着一张没来得及销毁的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闸北已不安全，速转移备用点。”
汪曼春赶到现场时，宪兵已经把诊所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她接过那张从皮箱夹层里找出的纸条，把上面的字迹和档案袋里顾维明那份伪造签名登记表上的字迹放在一起做了初步比对。比对结果在技术层面尚不充分——纸条上的字迹明显是匆忙写就，笔画潦草，和登记表上工整的签名在书写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由笔迹鉴定专家在实验室条件下做进一步的笔锋细节对比。但她用肉眼已经能看到两个字迹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相似感——收笔的力度、转折的角度、某些偏旁部首的结构比例。这种相似感和她之前对比长衫人侧脸和明楼照片时的感觉如出一辙。汪曼春把纸条装进证物袋，在封口标签上写了一行字，让许鹤鸣马上送到老周的笔迹鉴定室做加急比对。
对邹姓牙医的审讯在当天下午就在灰楼三楼审讯室开始。汪曼春亲自主审，许鹤鸣做记录。邹姓牙医被带进来时手铐已经解了，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把手腕互相搓着，像是铐子还在上面一样。审讯室里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把他额头上每一道皱纹都照得清清楚楚。汪曼春没有跟他绕弯子，直接把皮箱夹层里搜出的通讯记录本和那张纸条放在桌上。
“邹医生，你诊所用的这只皮箱夹层里藏着军用电台零件和加密通讯记录。你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以资敌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你诊所里搜出的这些东西足够判你三遍。第二条路——供出把这只皮箱交给你的那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是谁，供出阿四和牙签的下落。你选哪条路，现在就可以决定。”
邹姓牙医盯着桌上那些东西看了很久。他的眼珠子在镜片后面转来转去，似乎在快速计算着各种选择的后果。然后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后开口了，声音很沙哑。
“我说。皮箱是一个穿长衫的人放在我这里的。我认识他有大半年了，他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有时候带箱子来寄存，有时候空手来取箱子。他每次来都戴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从来不让我看清他的全脸。他付寄存费付得很爽快，从来不赊账。我这个人胆子小，不敢问，也不敢看箱子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人来头不简单——他身上有种东西，说不上来，像你们这种人，但又不完全像。”
“他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大概四五天前。他来取走了一个箱子，然后又寄存了这一个，说他过几天再来取。这是他的原话，过几天再来。你们要是抓不到他，他迟早会回来找我拿这个箱子。”
汪曼春听到“四五天前”这个时间点时，心里忽然动了一下。这个时间点恰好在闸北电台案发之后——说明长衫人不仅在闸北电台案发前活动过，在案发后仍然没有切断这条联络线。如果他一直在这段时间保持静默，等他过几天再来取箱子时，就能在牙医诊所外围布下埋伏一举抓获。她把审讯记录合上，示意许鹤鸣继续后续审讯，然后快步走回办公室。在走廊上，她对着手中的证物袋出神，那行潦草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背后那个神秘人物的蛛丝马迹。或许，她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