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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1937:从东北开始抗日 第208章 国之重器(2)

    1940年春,在海龙郊区的一片荒地上,中国第一座半导体研究所——“东北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成立。

    研究所的选址紧邻长白山祝融计划主基地的专用铁路。

    既便于获取电力与设备支持,又能得到挺进军的保护。

    建设研究所的核心,是打造超净车间。

    彼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超净技术。

    沈前进便带着科研人员用“土办法”攻关。

    用煮沸的纱布制作初效过滤器,用活性炭过滤空气中的粉尘,用酒精反复擦拭墙面与地面。

    甚至在车间内放置数十盆清水,吸附空气中的悬浮颗粒。

    为了控制温湿度,科研人员用冰窖的冰块与炭火,交替调节车间温度,将湿度控制在40%以下。

    当然了,相关的设备还是要研制的。

    这一次,沈前进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半导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晶体提纯。

    锗和硅是半导体的核心材料。

    但其天然矿石中含有大量杂质,必须提纯到99.9999%以上,才能用于制造元件。

    华裔工程师李铭带着团队,按照肖克利的理论,采用区域熔炼法提纯锗晶体。

    他们将锗矿石放入高温熔炼炉,通过移动加热线圈,让熔融区沿着锗锭移动,将杂质逐步推向一端。

    一次提纯需要耗时24小时。

    团队成员轮班值守,盯着熔炼炉的温度。

    稍有不慎,整炉锗锭就会报废。

    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在1940年秋,制取出了第一根纯度达 99.9999%的锗单晶锭。

    到了1941年5月,东北半导体研究所传来喜讯。

    科研人员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只点接触式锗晶体管。

    这只晶体管采用N型锗单晶作为基底。

    基底尺寸为4mmx6mmx0.8mm,发射极与集电极采用直径0.05mm 的镀金钨丝触须。

    间距控制在0.1mm以内,封装采用圆柱形金属外壳。

    长度11mm,直径4.5mm,重量仅1.8g。

    经测试,这只晶体管,比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世界第一只晶体管(β=50、ft=100khz)要早了六年多。

    而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晶体管制造技术的国家。

    半导体技术的突破,迅速应用到各个领域。

    风洞实验室的测控系统,换上了自制的晶体管,精度提升了十倍。

    祝融计划的核设施控制系统,采用了半导体元件,稳定性大幅增强。

    东北根据地的雷达,用上了半导体放大器,探测距离从50公里提升至 150 公里。

    更重要的是,半导体技术真正的战略爆发点,很快便落在了巨型计算机这一未来科技的核心载体上。

    历史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尚要等到1945年才会问世。

    它依靠一万八千只真空电子管拼凑而成,重达三十吨。

    占地近两百平方米,功耗高达一百五十千瓦。

    运算速度仅五千次加法每秒,且故障率极高。

    几乎每过几个小时就要更换烧毁的电子管。

    编程更是要依靠插拔线缆与拨动机械开关完成,笨重、脆弱、极难维护。

    而沈前进手中成熟的锗晶体管技术,直接跳过了整个电子管时代。

    在1942年便牵头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晶体管巨型计算机——璇玑一号。

    它以研究所自主生产的点接触锗晶体管为核心逻辑器件。

    整机仅使用三千二百余只晶体管,重量不足三吨。

    占地面积不过十五平方米,功耗控制在八千瓦以内,依靠长白山基地的现有电网便可稳定运行。

    在运算性能上,璇玑一号的加法速度达到每秒八万次,是ENIAc的十六倍。

    且凭借晶体管无发热、长寿命、高稳定的特性,可连续运行两个月不出故障。

    配合早期穿孔卡片编程系统,能在数小时内切换核爆模拟、风洞气动解算、弹道曲线拟合、铀离心分离参数优化等不同任务。

    这台诞生于战火中的超级计算机,被直接部署在祝融计划地下核心区与桓仁风洞测控中心。

    成为核工业、航空工业、尖端军工的“超级大脑”。

    它比原时空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早诞生三年,更在架构上领先整整一代。

    让中国在电子计算这一决定未来百年国运的领域,从一开始便站在了世界之巅。

    就在风洞与半导体产业稳步推进的同时,一场与死神赛跑的药物研发战役,正在东北的生物实验室里激烈上演。

    沈前进早已预判到战争扩大化带来的医疗危机,在碱厂附近建成了高标准的生物实验室。

    从灯塔国采购的深层发酵罐、摇床、恒温培养箱等发酵培养设备。

    离心机、过滤装置、层析柱等分离纯化设备;

    真空浓缩器、冻干机等保存设备;

    还有高倍显微镜、抗菌活性测定仪等检测仪器,源源不断地通过空间运抵这里。

    首要任务便是青霉素的研发。

    此时,战场上的伤员大多并非死于直接创伤,而是伤口感染引发的败血症。

    青霉素作为已知的抗菌利器,成为急需的战略物资。

    沈前进一声令下,实验室团队开始在东北民间大规模征集青霉菌样本。

    腐烂的水果、发霉的谷物、潮湿的木材……

    凡是可能滋生青霉菌的载体,都被收集到实验室。

    团队最终选定甜瓜作为分离基质。

    东北盛产的甜瓜含糖量高,利于青霉菌生长。

    且来源广泛、成本低廉。

    然而,分离菌株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团队成员每天要处理上百份发霉甜瓜样本。

    在充满腐烂气味的实验室里,戴着厚重的防护服反复研磨、接种、培养。

    夏天的东北虽不算酷热,但密闭的培养室里温度居高不下。

    汗水浸透了衣衫,混合着甜瓜腐烂的酸臭味,让人几欲作呕。

    显微镜下,无数杂菌与青霉菌交织在一起,研究员们需要逐一审视,寻找具有抗菌活性的菌株。

    日复一日,数百吨腐烂甜瓜被消耗殆尽。

    可是筛选出的菌株却始终活性低下,产量远达不到临床使用标准,团队士气一度陷入低谷。

    就在众人近乎绝望之际,一场意外带来了转机。

    1939年深秋,一位负责样本保存的研究员王建国,在整理冷藏柜时,发现了一批被遗忘的甜瓜样本。

    这批来自辽西锦州的甜瓜,在运输途中遭遇暴雨,部分果实已经开裂变质。

    被临时存入冷藏柜后,竟因一次停电事故,被遗漏了一个多月。

    王建国本想直接丢弃,却意外发现样本表面的霉菌菌落形态格外特殊,呈青绿色绒毛状,边缘整齐,与之前见过的菌株截然不同。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霉菌接种到培养基上。

    没想到短短48小时后,菌落周围出现了一圈清晰的抑菌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效果,远超之前所有菌株。

    经过进一步检测,这支编号为“辽40”的青霉菌株,青霉素产量竟达到了弗莱明原始菌株的200倍,成为当时已知的最高产菌株!

    这个消息让整个实验室沸腾了,所有人都跑到培养箱前,看着那不起眼的青绿色菌落,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

    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日夜,那些被腐烂气味萦绕的时光,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辽40”的发现,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为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关键基础。

    沈前进得知消息后,立刻提示团队优化培养基。

    东北玉米产量巨大,可将玉米加工成玉米糖浆,替代昂贵的蛋白胨作为碳源。

    这一改进,不仅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让青霉菌的生长速度提升了 30%。

    随后,团队又利用从灯塔国引进的x射线发生器,对“辽40”菌株进行诱变处理。

    经过多轮筛选,最终获得了更高产的突变株,产量较原始“辽40” 又提升了3倍。

    结合深层通气发酵技术,青霉素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到1941年,实验室已能将青霉素工业化。

    稳定产出足量青霉素。

    这些装在棕色小瓶中的黄色粉末,被紧急运往各个抗日根据地。

    在后续的伤员救治中,青霉素发挥了奇效。

    一位腹部中弹的战士,伤口严重感染,高烧不退。

    医生为他注射了青霉素后,仅仅24小时,体温就恢复正常,伤口的红肿开始消退。

    到1941年底,青霉素已挽救了上万名原本会因伤口感染丧命的战士。

    与此同时,青霉素也通过秘密渠道销往国统区和海外,为根据地换取了大量紧缺的武器弹药、贵金属……

    成为我党重要的“提款机”。

    就在青霉素研发的同时,另一项关乎千万人生命的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青蒿素的提取。

    因为这时二战已经爆发。

    战争规模持续扩大。

    小胡子已与毛熊瓜分波兰,牛牛和法鸡在西线陷入“静坐战争”的奇景中。

    日军已经开始“南下”攻略。

    大批部队被调往南方,并且逐步封锁了东南亚的奎宁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