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895，我在南洋立新国 第407章 鼠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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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队有十二个人，都是从南洋利剑特种部队里挑出来的。他们会说日语、俄语、中文，还会几句蒙古话。
行动的时候穿便装，蒙面，用无标识的工具。他们的任务：把鼠疫病菌“导向”日俄驻军。
具体怎么做，周志勇没细说。董明辉也没问。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但有些细节，后来还是慢慢传出来了。
比如，一月中旬，俄国驻齐齐哈尔的一个军营，在短短一周内感染人数翻了三倍。原因是有人在军营的取水点附近丢弃了几件染疫的衣物。
比如，一月底，日本驻铁岭的一个大队，一天之内出现了四十多个新病例。那天之前，有个“商贩”在军营门口卖东西，跟站岗的士兵聊了很久。那个“商贩”后来不见了，谁也找不到。
比如，二月上旬，一列日本军用列车从长春开往大连，车上运的是换防的部队。列车在途中停靠了几个站，每次停靠都有人上下。
等列车到大连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一百多个人发烧了。据说，有人在列车停靠的时候，把染疫的东西扔进了车厢。
这些事，没有一件能找到证据。日本人调查了很久，只知道疫情是在某些“偶然”事件之后突然爆发的，但查来查去，查不到是谁干的。
关东都督府的情报课长在报告里写：“怀疑南洋驻军参与其中，但无直接证据。
其行动极为隐蔽，手法专业，不留痕迹。建议加强防范，并以外交途径施加压力。”
但外交途径也不管用。南洋共和国那边，唐绍仪亲自出面，对日本和俄国说：“你们自己防疫不力，死了人，怪我们？我们有证据证明我们的防疫措施是公开透明的。”
“你们要是再污蔑我们，我们就请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
日俄两家不敢请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一调查，他们在东北的驻军一些隐私情况就全暴露了。
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事儿多半就是南洋人干的，但没证据，说出去也没人信。
二月，疫情还在持续，但势头开始减弱了。一方面是天气慢慢转暖，另一方面是该死的人已经死了不少，剩下的那些要么是没感染的，要么是感染了但扛过来的。
奉天那边，南洋驻军辖区里的五万多百姓，到二月底一共发现了三百多个病例，全部用磺胺治疗，死了不到二十个人。
三百多个病例里头，有两百多个是难民，一百多个是辖区原住民。军营里的官兵，一万八千人，零感染。
这个数字，放在东北，简直是个奇迹。
消息传开，东北百姓把南洋驻军当成了救命稻草。有人从几百里外跑来，想进南洋辖区避难。
董明辉让人在外围再搭了几个安置点，能收多少收多少，但条件是必须接受隔离。不愿意隔离的，一律不让进。
到三月初，南洋辖区外围的安置点里住了将近八万难民。医疗队忙得脚不沾地，磺胺的用量也开始增加。郑明远每天都要清点库存，确保药够用。
“师长，磺胺用了四万五千人份了。”郑明远在三月五日的汇报会上说。“照这个速度，还能撑到四月底。”
董明辉点了点头。“够了。疫情到四月份就该消停了。”
“还有一件事。”郑明远说。“日本人和俄国人那边，有人托关系找到我，想买磺胺。出价很高，一支药给十块大洋。”
“不卖。”董明辉说。
“我知道不卖。但我想说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不是怀疑我们散播疫情，是怀疑我们有特效药。这个事，瞒不了多久。”
董明辉沉默了一会儿。“瞒一天算一天。等疫情彻底过去，他们知道了也没用。”
三月中旬，南洋共和国总长府发来一份嘉奖令，表彰驻东北部队在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嘉奖令末尾，刘志俊亲笔加了一行字：“全军将士辛苦了。保重身体，勿松懈。”
董明辉把嘉奖令念给全师官兵听。念完了，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弟兄们，”他说，“咱们干得不赖。但还没完。疫情还没过去，日本人和俄国人那边还不消停。大家再坚持一阵子。等天暖和了，就轻松了。”
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站得更直了。
三月下旬，东北的气温开始回升。雪化了，路泥泞了，街上的人多了。疫情确实在消退。哈尔滨傅家甸的新增病例从每天上百降到了每天十几个。长春、吉林、齐齐哈尔也一样。
日本人开始收拾残局。关东都督府统计了一下，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日本驻军在东北因鼠疫死亡的人数超过三千人，感染人数超过五千。也就是说，他们驻东北的兵力，折损了将近一半。
俄国人更惨。他们死了五千多，感染了七千多。中东铁路北段的驻军几乎换了一遍，从国内调来的新兵还没到，防线空了大半。
清廷那边，陈昭常因为防疫有功，被朝廷嘉奖，赏了个头品顶戴。他心里清楚，这功劳有一大半是南洋人的，但他不会说。说了，朝廷怎么想？日本人怎么想？
他请董明辉吃了一顿饭。酒过三巡，陈昭常端着酒杯，说了句实话：“董师长，要不是你们，奉天城怕是跟哈尔滨一样了。”
董明辉跟他碰了碰杯。“陈大人客气。奉天城的百姓没事，就好。”
陈昭常看着他，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把酒喝了。
四月初，东北全境的疫情基本结束。各地陆续解封，百姓开始恢复正常生活。街上有了人，铺子开了门，小孩在巷子里跑。
南洋驻军辖区里的防疫措施也开始放松。安置点陆续撤销，难民被安置到各个村镇。军营解除封闭，官兵可以外出了，但出入还是要量体温、戴口罩。
医疗队把临时医院改成了常设的南洋医院，留在奉天城外，继续为百姓看病。郑明远当了第一任院长。
他从医疗队里挑了一部分人留下来，又从大连调了几个医生来，把医院的架子搭起来了。
董明辉给周志勇发了一份电报，汇报防疫工作的总结。
电报不长：“全军官兵零感染。辖区百姓五万三千人，收治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七例，死亡二十七例。”
“难民收治五万一千人，感染三万一千二百例，死亡八十九例。磺胺用药五万八千人份，库存余四万二千人份。疫情已控制。日俄驻军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见后续报告。”
周志勇回电：“干得好。总长知道了，很高兴。说你们给南洋长了脸。后续的事，等总长指示。”
四月中旬，刘志俊从坤甸发来一份长电，给驻东北部队下一步的工作做了部署：
“一、防疫工作不能放松。鼠疫虽已控制，但仍有反复可能。医院要保留，物资要储备，人员要轮换休息。
二、东北局势因疫情发生变化，日俄实力大损，南洋共和国威望上升。南洋在东北的利益需要进一步巩固。
驻军各部队要加强与清廷地方官员的合作，扩大管辖范围，争取更多的商贸和防务权益。
三、对日俄继续保持警惕。他们吃了亏，不会善罢甘休。军统要加强情报工作，防止他们报复。
四、磺胺的事，严格保密。对外统一口径：南洋驻军防疫效果好，是因为隔离及时、治疗早期，没有特效药。
五、全军将士有功，每人奖励三个月饷银。立功人员另行表彰。”
董明辉把电报念给全师官兵听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了一声：“总长万岁！”
其他人也跟着喊。声音从操场传到营房，从营房传到食堂，从食堂传到围墙外面，在春天的风里飘了很远。
董明辉站在台上，看着那些灰绿色军装的兵，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他不确定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对的。但他知道，南洋的兵一个没死，奉天的百姓也没死几个。而日本人、俄国人死了成千上万。
这就够了。
他转过身，走下台，回到办公室。
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有军部来的，有陈昭常来的，有下面各营报上来的。他坐下来，拿起第一份，开始看。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一年四月，东北鼠疫。据事后统计，全境死亡人数超过四万。
其中日本驻军死亡三千二百余人，俄国驻军死亡四千七百余人。南洋驻军及辖区百姓，死亡一百零六人。驻军官兵，零死亡。
这个数字，后来被写进了南洋共和国的军史教材里。但教材里只写了防疫措施和救治过程，没写磺胺，也没写“北风”。
那些事，被锁在了大连军部的保险柜里，知道的人不超过十个。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董明辉，当年东北鼠疫，南洋驻军是怎么做到零感染的。
董明辉想了想，说了一句：“我们准备得早，准备的更充分。”
……
行动的时候穿便装，蒙面，用无标识的工具。他们的任务：把鼠疫病菌“导向”日俄驻军。
具体怎么做，周志勇没细说。董明辉也没问。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但有些细节，后来还是慢慢传出来了。
比如，一月中旬，俄国驻齐齐哈尔的一个军营，在短短一周内感染人数翻了三倍。原因是有人在军营的取水点附近丢弃了几件染疫的衣物。
比如，一月底，日本驻铁岭的一个大队，一天之内出现了四十多个新病例。那天之前，有个“商贩”在军营门口卖东西，跟站岗的士兵聊了很久。那个“商贩”后来不见了，谁也找不到。
比如，二月上旬，一列日本军用列车从长春开往大连，车上运的是换防的部队。列车在途中停靠了几个站，每次停靠都有人上下。
等列车到大连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一百多个人发烧了。据说，有人在列车停靠的时候，把染疫的东西扔进了车厢。
这些事，没有一件能找到证据。日本人调查了很久，只知道疫情是在某些“偶然”事件之后突然爆发的，但查来查去，查不到是谁干的。
关东都督府的情报课长在报告里写：“怀疑南洋驻军参与其中，但无直接证据。
其行动极为隐蔽，手法专业，不留痕迹。建议加强防范，并以外交途径施加压力。”
但外交途径也不管用。南洋共和国那边，唐绍仪亲自出面，对日本和俄国说：“你们自己防疫不力，死了人，怪我们？我们有证据证明我们的防疫措施是公开透明的。”
“你们要是再污蔑我们，我们就请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
日俄两家不敢请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一调查，他们在东北的驻军一些隐私情况就全暴露了。
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事儿多半就是南洋人干的，但没证据，说出去也没人信。
二月，疫情还在持续，但势头开始减弱了。一方面是天气慢慢转暖，另一方面是该死的人已经死了不少，剩下的那些要么是没感染的，要么是感染了但扛过来的。
奉天那边，南洋驻军辖区里的五万多百姓，到二月底一共发现了三百多个病例，全部用磺胺治疗，死了不到二十个人。
三百多个病例里头，有两百多个是难民，一百多个是辖区原住民。军营里的官兵，一万八千人，零感染。
这个数字，放在东北，简直是个奇迹。
消息传开，东北百姓把南洋驻军当成了救命稻草。有人从几百里外跑来，想进南洋辖区避难。
董明辉让人在外围再搭了几个安置点，能收多少收多少，但条件是必须接受隔离。不愿意隔离的，一律不让进。
到三月初，南洋辖区外围的安置点里住了将近八万难民。医疗队忙得脚不沾地，磺胺的用量也开始增加。郑明远每天都要清点库存，确保药够用。
“师长，磺胺用了四万五千人份了。”郑明远在三月五日的汇报会上说。“照这个速度，还能撑到四月底。”
董明辉点了点头。“够了。疫情到四月份就该消停了。”
“还有一件事。”郑明远说。“日本人和俄国人那边，有人托关系找到我，想买磺胺。出价很高，一支药给十块大洋。”
“不卖。”董明辉说。
“我知道不卖。但我想说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不是怀疑我们散播疫情，是怀疑我们有特效药。这个事，瞒不了多久。”
董明辉沉默了一会儿。“瞒一天算一天。等疫情彻底过去，他们知道了也没用。”
三月中旬，南洋共和国总长府发来一份嘉奖令，表彰驻东北部队在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嘉奖令末尾，刘志俊亲笔加了一行字：“全军将士辛苦了。保重身体，勿松懈。”
董明辉把嘉奖令念给全师官兵听。念完了，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
“弟兄们，”他说，“咱们干得不赖。但还没完。疫情还没过去，日本人和俄国人那边还不消停。大家再坚持一阵子。等天暖和了，就轻松了。”
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站得更直了。
三月下旬，东北的气温开始回升。雪化了，路泥泞了，街上的人多了。疫情确实在消退。哈尔滨傅家甸的新增病例从每天上百降到了每天十几个。长春、吉林、齐齐哈尔也一样。
日本人开始收拾残局。关东都督府统计了一下，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日本驻军在东北因鼠疫死亡的人数超过三千人，感染人数超过五千。也就是说，他们驻东北的兵力，折损了将近一半。
俄国人更惨。他们死了五千多，感染了七千多。中东铁路北段的驻军几乎换了一遍，从国内调来的新兵还没到，防线空了大半。
清廷那边，陈昭常因为防疫有功，被朝廷嘉奖，赏了个头品顶戴。他心里清楚，这功劳有一大半是南洋人的，但他不会说。说了，朝廷怎么想？日本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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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驻军辖区里的防疫措施也开始放松。安置点陆续撤销，难民被安置到各个村镇。军营解除封闭，官兵可以外出了，但出入还是要量体温、戴口罩。
医疗队把临时医院改成了常设的南洋医院，留在奉天城外，继续为百姓看病。郑明远当了第一任院长。
他从医疗队里挑了一部分人留下来，又从大连调了几个医生来，把医院的架子搭起来了。
董明辉给周志勇发了一份电报，汇报防疫工作的总结。
电报不长：“全军官兵零感染。辖区百姓五万三千人，收治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七例，死亡二十七例。”
“难民收治五万一千人，感染三万一千二百例，死亡八十九例。磺胺用药五万八千人份，库存余四万二千人份。疫情已控制。日俄驻军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见后续报告。”
周志勇回电：“干得好。总长知道了，很高兴。说你们给南洋长了脸。后续的事，等总长指示。”
四月中旬，刘志俊从坤甸发来一份长电，给驻东北部队下一步的工作做了部署：
“一、防疫工作不能放松。鼠疫虽已控制，但仍有反复可能。医院要保留，物资要储备，人员要轮换休息。
二、东北局势因疫情发生变化，日俄实力大损，南洋共和国威望上升。南洋在东北的利益需要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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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日俄继续保持警惕。他们吃了亏，不会善罢甘休。军统要加强情报工作，防止他们报复。
四、磺胺的事，严格保密。对外统一口径：南洋驻军防疫效果好，是因为隔离及时、治疗早期，没有特效药。
五、全军将士有功，每人奖励三个月饷银。立功人员另行表彰。”
董明辉把电报念给全师官兵听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了一声：“总长万岁！”
其他人也跟着喊。声音从操场传到营房，从营房传到食堂，从食堂传到围墙外面，在春天的风里飘了很远。
董明辉站在台上，看着那些灰绿色军装的兵，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他不确定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对的。但他知道，南洋的兵一个没死，奉天的百姓也没死几个。而日本人、俄国人死了成千上万。
这就够了。
他转过身，走下台，回到办公室。
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有军部来的，有陈昭常来的，有下面各营报上来的。他坐下来，拿起第一份，开始看。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一年四月，东北鼠疫。据事后统计，全境死亡人数超过四万。
其中日本驻军死亡三千二百余人，俄国驻军死亡四千七百余人。南洋驻军及辖区百姓，死亡一百零六人。驻军官兵，零死亡。
这个数字，后来被写进了南洋共和国的军史教材里。但教材里只写了防疫措施和救治过程，没写磺胺，也没写“北风”。
那些事，被锁在了大连军部的保险柜里，知道的人不超过十个。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董明辉，当年东北鼠疫，南洋驻军是怎么做到零感染的。
董明辉想了想，说了一句：“我们准备得早，准备的更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