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高考状元，接替吴春林 第398章 论如何打败高育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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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起手，制止了高育良的插话：“你说一个一个看是正确思路，我说一个一个看恰恰是看不见问题的思路。
单个事件有单个事件的理由，可一百个单个事件放在一起，如果分布严重偏向同一群体，那这个分布本身就是问题。
这就好比一个人每次考试都考第一，你说他聪明；
可如果全校一千个学生，有三百个都姓高，每次考试前十名里八个姓高，你还能说这只是巧合？”
高育良的脸色沉了沉：“你这个比方打得不伦不类，学校和学生是自然分布，干部选拔是组织行为，两码事。”
“好，那咱们说组织行为。”沈如晦立刻顺着他的话往下走，一点喘息的空档都不留。
“组织行为讲的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核心是什么？
是机会公平。
什么叫机会公平？
同一个岗位，汉大毕业的干部和非汉大毕业的干部，竞争的条件是不是对等的？
考察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评价的尺子是不是同一把？”
“当然统一。”高育良答得干脆。
“那为什么结果这么不统一？”沈如晦追问，语速快得像连珠炮。
“如果标准统一、机会对等，为什么决策层的岗位汉大毕业生占了七八成？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非汉大毕业的干部本身素质差，竞争中比不过；
要么是竞争过程有结构性偏差，非汉大毕业的干部在某个环节被筛掉了。
你说第一种，那请拿出非汉大毕业干部整体素质低于汉大毕业干部的证据；
你说第二种，那这个结构性偏差是什么、在哪里、谁造成的，你得说清楚。”
高育良沉默了三秒钟。
这三秒钟在省委常委会上不算短，足够在座所有人把刚才那番话的锋利程度掂量一遍。
他开口的时候，语气比刚才慢了些，措辞也谨慎了不少：“如晦同志，你这个‘结构性偏差’的说法，我不同意。
什么叫结构性偏差？你意思是汉大毕业的干部被系统性地优待了？
这个指控很重，你得拿出证据来。
你拿不出来，那就是凭空推测。”
“我拿不出每一次提拔的‘证据’，但我拿得出分布。”沈如晦的声音稳得像秤砣。
“育良同志，有些东西不需要拿到每一次提拔的内部会议记录，分布本身就是证据。
你让统计局做一个汉东政法系统厅处级干部的毕业院校分布，把这个分布跟全省干部总数的毕业院校分布放在一起比，偏离度有多大，一算就清楚。
如果偏离度在两个标准差之外，那就不是随机波动，那就得有解释。
你给解释，我就信；你
给不出来，那这个分布就摆在那儿，谁看都一样。”
韩景和在这时候插了进来，语气比刚才硬了几分：“如晦同志，你拿统计学来说事，可统计这个东西，样本选得不对，结论就是歪的。
汉大政法系是全省政法人才的摇篮，这个摇篮几十年来培养了全省政法系统大半的骨干，你把摇篮里出来的人放在一起看，当然比例高。
这个比例高是因为摇篮本身产量大，不是因为摇篮里的人互相提携。”
“景和同志，‘摇篮产量大’这个解释，我早就料到了。”沈如晦偏头看他。
“可摇篮产量大只能解释为什么汉大毕业生在政法系统的基数大，解释不了为什么决策层的占比比基数占比还高。
如果汉大毕业生占政法系统总人数的五成，决策层占七成，那超出的两成怎么解释？
如果总人数占六成，决策层占八成，超出的两成又怎么解释？
产量只能解释基数，解释不了超额。
超额的部分，才是需要解释的东西。”
韩景和被这个“基数与超额”的区分卡了一下，随即换了角度：“你这个超额的说法，预设了一个‘应该按比例分配’的前提。
可干部选拔不是分蛋糕，不是按毕业院校比例来配的。
谁能力强谁上，能力跟毕业院校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所以比例上有偏差是正常的。”
“好，你承认比例有偏差。”沈如晦立刻抓住这句话。
“那偏差到什么程度算正常，到什么程度算不正常？有没有一个线？
如果没有线，那偏差再大也是‘正常’；
如果有线，那这条线是谁划的、依据是什么？
景和同志，你刚才说‘比例上有偏差是正常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判断，不是公理。”
韩景和这下被问住了。他本来只是随口一说，想把这个话题往“能力决定一切”的方向带，结果被沈如晦抓住“偏差的正常范围”这个尾巴，反倒把自己绕进去了。
高育良在这时候把话接了过去，他知道韩景和顶不住沈如晦这种一层一层剥笋的辩法，再让韩景和说下去，只会越说越被动：“如晦同志，你今天这个辩法，我听了半天，听出一点门道——你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结构’，把所有个体选择都归结为‘系统偏差’。
这种思路在学术上有个名字，叫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看不见人，只看见结构。
它不承认个人的判断、个人的品德、个人的能力，它只承认结构的压力。
你把汉东政法系统看成一个结构，把里面所有人的选择都看成结构决定的，那这个系统里的人就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了，他们提拔谁、不提拔谁，全是被结构推着走的。这个看法，我不同意。”
沈如晦听完这话，没有立刻反驳，反而笑了一声。高育良这番话讲得确实漂亮，到底是教了二十年书的人，一开口就能把对手的论点塞进一个“主义”里，然后用批这个“主义”的方式来批对手。
这是学术辩论里的高级打法——先给你的观点贴个标签，再批这个标签，批完了就好像把你的观点也批倒了。
可这一套在常委会上不好使，因为常委会不是学术研讨会，在座的人不关心你批的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他们关心的是汉东的干部提拔到底有没有问题。
单个事件有单个事件的理由，可一百个单个事件放在一起，如果分布严重偏向同一群体，那这个分布本身就是问题。
这就好比一个人每次考试都考第一，你说他聪明；
可如果全校一千个学生，有三百个都姓高，每次考试前十名里八个姓高，你还能说这只是巧合？”
高育良的脸色沉了沉：“你这个比方打得不伦不类，学校和学生是自然分布，干部选拔是组织行为，两码事。”
“好，那咱们说组织行为。”沈如晦立刻顺着他的话往下走，一点喘息的空档都不留。
“组织行为讲的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核心是什么？
是机会公平。
什么叫机会公平？
同一个岗位，汉大毕业的干部和非汉大毕业的干部，竞争的条件是不是对等的？
考察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评价的尺子是不是同一把？”
“当然统一。”高育良答得干脆。
“那为什么结果这么不统一？”沈如晦追问，语速快得像连珠炮。
“如果标准统一、机会对等，为什么决策层的岗位汉大毕业生占了七八成？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非汉大毕业的干部本身素质差，竞争中比不过；
要么是竞争过程有结构性偏差，非汉大毕业的干部在某个环节被筛掉了。
你说第一种，那请拿出非汉大毕业干部整体素质低于汉大毕业干部的证据；
你说第二种，那这个结构性偏差是什么、在哪里、谁造成的，你得说清楚。”
高育良沉默了三秒钟。
这三秒钟在省委常委会上不算短，足够在座所有人把刚才那番话的锋利程度掂量一遍。
他开口的时候，语气比刚才慢了些，措辞也谨慎了不少：“如晦同志，你这个‘结构性偏差’的说法，我不同意。
什么叫结构性偏差？你意思是汉大毕业的干部被系统性地优待了？
这个指控很重，你得拿出证据来。
你拿不出来，那就是凭空推测。”
“我拿不出每一次提拔的‘证据’，但我拿得出分布。”沈如晦的声音稳得像秤砣。
“育良同志，有些东西不需要拿到每一次提拔的内部会议记录，分布本身就是证据。
你让统计局做一个汉东政法系统厅处级干部的毕业院校分布，把这个分布跟全省干部总数的毕业院校分布放在一起比，偏离度有多大，一算就清楚。
如果偏离度在两个标准差之外，那就不是随机波动，那就得有解释。
你给解释，我就信；你
给不出来，那这个分布就摆在那儿，谁看都一样。”
韩景和在这时候插了进来，语气比刚才硬了几分：“如晦同志，你拿统计学来说事，可统计这个东西，样本选得不对，结论就是歪的。
汉大政法系是全省政法人才的摇篮，这个摇篮几十年来培养了全省政法系统大半的骨干，你把摇篮里出来的人放在一起看，当然比例高。
这个比例高是因为摇篮本身产量大，不是因为摇篮里的人互相提携。”
“景和同志，‘摇篮产量大’这个解释，我早就料到了。”沈如晦偏头看他。
“可摇篮产量大只能解释为什么汉大毕业生在政法系统的基数大，解释不了为什么决策层的占比比基数占比还高。
如果汉大毕业生占政法系统总人数的五成，决策层占七成，那超出的两成怎么解释？
如果总人数占六成，决策层占八成，超出的两成又怎么解释？
产量只能解释基数，解释不了超额。
超额的部分，才是需要解释的东西。”
韩景和被这个“基数与超额”的区分卡了一下，随即换了角度：“你这个超额的说法，预设了一个‘应该按比例分配’的前提。
可干部选拔不是分蛋糕，不是按毕业院校比例来配的。
谁能力强谁上，能力跟毕业院校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所以比例上有偏差是正常的。”
“好，你承认比例有偏差。”沈如晦立刻抓住这句话。
“那偏差到什么程度算正常，到什么程度算不正常？有没有一个线？
如果没有线，那偏差再大也是‘正常’；
如果有线，那这条线是谁划的、依据是什么？
景和同志，你刚才说‘比例上有偏差是正常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判断，不是公理。”
韩景和这下被问住了。他本来只是随口一说，想把这个话题往“能力决定一切”的方向带，结果被沈如晦抓住“偏差的正常范围”这个尾巴，反倒把自己绕进去了。
高育良在这时候把话接了过去，他知道韩景和顶不住沈如晦这种一层一层剥笋的辩法，再让韩景和说下去，只会越说越被动：“如晦同志，你今天这个辩法，我听了半天，听出一点门道——你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结构’，把所有个体选择都归结为‘系统偏差’。
这种思路在学术上有个名字，叫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看不见人，只看见结构。
它不承认个人的判断、个人的品德、个人的能力，它只承认结构的压力。
你把汉东政法系统看成一个结构，把里面所有人的选择都看成结构决定的，那这个系统里的人就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了，他们提拔谁、不提拔谁，全是被结构推着走的。这个看法，我不同意。”
沈如晦听完这话，没有立刻反驳，反而笑了一声。高育良这番话讲得确实漂亮，到底是教了二十年书的人，一开口就能把对手的论点塞进一个“主义”里，然后用批这个“主义”的方式来批对手。
这是学术辩论里的高级打法——先给你的观点贴个标签，再批这个标签，批完了就好像把你的观点也批倒了。
可这一套在常委会上不好使，因为常委会不是学术研讨会，在座的人不关心你批的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他们关心的是汉东的干部提拔到底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