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穿让大小姐受气倒反天罡 第614章 缺德侄女快点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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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片刻后，对方的声音有些发紧：“对上了。三年前那个，也是圆脸、短发、右嘴角有痣、左手手背有烫伤疤。当时让她跑了。”
王局长挂了电话，在审讯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推门进去了。他坐在蒋招娣对面，把一张照片放在桌上，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照片上是一个圆脸短发的女人，右嘴角有一颗痣。蒋招娣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不认识。
王局长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朝上，又问：“你再看看，是不是这个人？”蒋招娣又看了一眼，这回没摇头，也没点头。
她的嘴唇哆嗦了几下，说：“好像……好像是。那天她戴了帽子，我没看清脸。可这颗痣，我记得。”
王局长把照片收起来，走出了审讯室。
接下来的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个圆脸短发的女人，不，不只是她。她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跨越多个省份的拐卖儿童犯罪网络。
这个网络已经存在了将近十年，十年里，他们偷了多少孩子，卖了多少孩子，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
专案组很快成立，由公安部直接督办。王局长被抽调到专案组，负责协调几个省份的抓捕和调查工作。
案件的代号叫“春雷”，因为春天来了，雷声响了，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人，该被炸出来了。
专案组根据蒋招娣提供的线索，调取了县城集市周边所有监控，在那个废弃加油站附近的一个路口，找到了那个圆脸短发女人的模糊影像。
影像被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通过人像比对，锁定了她的身份。
她叫陈春兰，四十五岁，粤地人，有过两次拐卖儿童的前科，两次都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她在公安部的内部系统里有一个代号——“木姨”，不是因为她姓木，是因为她第一次被抓的时候，用的假身份证上姓木。
这个代号在专案组内部传开了，后来传到媒体那里，就成了一个让无数家庭闻风丧胆的名字。
陈春兰的落网，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粤北，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专案组的车摸黑进了村，不敢开灯，不敢鸣笛，怕打草惊蛇。
村里的狗叫成一片，陈春兰从睡梦中惊醒，翻身起床，连鞋都没穿就想往后山跑。
可专案组的人已经把她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后山的出口也早就有人守着了。
她被抓的时候，嘴里一直在喊，说警察冤枉人，她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村妇女：
“这些扑街仔就是欺负我们农村人父老乡亲你们可得替我做主啊不能让他们从我们村抓人啊！”
只是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村里百姓虽然淳朴但是可不傻，这娘们肯定是惹麻烦了。不然警察怎么不抓别人呢？
她不知道，自己骂的那些话，全被执法记录仪拍了下来，后来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陈春兰的审讯，比蒋招娣难得多。她不像蒋招娣那样一吓就软，她在里面待过，知道警察的套路。
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知道怎么拖延时间，知道怎么避重就轻。
头三天，她一个字都不说，坐在审讯室里，低着头，像一截木头。专案组换了三拨人审她，软硬兼施，她就是不开口。
第四天，专案组从湖南调来了一个女警。这个女警是心理学硕士，专门研究犯罪心理。
她不问陈春兰拐卖儿童的事，跟她聊家常，聊她的孩子。陈春兰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出嫁了，儿子还没成家。
女警问她，你儿子多大了，在哪儿上班，有没有对象。
陈春兰一开始不回答，可女警不着急，慢慢地聊，聊着聊着，陈春兰的眼泪就下来了。
她说她对不起儿子，她做那些事，是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她说她儿子不知道她在外面做什么，她每次回家都说自己在工厂上班。她说她儿子要是知道了，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女警没有打断她，等她哭完了，才轻轻问了一句：“那被你卖掉的那些孩子，他们的父母怎么办？”
陈春兰不哭了，也不说话了，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左手手背有一块烫伤的疤，是年轻时候在工厂留下的。她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
陈春兰交代了。她交代了上下线，交代了交易地点，交代了资金流向，交代了她知道的每一个买家的名字和地址。
她不是一个人，她上面有上线，下面有下线，还有专门负责运输的、专门负责找买家的、专门负责伪造证件的。
这个网络比她想的还要大，还要深。她只是其中的一环，可这一环断了，整条链子就散了。
专案组根据陈春兰的交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七个省份同步收网。
那几天，王局长的手机几乎没有停过，不断有好消息传回来——湖南抓了三个，广东抓了两个，福建抓了四个，江西抓了一个。
陈春兰的上线，一个叫“刘哥”的男人，在广西防城港落网。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现金、假身份证、还有一本密密麻麻记着买家信息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写着每一个孩子的信息——年龄、性别、从哪里来的、卖到哪儿。
广东那边抓了一个人，是陈春兰的下线，姓廖，叫廖贵生，四十多岁，在佛山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廖贵生不像陈春兰那么能扛，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废品站里睡觉，警察踹开门，他从床上滚下来，裤子都没穿就被按住了。
到了审讯室，他脸色发白，嘴唇发紫，问什么答什么，生怕说慢了警察会打他。
廖贵生交代，蒋招娣手里这个孩子是他经手的。他说那天晚上，不，是凌晨，大概两三点钟。
他接到刘哥的电话，说有个货，两岁，男孩，在广西那边，让他去接。
他开着一辆五菱面包车，从佛山出发，跑了将近十个小时，在广西某地的一个高速服务区接到孩子。
孩子被一个年轻男人送来的，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楚脸。他把孩子放在车后座，那孩子不哭不闹，睁着眼睛看着车顶，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被喂了药。
廖贵生把孩子拉回佛山，在他废品站后面的小屋里养了几天，然后联系了陈春兰。
王局长挂了电话，在审讯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推门进去了。他坐在蒋招娣对面，把一张照片放在桌上，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照片上是一个圆脸短发的女人，右嘴角有一颗痣。蒋招娣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不认识。
王局长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朝上，又问：“你再看看，是不是这个人？”蒋招娣又看了一眼，这回没摇头，也没点头。
她的嘴唇哆嗦了几下，说：“好像……好像是。那天她戴了帽子，我没看清脸。可这颗痣，我记得。”
王局长把照片收起来，走出了审讯室。
接下来的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个圆脸短发的女人，不，不只是她。她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跨越多个省份的拐卖儿童犯罪网络。
这个网络已经存在了将近十年，十年里，他们偷了多少孩子，卖了多少孩子，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
专案组很快成立，由公安部直接督办。王局长被抽调到专案组，负责协调几个省份的抓捕和调查工作。
案件的代号叫“春雷”，因为春天来了，雷声响了，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人，该被炸出来了。
专案组根据蒋招娣提供的线索，调取了县城集市周边所有监控，在那个废弃加油站附近的一个路口，找到了那个圆脸短发女人的模糊影像。
影像被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通过人像比对，锁定了她的身份。
她叫陈春兰，四十五岁，粤地人，有过两次拐卖儿童的前科，两次都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她在公安部的内部系统里有一个代号——“木姨”，不是因为她姓木，是因为她第一次被抓的时候，用的假身份证上姓木。
这个代号在专案组内部传开了，后来传到媒体那里，就成了一个让无数家庭闻风丧胆的名字。
陈春兰的落网，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粤北，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专案组的车摸黑进了村，不敢开灯，不敢鸣笛，怕打草惊蛇。
村里的狗叫成一片，陈春兰从睡梦中惊醒，翻身起床，连鞋都没穿就想往后山跑。
可专案组的人已经把她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后山的出口也早就有人守着了。
她被抓的时候，嘴里一直在喊，说警察冤枉人，她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村妇女：
“这些扑街仔就是欺负我们农村人父老乡亲你们可得替我做主啊不能让他们从我们村抓人啊！”
只是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村里百姓虽然淳朴但是可不傻，这娘们肯定是惹麻烦了。不然警察怎么不抓别人呢？
她不知道，自己骂的那些话，全被执法记录仪拍了下来，后来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陈春兰的审讯，比蒋招娣难得多。她不像蒋招娣那样一吓就软，她在里面待过，知道警察的套路。
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知道怎么拖延时间，知道怎么避重就轻。
头三天，她一个字都不说，坐在审讯室里，低着头，像一截木头。专案组换了三拨人审她，软硬兼施，她就是不开口。
第四天，专案组从湖南调来了一个女警。这个女警是心理学硕士，专门研究犯罪心理。
她不问陈春兰拐卖儿童的事，跟她聊家常，聊她的孩子。陈春兰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已经出嫁了，儿子还没成家。
女警问她，你儿子多大了，在哪儿上班，有没有对象。
陈春兰一开始不回答，可女警不着急，慢慢地聊，聊着聊着，陈春兰的眼泪就下来了。
她说她对不起儿子，她做那些事，是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她说她儿子不知道她在外面做什么，她每次回家都说自己在工厂上班。她说她儿子要是知道了，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女警没有打断她，等她哭完了，才轻轻问了一句：“那被你卖掉的那些孩子，他们的父母怎么办？”
陈春兰不哭了，也不说话了，低着头，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左手手背有一块烫伤的疤，是年轻时候在工厂留下的。她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
陈春兰交代了。她交代了上下线，交代了交易地点，交代了资金流向，交代了她知道的每一个买家的名字和地址。
她不是一个人，她上面有上线，下面有下线，还有专门负责运输的、专门负责找买家的、专门负责伪造证件的。
这个网络比她想的还要大，还要深。她只是其中的一环，可这一环断了，整条链子就散了。
专案组根据陈春兰的交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七个省份同步收网。
那几天，王局长的手机几乎没有停过，不断有好消息传回来——湖南抓了三个，广东抓了两个，福建抓了四个，江西抓了一个。
陈春兰的上线，一个叫“刘哥”的男人，在广西防城港落网。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现金、假身份证、还有一本密密麻麻记着买家信息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写着每一个孩子的信息——年龄、性别、从哪里来的、卖到哪儿。
广东那边抓了一个人，是陈春兰的下线，姓廖，叫廖贵生，四十多岁，在佛山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廖贵生不像陈春兰那么能扛，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废品站里睡觉，警察踹开门，他从床上滚下来，裤子都没穿就被按住了。
到了审讯室，他脸色发白，嘴唇发紫，问什么答什么，生怕说慢了警察会打他。
廖贵生交代，蒋招娣手里这个孩子是他经手的。他说那天晚上，不，是凌晨，大概两三点钟。
他接到刘哥的电话，说有个货，两岁，男孩，在广西那边，让他去接。
他开着一辆五菱面包车，从佛山出发，跑了将近十个小时，在广西某地的一个高速服务区接到孩子。
孩子被一个年轻男人送来的，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楚脸。他把孩子放在车后座，那孩子不哭不闹，睁着眼睛看着车顶，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被喂了药。
廖贵生把孩子拉回佛山，在他废品站后面的小屋里养了几天，然后联系了陈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