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又一春 第979章 吴跃跃的高考与音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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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条河，金子沉在河底，可总有被淘出来的那一天。
1954 年，湖南长沙望城县的一户书香门第，添了个男孩，取名吴跃跃。
父亲是当地响当当的音乐教师，家里的墙上，挂着一把旧二胡，一架蒙了灰的钢琴。
吴跃跃十岁那年，被父亲按在琴凳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父亲说，这双手是弹琴的手，天生长在那里头。
他跟着父亲，把二胡、小提琴、钢琴、手风琴…… 十几种乐器都摸了个遍。
可1976 年 7 月，初中毕业的吴跃跃，却打着赤脚，走进了望城县莲花公社华林大队。
风是湿的，田埂是软的，脚底一踩一个印子，他把一双弹琴的手，插进了泥土里。
知青点不大，一间茅草屋，住着七八个人。
屋子漏风，梁上吊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挑得长，烟熏得人眼睛疼。
最苦的是秋收，天不亮就出工，一直干到天黑。
吴跃跃个子高，被派去踩打谷机。
那机器一脚一脚踩下去，谷粒噼里啪啦地飞，糊了他一脸一身。
一天下来，直到满眼金黄的稻田变成凌乱的谷场，他才算能歇口气。
那段时间，他常常累得眼冒金星，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走路都打晃。
夜里，月光白晃晃地洒进来，他望着自己那双磨出老茧的手，半天说不出话。
这是一双能弹《蓝色多瑙河》的手啊。
这是一双能让琴弦嘶鸣、像赛马狂奔的手啊。
如今，指缝里全是洗不净的灰，指甲缝里嵌着谷壳和泥。
这还是我的手吗？ 吴跃跃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
社员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顿顿有荤腥。
可他们这群知青，连一滴油星子都见不着。
碗里永远是清水煮萝卜，寡淡得能照出人影。
日子久了，吴跃跃甚至开始羡慕那些社员。
他想，能顿顿吃上自己种的白菜，该多好啊。
1977 年 10 月末，一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知青点炸开了。
恢复高考了！
那天，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跟中了彩票似的，凑钱宰了一头猪。
猪不大，养不肥，一锅肉下肚，人人都吃得腮帮子鼓鼓的。
一个知青边嚼边喊：这顿得吃饱，吃饱了好考大学！
另一个知青抹着嘴：考上了，老子要天天吃肉！
吴跃跃没说话，只把分到的那块肉，在碗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过年才见一回肉，一头猪分到几十个人头上，每人也就几口。
可就是这么几口肉，让他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
宰猪剩的大板油，被大家熔炼成一坛子油，存着炒菜用。
这是给咱补脑的！ 一个知青指着那坛油，笑着说。
那时候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自信，谁都不信自己考不上。
一顿肉下肚，肚子圆了，第二天下地，又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可这次，吴跃跃心里不苦了。
因为他知道，他等的那扇门，开了。
临近高考，知青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不 出 工 了。
白天不再下地，全都窝在茅草屋里，没日没夜地啃书本。
每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吴跃跃就从米缸里舀出两碗面粉。
面粉倒进烧红的铁锅里，他赤手翻炒，炒到发黄焦脆。
兑上开水，搅成糊糊，咕咚咕咚灌下去，就算是早饭。
那一个月，他吃了不知道多少顿这样的 炒面糊。
还有那红锅菜：铁锅烧红，丢一把咸菜、辣椒粉、豆腐乳进去。
盛上桌，就是一碗菜，没有肉，没有油。
要能吃上一个鸡蛋，就是最幸福的事。
有知青忍不住抱怨：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吴跃跃只闷头啃书，连头都不抬。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苦了，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我要主宰我自己的命运。
夜里，大家都睡了，只有他那盏煤油灯还亮着。
灯芯烧得滋滋响，熏黑了他半张脸，也照亮了他眼前的书页。
一天半夜，屋外忽然狂风大作。
风刮得树木
作响，那声响，像山洪暴发。
知青点的茅草屋顶被刮得 嘎吱嘎吱 乱颤，颤得人心发慌。
有人被吓醒了，抱着被子喊：这风要把屋顶掀了！
话音还没落，一阵旋风扫过来， 一声，屋顶真被掀了！
整个屋顶卷上天，又被大风吹走了，露出黑洞洞的夜空。
知青们全从床上跳起来，乱成一团。
屋顶没了！这可怎么睡！
吴跃跃摸黑去找废柴，抱回屋里，生起一堆火。
北风太猛，还夹着细雨，不烤火，非病倒不可。
火光跳动着，映在他脸上。
他一手举着煤油灯，一手翻着书，就着那一簇火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火光照不亮整间屋子，却能照亮他心里那条路。
他心想，这天塌下来也好，只要书还在手里，他就能走出去。
一个多月后，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单独设了考场，相当于后来的自主招生。
消息传到知青点，吴跃跃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那是他弹琴时才有的习惯。
他报了名，带着那把父亲寄来的旧二胡，走了几十里山路，去赶考。
艺术专业考试考视唱练耳、乐理和器乐演奏，一样一样来。
候考的时候，其他考生一个个紧张得直搓手。
有人嗓子发干，连音都发不出来。
吴跃跃坐在角落里，把二胡调了调弦，拉了半句《二泉映月》找手感。
轮到他进场，他深吸一口气，坐在那把旧椅子上。
监考老师是个花白头发的先生，戴着副老花镜，抬眼打量他。
吴跃跃不慌，定了定神，弓子一搭，拉起了《赛马》。
琴声一出来，满屋子的空气都静了。
那琴弦在他指下，真像一匹烈马撒开了蹄子，在草原上狂奔。
马蹄声疾，弓子飞舞，他把那股被压抑了一整年的劲儿，全倾在了琴弦上。
一曲终了，那位花白胡子的监考先生，摘下眼镜，久久没说话。
半晌，他才点点头，声音有些发颤：好…… 好一个赛马。
吴跃跃站起来，鞠了个躬，眼眶有点热。
他知道，那双弹琴的手，回来了。
当年全国高考在冬季举行，他报了名，一头扎进文化课的复习里。
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科，一门都不能落下。
他那盏煤油灯，又亮了好几个通宵。
有一回，他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现，灯芯烧到了头，油都耗干了。
11 月，高考如期而至。
考场上，他握着笔，笔尖在试卷上沙沙地响。
那声音，像极了弓子擦过琴弦。
两个月后，长沙教育局的两间办公室，因为一件怪事吵翻了天。
吴跃跃，怎么会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全国统考一份，艺术系自主招生一份，这、这不合规矩啊！
两位工作人员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让步。
这学生是不是弄虚作假了？
可人家的成绩单、卷面分都在这儿摆着呢，白纸黑字！
消息传到莲花公社，整个大队都炸了锅。
吴家那小子？考上大学了？还两份？
村口的老人吧嗒着旱烟，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娃子不是在咱这儿踩打谷机吗？
原来，1977 年恢复高考，全国 570 万人报考，录取率只有 5%。
在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月，一个人能拿到一份通知书，都是天大的喜事。
吴跃跃，却一下子拿到两份。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从大队传到公社，又传到县城。
有知青红着眼说：吴跃跃，你真行啊！
吴跃跃站在田埂上，望着那间住了整整一年的茅草屋，鼻子一酸。
他想起了磨出茧子的手，想起了红锅菜，想起了被风掀掉屋顶的那个夜晚。
他哽咽着说：我，我能走出去了。
1978 年，父母两封信寄到知青点，商量他今后的路。
信里，父亲的意见和母亲的一样：既然是音乐家的梦，那就去学音乐。
吴跃跃攥着信，在煤油灯下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份艺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小心地叠好，放进了贴身的衣兜。
他选了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去追他那条断了两年的音乐路。
村里敲锣打鼓地送他，老支书握着他的手，眼眶红红的。
娃啊，你给咱华林大队长了脸！
吴跃跃背着那把旧二胡，一步三回头，走出了华林大队。
报到那天，他站在大学校门口，仰头望着门楼，愣了很久。
这个从茅草屋里走出来、打着赤脚踩打谷机的年轻人，终于要开始他崭新的人生。
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比谁都拼命。
琴房里的钢琴，他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指头都弹麻了。
只是有一回，他那位教数学的启蒙老师，听说他去学了音乐，专程找到他。
老师看着他，沉默了半晌，第一句话不是祝贺，而是叹气：
你呀，浪费了一个数学头脑！
吴跃跃笑了笑，没有反驳。
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条河，而他要淘的，是金子。
那一年，像他这样被时代从泥地里捞起来的人，还有很多。
中央音乐学院 77/78 级，成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个现象级的存在。
那一批被招进来的年轻人里，有后来的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钢、陈其钢、刘索拉、周龙、陈怡……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成分各异，有知青、有工人、有农民、有复员兵。
可他们身上，都有同一种眼神。
那是被岁月按在泥里，又拼了命往外钻的眼神。
他们挤在琴房里，挤在图书馆，挤在那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艺术之路上。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临时扩大招生、放宽政审条件，才把这么一批人从全国各地淘了出来。
他们中的很多人，乐感好得惊人，演奏技巧和表现力一流。
可名额就那么多，录取比例低到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落榜的，比考上的，多得多得多。
可那些考上的，每一个都恨不得把白天掰成两半来过。
琴房不够用，就轮流用，一个人弹，一屋子人站着听。
有人拉琴拉到手指渗血，包上纱布接着练。
吴跃跃有时想，要是当初自己没走出来，现在会是在哪个大队踩打谷机？
想到这里，他就更不敢懈怠一分。
他知道，这条河里的水太急，金子要是不抓紧，就会被冲走。
他更知道，他能站在这儿，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一盏盏烧到油尽的煤油灯。
后来，谭盾们把中国的声音，带去了世界的舞台。
再后来，吴跃跃也在自己的琴凳上，坐了大半辈子。
他教过一届又一届学生，总爱对学生讲那段故事。
讲打谷机，讲红锅菜，讲被风掀飞的屋顶，讲那两封改变命运的通知书。
讲到动情处，他总会拉一段《赛马》。
琴声一起，满屋子的学生都安静下来，仿佛看见一匹烈马，正从岁月深处奔来。
马蹄声疾，尘土飞扬，那匹马脖子上挂着的，分明是一盏煤油灯。
故事的结尾，吴跃跃总是笑着问学生一句话：
你们说，我这双手，到底是弹琴的手，还是踩打谷机的手？
然后他自己回答：
都是。岁月把我按进泥里的时候，是打谷机；把我淘出来的时候，是琴。
窗外的风又刮起来了，他闭着眼，指下的《赛马》，越拉越急。
仿佛那个被掀了屋顶的夜晚，那簇火苗，还在他眼前跳动着。
而他手里的弓子，从没停下过。
1954 年，湖南长沙望城县的一户书香门第，添了个男孩，取名吴跃跃。
父亲是当地响当当的音乐教师，家里的墙上，挂着一把旧二胡，一架蒙了灰的钢琴。
吴跃跃十岁那年，被父亲按在琴凳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父亲说，这双手是弹琴的手，天生长在那里头。
他跟着父亲，把二胡、小提琴、钢琴、手风琴…… 十几种乐器都摸了个遍。
可1976 年 7 月，初中毕业的吴跃跃，却打着赤脚，走进了望城县莲花公社华林大队。
风是湿的，田埂是软的，脚底一踩一个印子，他把一双弹琴的手，插进了泥土里。
知青点不大，一间茅草屋，住着七八个人。
屋子漏风，梁上吊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挑得长，烟熏得人眼睛疼。
最苦的是秋收，天不亮就出工，一直干到天黑。
吴跃跃个子高，被派去踩打谷机。
那机器一脚一脚踩下去，谷粒噼里啪啦地飞，糊了他一脸一身。
一天下来，直到满眼金黄的稻田变成凌乱的谷场，他才算能歇口气。
那段时间，他常常累得眼冒金星，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走路都打晃。
夜里，月光白晃晃地洒进来，他望着自己那双磨出老茧的手，半天说不出话。
这是一双能弹《蓝色多瑙河》的手啊。
这是一双能让琴弦嘶鸣、像赛马狂奔的手啊。
如今，指缝里全是洗不净的灰，指甲缝里嵌着谷壳和泥。
这还是我的手吗？ 吴跃跃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
社员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顿顿有荤腥。
可他们这群知青，连一滴油星子都见不着。
碗里永远是清水煮萝卜，寡淡得能照出人影。
日子久了，吴跃跃甚至开始羡慕那些社员。
他想，能顿顿吃上自己种的白菜，该多好啊。
1977 年 10 月末，一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知青点炸开了。
恢复高考了！
那天，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跟中了彩票似的，凑钱宰了一头猪。
猪不大，养不肥，一锅肉下肚，人人都吃得腮帮子鼓鼓的。
一个知青边嚼边喊：这顿得吃饱，吃饱了好考大学！
另一个知青抹着嘴：考上了，老子要天天吃肉！
吴跃跃没说话，只把分到的那块肉，在碗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过年才见一回肉，一头猪分到几十个人头上，每人也就几口。
可就是这么几口肉，让他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
宰猪剩的大板油，被大家熔炼成一坛子油，存着炒菜用。
这是给咱补脑的！ 一个知青指着那坛油，笑着说。
那时候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自信，谁都不信自己考不上。
一顿肉下肚，肚子圆了，第二天下地，又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可这次，吴跃跃心里不苦了。
因为他知道，他等的那扇门，开了。
临近高考，知青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不 出 工 了。
白天不再下地，全都窝在茅草屋里，没日没夜地啃书本。
每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吴跃跃就从米缸里舀出两碗面粉。
面粉倒进烧红的铁锅里，他赤手翻炒，炒到发黄焦脆。
兑上开水，搅成糊糊，咕咚咕咚灌下去，就算是早饭。
那一个月，他吃了不知道多少顿这样的 炒面糊。
还有那红锅菜：铁锅烧红，丢一把咸菜、辣椒粉、豆腐乳进去。
盛上桌，就是一碗菜，没有肉，没有油。
要能吃上一个鸡蛋，就是最幸福的事。
有知青忍不住抱怨：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吴跃跃只闷头啃书，连头都不抬。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苦了，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我要主宰我自己的命运。
夜里，大家都睡了，只有他那盏煤油灯还亮着。
灯芯烧得滋滋响，熏黑了他半张脸，也照亮了他眼前的书页。
一天半夜，屋外忽然狂风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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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响，那声响，像山洪暴发。
知青点的茅草屋顶被刮得 嘎吱嘎吱 乱颤，颤得人心发慌。
有人被吓醒了，抱着被子喊：这风要把屋顶掀了！
话音还没落，一阵旋风扫过来， 一声，屋顶真被掀了！
整个屋顶卷上天，又被大风吹走了，露出黑洞洞的夜空。
知青们全从床上跳起来，乱成一团。
屋顶没了！这可怎么睡！
吴跃跃摸黑去找废柴，抱回屋里，生起一堆火。
北风太猛，还夹着细雨，不烤火，非病倒不可。
火光跳动着，映在他脸上。
他一手举着煤油灯，一手翻着书，就着那一簇火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火光照不亮整间屋子，却能照亮他心里那条路。
他心想，这天塌下来也好，只要书还在手里，他就能走出去。
一个多月后，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单独设了考场，相当于后来的自主招生。
消息传到知青点，吴跃跃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那是他弹琴时才有的习惯。
他报了名，带着那把父亲寄来的旧二胡，走了几十里山路，去赶考。
艺术专业考试考视唱练耳、乐理和器乐演奏，一样一样来。
候考的时候，其他考生一个个紧张得直搓手。
有人嗓子发干，连音都发不出来。
吴跃跃坐在角落里，把二胡调了调弦，拉了半句《二泉映月》找手感。
轮到他进场，他深吸一口气，坐在那把旧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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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琴弦在他指下，真像一匹烈马撒开了蹄子，在草原上狂奔。
马蹄声疾，弓子飞舞，他把那股被压抑了一整年的劲儿，全倾在了琴弦上。
一曲终了，那位花白胡子的监考先生，摘下眼镜，久久没说话。
半晌，他才点点头，声音有些发颤：好…… 好一个赛马。
吴跃跃站起来，鞠了个躬，眼眶有点热。
他知道，那双弹琴的手，回来了。
当年全国高考在冬季举行，他报了名，一头扎进文化课的复习里。
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科，一门都不能落下。
他那盏煤油灯，又亮了好几个通宵。
有一回，他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现，灯芯烧到了头，油都耗干了。
11 月，高考如期而至。
考场上，他握着笔，笔尖在试卷上沙沙地响。
那声音，像极了弓子擦过琴弦。
两个月后，长沙教育局的两间办公室，因为一件怪事吵翻了天。
吴跃跃，怎么会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全国统考一份，艺术系自主招生一份，这、这不合规矩啊！
两位工作人员争得面红耳赤，谁都不肯让步。
这学生是不是弄虚作假了？
可人家的成绩单、卷面分都在这儿摆着呢，白纸黑字！
消息传到莲花公社，整个大队都炸了锅。
吴家那小子？考上大学了？还两份？
村口的老人吧嗒着旱烟，怎么也想不明白：那娃子不是在咱这儿踩打谷机吗？
原来，1977 年恢复高考，全国 570 万人报考，录取率只有 5%。
在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月，一个人能拿到一份通知书，都是天大的喜事。
吴跃跃，却一下子拿到两份。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从大队传到公社，又传到县城。
有知青红着眼说：吴跃跃，你真行啊！
吴跃跃站在田埂上，望着那间住了整整一年的茅草屋，鼻子一酸。
他想起了磨出茧子的手，想起了红锅菜，想起了被风掀掉屋顶的那个夜晚。
他哽咽着说：我，我能走出去了。
1978 年，父母两封信寄到知青点，商量他今后的路。
信里，父亲的意见和母亲的一样：既然是音乐家的梦，那就去学音乐。
吴跃跃攥着信，在煤油灯下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他把那份艺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小心地叠好，放进了贴身的衣兜。
他选了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去追他那条断了两年的音乐路。
村里敲锣打鼓地送他，老支书握着他的手，眼眶红红的。
娃啊，你给咱华林大队长了脸！
吴跃跃背着那把旧二胡，一步三回头，走出了华林大队。
报到那天，他站在大学校门口，仰头望着门楼，愣了很久。
这个从茅草屋里走出来、打着赤脚踩打谷机的年轻人，终于要开始他崭新的人生。
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比谁都拼命。
琴房里的钢琴，他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指头都弹麻了。
只是有一回，他那位教数学的启蒙老师，听说他去学了音乐，专程找到他。
老师看着他，沉默了半晌，第一句话不是祝贺，而是叹气：
你呀，浪费了一个数学头脑！
吴跃跃笑了笑，没有反驳。
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条河，而他要淘的，是金子。
那一年，像他这样被时代从泥地里捞起来的人，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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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批被招进来的年轻人里，有后来的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钢、陈其钢、刘索拉、周龙、陈怡……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成分各异，有知青、有工人、有农民、有复员兵。
可他们身上，都有同一种眼神。
那是被岁月按在泥里，又拼了命往外钻的眼神。
他们挤在琴房里，挤在图书馆，挤在那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艺术之路上。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临时扩大招生、放宽政审条件，才把这么一批人从全国各地淘了出来。
他们中的很多人，乐感好得惊人，演奏技巧和表现力一流。
可名额就那么多，录取比例低到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落榜的，比考上的，多得多得多。
可那些考上的，每一个都恨不得把白天掰成两半来过。
琴房不够用，就轮流用，一个人弹，一屋子人站着听。
有人拉琴拉到手指渗血，包上纱布接着练。
吴跃跃有时想，要是当初自己没走出来，现在会是在哪个大队踩打谷机？
想到这里，他就更不敢懈怠一分。
他知道，这条河里的水太急，金子要是不抓紧，就会被冲走。
他更知道，他能站在这儿，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一盏盏烧到油尽的煤油灯。
后来，谭盾们把中国的声音，带去了世界的舞台。
再后来，吴跃跃也在自己的琴凳上，坐了大半辈子。
他教过一届又一届学生，总爱对学生讲那段故事。
讲打谷机，讲红锅菜，讲被风掀飞的屋顶，讲那两封改变命运的通知书。
讲到动情处，他总会拉一段《赛马》。
琴声一起，满屋子的学生都安静下来，仿佛看见一匹烈马，正从岁月深处奔来。
马蹄声疾，尘土飞扬，那匹马脖子上挂着的，分明是一盏煤油灯。
故事的结尾，吴跃跃总是笑着问学生一句话：
你们说，我这双手，到底是弹琴的手，还是踩打谷机的手？
然后他自己回答：
都是。岁月把我按进泥里的时候，是打谷机；把我淘出来的时候，是琴。
窗外的风又刮起来了，他闭着眼，指下的《赛马》，越拉越急。
仿佛那个被掀了屋顶的夜晚，那簇火苗，还在他眼前跳动着。
而他手里的弓子，从没停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