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37:从东北开始抗日 第209章 国之重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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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宁作为当时唯一的抗疟药物,供应即将彻底中断。
疟疾作为当时的高发疾病,在华北、华南根据地肆虐。
尤其是在洪水、饥荒之后,疟疾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无数军民被病魔折磨,严重影响了抗日斗争的进程。
沈前进深知奎宁断供的致命后果,他立刻召集了一批医药生物专业的骨干力量,组建专项研究团队,目标直指青蒿素。
虽然沈前进知晓原时空鹿鸣团队的研究成果,明确了“乙醚低温萃取黄花蒿”的核心方向,但实际操作过程却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首先就是原料的精准搜集。
团队需要从全国各地征集黄花蒿样本。
由于当时缺乏统一的植物分类标准,很多地方将青蒿与黄花蒿混淆,甚至将其他菊科植物误认作黄花蒿。
研究员们不得不亲自深入山野,一株株辨认、采集。
在河北的太行山区,在山东的沂蒙山区,在河南的伏牛山区,常常能看到他们背着标本夹、带着放大镜的身影。
有时遭遇鬼子的扫荡,他们只能躲进山洞,将采集的黄花蒿样本藏在山洞的缝隙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鬼子的封锁线外完成采集。
历经三个月,团队终于收集到了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300多种黄花蒿样本。
通过成分分析,筛选出了青蒿素含量最高的重庆酉阳产地的黄花蒿。
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的技术攻坚。
乙醚低温萃取的关键,在于将萃取温度稳定控制在- 5c至- 8c区间。
这一温度既能最大限度保留青蒿素的过氧桥结构(抗疟活性核心),又能减少叶绿素、挥发油等杂质的溶出。
依托实验室的高精度机械恒温槽,团队将装有黄花蒿粉末与乙醚的双层萃取罐嵌入恒温槽内。
通过低温循环泵持续输入- 7c的冷冻乙醇,使萃取体系温度稳定在目标区间。
彻底解决了传统冰浴温度波动大、无法长时间维持低温的难题。
但先进设备的操作与维护,同样面临挑战。
东北的冬季严寒刺骨,实验室虽有简易供暖设备,但靠近恒温槽和低温循环泵的区域,温度仍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
研究员们需要长时间守在设备旁,监控温度显示器上的数值。
一旦出现微小波动,便要立刻调整恒温槽的加热/制冷功率。
乙醚是易挥发、易燃的有机溶剂,其蒸汽与空气混合后极易引发爆炸。
因此萃取过程必须在防爆型通风橱内进行。
这种从美国进口的通风橱配备了强制排风系统和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一旦乙醚浓度超标,便会自动触发警报并加大排风功率,为科研人员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即便如此,长时间吸入低浓度乙醚蒸汽,仍让不少研究员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
他们只能轮流休息,用清水漱口缓解不适,稍作调整便立刻回到岗位。
第三步,是提取物的纯化与活性检测。
初期得到的乙醚萃取液,成分复杂,含有大量的叶绿素、挥发油等杂质,抗疟活性极不稳定。
团队只能通过反复层析、过滤、浓缩,一点点剔除杂质。
层析柱的装填,需要极致的耐心。
研究员们用镊子夹着硅胶,一点点填入层析柱,稍有不慎,硅胶层就会出现断层,影响分离效果。
一次层析,需要耗时三天三夜,团队成员轮流值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真空浓缩过程中,乙醚的挥发气味弥漫在实验室里。
很多研究员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失败一次又一次袭来。
第37号样本,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仅30%;
第59号样本,在纯化过程中,因温度控制失误,活性完全丧失;
第82号样本,虽有60%的抑制率,却无法稳定复现……
团队成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有的因长期接触乙醚,肝脏受到损伤;
有的因熬夜实验,体力不支晕倒在实验室。
但没有人选择放弃。
他们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向成功靠近,每一个数据,都关乎千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就在研究陷入瓶颈时,沈前进想起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
他召集团队开会,郑重地说:“古人用鲜汁服用,或许是因为高温会破坏有效成分。
我们不仅要低温萃取,还要注意原料的新鲜度,采集后的黄花蒿,必须在4小时内完成萃取,不能有丝毫拖延。”
团队立刻调整方案,在实验室附近不计成本的建设了玻璃暖房。
专门培养黄花蒿,使得即便在东北,也能够实现黄花蒿一年四季一直能够采摘。
因为距离近,他们可以将新鲜采集的黄花蒿嫩茎叶,马上运往实验室。
这一改进,让提取物的抗疟活性大幅提升。
经过无数次的工艺优化、参数调整。
到了1939年底,当编号第10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被送上实验台时,整个实验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
检测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提取物滴入含有疟原虫的培养液中。
显微镜下,疟原虫的活动逐渐变慢,最终停止了运动。
通过薄层色谱法与熔点测定法检测(当时条件下的精准检测手段),该样本的青蒿素纯度达到92.7%。
数据记录仪上,跳动的数字最终定格在100%。
这瓶历经百次实验的提取物,对恶性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实验室里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研究员们相拥而泣。
团队负责人张桂英,这位年仅三十的女科学家,拿着装有101号样本的玻璃瓶,泪水打湿了脸颊。
“这一百零一次实验,每一次都是在和死神赛跑,今天,我们终于赢了!”
那些日夜不休的坚守,那些与死神赛跑的执着,那些在寒冷与危险中咬牙坚持的勇气,在这一刻都化作了胜利的荣光。
他们,终于叩开了抗疟新药研发的大门,为千万疟疾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而此时,华北地区的洪水刚刚退去,一场更大的疫情危机正在蔓延。
1939年7-8月,华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连续3次大范围集中降水,总量达255.66亿立方米,远超常年均值。
海河流域的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支流,同时暴涨。
潮白河密云段的洪峰流量,高达立方米/秒,坚固的密云城墙,被汹涌的洪水冲塌了近百米。
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残的鬼子为了打击我抗日根据地。
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了海河流域沿岸182处河堤,人为扩大了洪水灾害范围。
晋察冀边区有1万多个村庄被淹,300万灾民流离失所。
良田被冲毁,粮食绝收,根据地的经济基础遭受重创。
洪水退去后,疫病横行,霍乱、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在灾民中大规模爆发。
尤其是疟疾,发病率高达30%,无数人高烧不退、抽搐昏迷,绝望的哭声,在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回荡。
东北根据地紧急行动起来。
沈前进下令,从东北根据地的储备粮中,调拨100万斤粮食,通过控制的铁路线,运抵晋察冀、冀热察根据地,极大缓解了粮荒。
同时,一批磺胺类药物和血清,也被紧急调运到位,为控制霍乱、痢疾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对于肆虐的疟疾,这些药物效果甚微,无数患者在痛苦中挣扎,医疗队伍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首批青蒿素提取物,被沈前进亲自护送,运往华北灾区。
面对严峻的疫情,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漫长的动物实验和人体毒性试验。
“能够拔脓的就是好膏药,只要能救老百姓的命,风险我来担!”
沈前进在灾区的临时医疗点,对医护人员说。
青蒿素的效果,堪称神奇。
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一位被疟疾折磨了半个月的老汉,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已经被家人准备好后事。
医护人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为他服用了青蒿素提取物。
仅仅6小时后,老汉的体温就从40.5c,下降到了38c;
第二天,他已经能勉强坐起来,喝上一碗小米粥;
第三天,第三天,竟能下地行走,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冀热察根据地的滦平县,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因疟疾引发严重贫血,奄奄一息。
由于孩子年纪太小,医护人员将青蒿素提取物,用温水稀释后,一点点喂进他的嘴里。
短短三天,孩子的面色,就从蜡黄变得红润,重新恢复了活力,又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
这样的案例,在灾区随处可见。
一位年轻的战士,因疟疾反复发作,失去了战斗能力,服用青蒿素后,仅用了五天,就痊愈归队;
一位怀孕的妇女,感染疟疾后,胎儿岌岌可危,青蒿素不仅治愈了她的疟疾,还保住了胎儿的性命。
原本被疟疾笼罩的灾区,因为青蒿素的到来,逐渐恢复了生机。
300万灾民中,上万名疟疾患者得到救治,疟疾的死亡率,从原来的 20%,骤降至1%以下。
青蒿素凭借其立竿见影的疗效,被灾民们尊称为“救命神药”。
医护人员走到哪里,都会被灾民们围起来,送上自家种的红薯、玉米,表达感激之情。
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首长们大为震动。
首长们亲自批示,为青蒿素研发团队,记集体一等功,授予“济世救民先锋团队”的称号。
在表彰大会上,沈前进看着团队成员们布满血丝的眼睛、粗糙的双手,以及因长期接触化学试剂而褪色的工作服,动情地说:
“你们研发的不是普通的药物,是救命的武器,是民族的希望。
战争总会结束,但守护人民健康的使命,永远不会结束。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研发出疗效更好、更安全的新药。”
团队成员们深受鼓舞,继续投身于青蒿素的研究。
他们深知,101号样本的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将青蒿素提纯为单体,如何优化其结构,如何降低副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后十年,他们扎根实验室,不断优化工艺、改进结构,终于在1949 年,创制出新一代抗疟药——双氢青蒿素。
这种新药的临床药效,是青蒿素的10倍,复燃率从原来的15%,降至1%以下,且副作用更小,成为守护军民健康的 “终极武器”。
沈前进觉得这些成就比他歼灭10万头鬼子更加重要。
这些都是真正的国之重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屹立在民族之林的真正底气……
疟疾作为当时的高发疾病,在华北、华南根据地肆虐。
尤其是在洪水、饥荒之后,疟疾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无数军民被病魔折磨,严重影响了抗日斗争的进程。
沈前进深知奎宁断供的致命后果,他立刻召集了一批医药生物专业的骨干力量,组建专项研究团队,目标直指青蒿素。
虽然沈前进知晓原时空鹿鸣团队的研究成果,明确了“乙醚低温萃取黄花蒿”的核心方向,但实际操作过程却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首先就是原料的精准搜集。
团队需要从全国各地征集黄花蒿样本。
由于当时缺乏统一的植物分类标准,很多地方将青蒿与黄花蒿混淆,甚至将其他菊科植物误认作黄花蒿。
研究员们不得不亲自深入山野,一株株辨认、采集。
在河北的太行山区,在山东的沂蒙山区,在河南的伏牛山区,常常能看到他们背着标本夹、带着放大镜的身影。
有时遭遇鬼子的扫荡,他们只能躲进山洞,将采集的黄花蒿样本藏在山洞的缝隙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鬼子的封锁线外完成采集。
历经三个月,团队终于收集到了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300多种黄花蒿样本。
通过成分分析,筛选出了青蒿素含量最高的重庆酉阳产地的黄花蒿。
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的技术攻坚。
乙醚低温萃取的关键,在于将萃取温度稳定控制在- 5c至- 8c区间。
这一温度既能最大限度保留青蒿素的过氧桥结构(抗疟活性核心),又能减少叶绿素、挥发油等杂质的溶出。
依托实验室的高精度机械恒温槽,团队将装有黄花蒿粉末与乙醚的双层萃取罐嵌入恒温槽内。
通过低温循环泵持续输入- 7c的冷冻乙醇,使萃取体系温度稳定在目标区间。
彻底解决了传统冰浴温度波动大、无法长时间维持低温的难题。
但先进设备的操作与维护,同样面临挑战。
东北的冬季严寒刺骨,实验室虽有简易供暖设备,但靠近恒温槽和低温循环泵的区域,温度仍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
研究员们需要长时间守在设备旁,监控温度显示器上的数值。
一旦出现微小波动,便要立刻调整恒温槽的加热/制冷功率。
乙醚是易挥发、易燃的有机溶剂,其蒸汽与空气混合后极易引发爆炸。
因此萃取过程必须在防爆型通风橱内进行。
这种从美国进口的通风橱配备了强制排风系统和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一旦乙醚浓度超标,便会自动触发警报并加大排风功率,为科研人员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即便如此,长时间吸入低浓度乙醚蒸汽,仍让不少研究员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
他们只能轮流休息,用清水漱口缓解不适,稍作调整便立刻回到岗位。
第三步,是提取物的纯化与活性检测。
初期得到的乙醚萃取液,成分复杂,含有大量的叶绿素、挥发油等杂质,抗疟活性极不稳定。
团队只能通过反复层析、过滤、浓缩,一点点剔除杂质。
层析柱的装填,需要极致的耐心。
研究员们用镊子夹着硅胶,一点点填入层析柱,稍有不慎,硅胶层就会出现断层,影响分离效果。
一次层析,需要耗时三天三夜,团队成员轮流值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真空浓缩过程中,乙醚的挥发气味弥漫在实验室里。
很多研究员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失败一次又一次袭来。
第37号样本,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仅30%;
第59号样本,在纯化过程中,因温度控制失误,活性完全丧失;
第82号样本,虽有60%的抑制率,却无法稳定复现……
团队成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有的因长期接触乙醚,肝脏受到损伤;
有的因熬夜实验,体力不支晕倒在实验室。
但没有人选择放弃。
他们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向成功靠近,每一个数据,都关乎千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就在研究陷入瓶颈时,沈前进想起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
他召集团队开会,郑重地说:“古人用鲜汁服用,或许是因为高温会破坏有效成分。
我们不仅要低温萃取,还要注意原料的新鲜度,采集后的黄花蒿,必须在4小时内完成萃取,不能有丝毫拖延。”
团队立刻调整方案,在实验室附近不计成本的建设了玻璃暖房。
专门培养黄花蒿,使得即便在东北,也能够实现黄花蒿一年四季一直能够采摘。
因为距离近,他们可以将新鲜采集的黄花蒿嫩茎叶,马上运往实验室。
这一改进,让提取物的抗疟活性大幅提升。
经过无数次的工艺优化、参数调整。
到了1939年底,当编号第10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被送上实验台时,整个实验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
检测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提取物滴入含有疟原虫的培养液中。
显微镜下,疟原虫的活动逐渐变慢,最终停止了运动。
通过薄层色谱法与熔点测定法检测(当时条件下的精准检测手段),该样本的青蒿素纯度达到92.7%。
数据记录仪上,跳动的数字最终定格在100%。
这瓶历经百次实验的提取物,对恶性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实验室里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研究员们相拥而泣。
团队负责人张桂英,这位年仅三十的女科学家,拿着装有101号样本的玻璃瓶,泪水打湿了脸颊。
“这一百零一次实验,每一次都是在和死神赛跑,今天,我们终于赢了!”
那些日夜不休的坚守,那些与死神赛跑的执着,那些在寒冷与危险中咬牙坚持的勇气,在这一刻都化作了胜利的荣光。
他们,终于叩开了抗疟新药研发的大门,为千万疟疾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而此时,华北地区的洪水刚刚退去,一场更大的疫情危机正在蔓延。
1939年7-8月,华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连续3次大范围集中降水,总量达255.66亿立方米,远超常年均值。
海河流域的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支流,同时暴涨。
潮白河密云段的洪峰流量,高达立方米/秒,坚固的密云城墙,被汹涌的洪水冲塌了近百米。
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残的鬼子为了打击我抗日根据地。
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了海河流域沿岸182处河堤,人为扩大了洪水灾害范围。
晋察冀边区有1万多个村庄被淹,300万灾民流离失所。
良田被冲毁,粮食绝收,根据地的经济基础遭受重创。
洪水退去后,疫病横行,霍乱、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在灾民中大规模爆发。
尤其是疟疾,发病率高达30%,无数人高烧不退、抽搐昏迷,绝望的哭声,在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回荡。
东北根据地紧急行动起来。
沈前进下令,从东北根据地的储备粮中,调拨100万斤粮食,通过控制的铁路线,运抵晋察冀、冀热察根据地,极大缓解了粮荒。
同时,一批磺胺类药物和血清,也被紧急调运到位,为控制霍乱、痢疾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对于肆虐的疟疾,这些药物效果甚微,无数患者在痛苦中挣扎,医疗队伍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首批青蒿素提取物,被沈前进亲自护送,运往华北灾区。
面对严峻的疫情,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漫长的动物实验和人体毒性试验。
“能够拔脓的就是好膏药,只要能救老百姓的命,风险我来担!”
沈前进在灾区的临时医疗点,对医护人员说。
青蒿素的效果,堪称神奇。
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一位被疟疾折磨了半个月的老汉,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已经被家人准备好后事。
医护人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为他服用了青蒿素提取物。
仅仅6小时后,老汉的体温就从40.5c,下降到了38c;
第二天,他已经能勉强坐起来,喝上一碗小米粥;
第三天,第三天,竟能下地行走,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冀热察根据地的滦平县,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因疟疾引发严重贫血,奄奄一息。
由于孩子年纪太小,医护人员将青蒿素提取物,用温水稀释后,一点点喂进他的嘴里。
短短三天,孩子的面色,就从蜡黄变得红润,重新恢复了活力,又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
这样的案例,在灾区随处可见。
一位年轻的战士,因疟疾反复发作,失去了战斗能力,服用青蒿素后,仅用了五天,就痊愈归队;
一位怀孕的妇女,感染疟疾后,胎儿岌岌可危,青蒿素不仅治愈了她的疟疾,还保住了胎儿的性命。
原本被疟疾笼罩的灾区,因为青蒿素的到来,逐渐恢复了生机。
300万灾民中,上万名疟疾患者得到救治,疟疾的死亡率,从原来的 20%,骤降至1%以下。
青蒿素凭借其立竿见影的疗效,被灾民们尊称为“救命神药”。
医护人员走到哪里,都会被灾民们围起来,送上自家种的红薯、玉米,表达感激之情。
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首长们大为震动。
首长们亲自批示,为青蒿素研发团队,记集体一等功,授予“济世救民先锋团队”的称号。
在表彰大会上,沈前进看着团队成员们布满血丝的眼睛、粗糙的双手,以及因长期接触化学试剂而褪色的工作服,动情地说:
“你们研发的不是普通的药物,是救命的武器,是民族的希望。
战争总会结束,但守护人民健康的使命,永远不会结束。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研发出疗效更好、更安全的新药。”
团队成员们深受鼓舞,继续投身于青蒿素的研究。
他们深知,101号样本的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将青蒿素提纯为单体,如何优化其结构,如何降低副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后十年,他们扎根实验室,不断优化工艺、改进结构,终于在1949 年,创制出新一代抗疟药——双氢青蒿素。
这种新药的临床药效,是青蒿素的10倍,复燃率从原来的15%,降至1%以下,且副作用更小,成为守护军民健康的 “终极武器”。
沈前进觉得这些成就比他歼灭10万头鬼子更加重要。
这些都是真正的国之重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屹立在民族之林的真正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