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我的暴富时代 第250章 摆到台面 就从头谈
热门推荐：
偷听我心声后，全家都想逆天改命
星穹铁道：当古人遇见星神
极乐妙欲功
2000：我的暴富时代
宿命重逢，被深情男配宠上心尖
庄主：夫人又突破了！
重生之红色巅峰
徒步人间
家族修仙：秦氏仙路
“安置的事，“俞章平说，“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先盖人住的。“俞章平说，“我爹说的。“
田市长挑了挑眉：“你爹？“
“我爹是泥瓦匠出身。“俞章平说，“他说，盖房子，先盖人住的。老百姓先有地方住，你再盖商场、盖酒店，人家才不骂你。“
屋里，安静了一下。
田市长把那支烟，慢慢摁灭了。
“你爹，“他说，“是个明白人。“
他往椅背上一靠。
“好。“他说，“那咱们，就从头谈。“
他转头，看向方厂长。
“方厂长，“他说，“你先说说厂子的情况。俞总在这儿，你照实说。好的坏的，都说。“
方厂长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田市长，各位领导，“他说，“我……我汇报一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
“大江啤酒厂，1993年成立。当初注册资金，100万元。“
“厂址，在春华路……不是，春天路南面。“他说，“当年建厂的时候，那片还是城郊。现在，城市扩过来了，厂子就算在市区里头了。“
“占地，120亩，8万平方米。“
“1999年，生产啤酒3万余吨。完成产值4000多万元。上交税费1200多万元。“
“固定资产，5000余万元。“
“在岗员工，316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98人。国家级啤酒评委，1人——就是咱们沈总工。“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沈总工。
沈总工坐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手里那个牛皮纸袋，往膝盖上按了按。
“管理、技术人员，“方厂长说，“全部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他合上本子。
“就这些。“他说，“田市长。“
“就这些？“田市长说，“方厂长，你把‘坏’的，忘了说。“
方厂长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
“我替你说。“田市长说，“俞总，你听着。这个厂，有三个‘病’。“
“第一，设备老。九三年的线，跑了七年，罐子、瓶子、灌装机，都到了年限。去年修了三次，每次停线一个礼拜。“
“第二，负债高。厂子欠银行的贷款，还有七百多万没还。“
“第三，卖不动。厂子的酒，主要在吴市本地卖。出了吴市，就没人认。去年三万吨的产量，有一万多吨，是压在仓库里的。“
俞章平听着，没说话。
“这三个病，“田市长说，“你买过去，得治。“
“我知道。“俞章平说。
“你知道，还敢买？“
“敢。“俞章平说，“田市长，这三个病，我都想过。“
“哦？“田市长说，“你说说。“
“设备老，“俞章平说，“我认。可设备老，不等于设备坏。九三年的线，是德国的灌装线。这条线，在国外，能用二十年。咱们嫌它老，是因为咱们不会保养。我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请人来做一次全面检修。该换的件换，该调的调。这条线，还能再跑十年。“
田市长没说话，眼睛眯了一下。
“负债七百万，“俞章平说，“我也认。可这七百万，是欠谁的？“
“欠银行的。“方厂长小声说。
“欠哪家银行？“
方厂长看了一眼赵德明。
赵德明咳嗽了一声：“欠我们工行的。“
“赵行长，“俞章平说，“这七百万，是怎么欠的？“
“九六年，厂里扩产，贷了五百万。九八年，又贷了两百万，做技改。“赵德明说。
“利息呢？“
“利息，一直还着。“赵德明说，“本金，没还。“
“那就是说，“俞章平说，“这个厂，不是还不起钱，是本金没到期。“
“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按照目前的势头是还不上了！“
“赵行长，“俞章平说，“那我接手之后，这七百万，我认。不但认，我还想再借一笔。“
屋里，几个人都抬起了头。
赵德明也愣了一下：“再借？“
“对。“俞章平说，“赵行长，我算过一笔账。这个厂，去年产值四千多万，税费一千二百万。这样的厂，在你眼里，是不是好客户？“
赵德明没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钢笔，转了一圈。
“是。“他说，“单看数，是好客户。“
“那为什么，这个厂，还欠着七百万不还？“
“因为……“赵德明顿了顿，“因为它的现金流，都压在货上了。“
“对。“俞章平说，“三万吨酒，一万多吨压在仓库。这些酒，是钱。可这些钱，变不成现金。“
“我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一万多吨酒，卖出去。“俞章平说，“卖出去，就有现金。有现金，就能还贷，就能再借。“
“你打算怎么卖？“赵德明问。
“两条路。“俞章平说，“第一条，走我自己的渠道。LN在吴市有六家门店，在春谷、轩州、庆安、铜都，还有十家。这十六家门店，每一家，都摆大江的酒。联名出售！“
“门店卖酒？“韩副市长插了一句，“俞总，你那门店，不是卖运动服的么？“
“是卖运动服的。“俞章平说，“可门店里，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我在门店里，摆一个冰柜，卖啤酒。买衣服的人，顺手买两瓶。这不是主业，是‘顺手’。也算是一个创新和噱头！“
“顺手能卖多少？“韩副市长说。
“一家店，一天卖二十瓶。“俞章平说，“十六家店，一天三百二十瓶。一个月，九千六百瓶。一年，十一万瓶。“
“十一万瓶。“韩副市长笑了，“俞总，你这十一万瓶，跟一万多吨压货，差得远。“
“差得远。“俞章平说，“所以，还有第二条路。“
“第二条，是什么？“
“经销。“俞章平说，“田市长，我问一句——这个厂，现在有多少经销商？“
田市长看向方厂长。
方厂长低着头：“三十来家。“
“三十来家，“俞章平说，“都在吴市本地？“
“是。“
“那吴市之外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方厂长说，“因为咱们的酒，出了吴市，卖不动。“
“卖不动，是因为没人推。“俞章平说，“方厂长，你想想。一个经销商，凭什么推你的酒？“
“凭……凭利润？“
“对，凭利润。“俞章平说，“你的酒，出厂价多少？“
“一瓶，一块二。“
“零售价呢？“
“一块五。“
“一瓶，挣三毛。“俞章平说，“三毛里，还要扣运费、扣损耗、扣店家的钱。经销商到手，挣几分？“
方厂长没说话。
“挣几分，谁给你推？“俞章平说，“人家推别的牌子，一瓶挣五毛。推你的，挣三分。你说，人家推谁的？“
屋里，安静下来。
田市长把手里那支烟，又点上了。
“俞总，“他说，“你说得对。可你说得对，不等于你有办法。“
“我有。“俞章平说。
“什么办法？“
“两条。“俞章平说，“第一，提价。第二，给经销商‘返点’。“
“提价？“方厂长叫起来，“俞总，咱们的酒，本来就卖不动。再提价，更卖不动了。“
“提价，不是乱提。“俞章平说，“方厂长，我问你，你的酒，跟旁边的牌子比，差在哪儿？“
“差在……“方厂长想了想，“差在名气。“
“名气是差。“俞章平说，“可名气差，不等于酒差。“
“咱们的酒，“俞章平说，“是用什么麦芽？“
“国产麦芽。“方厂长说。
“国产麦芽，出糖率多少？“
方厂长愣了一下，看向沈总工。
沈总工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第一次开口：“国产麦芽，出糖率，百分之七十八到八十。进口的，八十二到八十四。“
“差多少？“俞章平问。
“差四到六个点。“沈总工说。
“四个点，“俞章平说，“一百斤麦芽，少出四斤糖。一年三万吨酒，要用多少麦芽？“
沈总工在心里算了算：“一吨酒，大概用一百六十公斤麦芽。三万吨，四千八百吨麦芽。“
“四千八百吨，“俞章平说，“少出四个点，就是少出一百九十二吨糖。一吨糖，多少钱？“
“两千多。“沈总工说。
“一百九十二吨，“俞章平说，“就是四十万。“
屋里，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四十万，“俞章平说，“一年，就因为麦芽差四个点，白扔四十万。“
“这还只是麦芽。“俞章平说，“还有酒花、还有酵母、还有水。“
“沈总工，“他说，“咱们厂的水，是什么水？“
“地下水。“沈总工说，“打了两口深井。“
“水质，测过么？“
“测过。“沈总工说，“硬度，偏高。“
“硬度偏高，“俞章平说，“酿酒，最怕硬度高。硬度高，酒就‘硬’，口感就‘钝’。“
沈总工的眼睛，亮了一下。
“俞总，“他说，“你懂酿酒？“
“不懂。“俞章平说，“我只懂‘账’。“
“可你说的，“沈总工说，“都是行话。“
“行话，是我昨天晚上，从一本书上看来的。“俞章平说，“书名叫《啤酒工艺学》。我看了一夜。“
沈总工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一夜。“他说。
“一夜。“俞章平说，“沈总工，我看书，不是为了装懂。是为了今天，能跟您说上话。“
沈总工没说话。他把那个牛皮纸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腿上，两只手按着。
“俞总，“他说，“你刚才说，提价。你要提多少？“
“出厂价，从一块二，提到一块五。“俞章平说。
“一块五？“方厂长又跳起来，“俞总，一提就是两毛五，涨两成！“
“涨两成，是因为我要改配方。“俞章平说，“麦芽，换进口的。水，加一道处理。酒花，换好的。改完配方，酒的口感，能上一个台阶。“
“上了台阶，才敢提价。“俞章平说，“提了价，才有利润分给经销商。“
“分多少？“
“出厂价一块五，零售价两块。“俞章平说，“一瓶，五毛的差价。这五毛，我一分不要，全给经销商和店家。“
“全给？“
“对。“俞章平说，“经销商，一瓶挣三毛。店家，一瓶挣两毛。我这边，挣‘量’。“
“量？“
“量上来了，我的成本就下来了。“俞章平说，“三万吨的时候，一吨成本多少？“
沈总工说：“一吨，一千一百多。“
“五万吨的时候呢？“
“一吨，九百多。“
“六万吨？“
“八百五。“
“那就是了。“俞章平说，“我把量做到五万吨，一吨成本降两百。五万吨，就是省一千万。“
“省下的一千万，“俞章平说，“一部分让给经销商，一部分，投到设备上。“
田市长一直没说话。这会儿，他把烟摁灭了。
“俞总，“他说，“你这一套，是从哪儿学的？“
“自己想的。“俞章平说。
“自己想的？“田市长笑了笑，“十五岁，想得这么细？“
“田市长，“俞章平说，“我十四岁，就开始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
“卖衣服。“俞章平说，“从一家店，卖到十六家店。这一年，我赔过钱，也被人骗过。这些事，教我的，比书上多。“
田市长看着他，看了很久。
“好。“他说，“那咱们，说正题。“
他把桌上那几张图纸，往中间推了推。
“厂子的价，“他说，“你说。“
“田市长，“俞章平说，“我先说个数——四千万。“
屋里，一下子静了。
方厂长抬起头。
曹局长把手里的笔，停住了。
赵德明皱起眉头。
韩副市长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慢慢放回烟灰缸。
“四千万。“田市长说，“俞总，两个月前，你跟我说的是七千万。“
“两个月前，是七千万。“俞章平说，“可这两个月，我算了一笔账。“
他从内袋里，把那张折了四折的稿纸，摊开，放在桌上。
“田市长，各位领导，“他说，“我把账，念一遍。念错了，你们纠正我。“
“市政府原来的算法：固定资产五千万，占大头。加上土地、品牌、存货，总价七千万。“
“股权：啤酒管理方15%，市政府70%，银行15%。“
“按七千万算：市政府70%，是四千九百万。银行15%，是一千零五十万。管理方15%，是一千零五十万。“
“我要控股，得买51%，就是三千五百七十万。“
“这个数，我出得起。“俞章平说，“可我出得起，不代表它值。“
他把稿纸往前推了推。
“田市长，“他说，“固定资产五千万，我认。可这五千万里，有多少，是‘纸面’的？“
方厂长抬起头，脸有点白。
“方厂长，“俞章平说，“厂里的设备，账上值多少？“
“三千……三千二百万。“
“三千二百万的设备，“俞章平说，“是九三年买的，按十年折旧，到现在，账上还剩多少？“
方厂长不说话。
“沈总工，“俞章平说，“你说。“
沈总工把老花镜摘下来，捏在手里。
“按十年直线折旧，“他说，“九三年的设备，到今年，折旧了七年。账面净值，应该是九百六十万。“
“九百六十万。“俞章平说，“田市长，账上三千二百万的设备，实际净值九百六十万。中间差的二千二百四十万，是‘折旧’。“
“折旧，不是‘没了’。“田市长说，“设备还在。“
“设备还在，“俞章平说，“可设备‘老’了。老的设备，卖不出价。真要是清算，这些设备，按废铁卖，能卖多少？“
沈总工沉默了一下：“……三四百万。“
屋里，有人吸了一口气。
“三四百万。“俞章平说，“田市长，我不是要按废铁价买。我是说——固定资产五千万这个数，是‘账面’，不是‘市价’。“
“那你按什么价？“田市长说。
“我按‘能挣钱’的价。“俞章平说。
“什么意思？“
“田市长，“俞章平说，“一个厂值多少钱，不看它有多少资产，看它一年能挣多少钱。“
“大江厂，去年产值四千多万，税费一千二百万。税费一千二百万，是交给国家的。刨掉税费、成本、利息，厂子净利多少？“
“方厂长，“他说，“你说。“
方厂长低着头，声音很小：“去年……亏了八十万。“
屋里，彻底静了。
田市长的脸色，沉了下来。
“亏了八十万。“他说，“方厂长，这个数，你上个月汇报的时候，怎么没说？“
“我……“方厂长额头上的汗，下来了，“我……我是想，今年能扭亏……“
“今年扭亏了么？“
“到十一月，“方厂长说，“还亏着四十多万。“
田市长没说话。他把手里的烟盒，往桌上一放。
那一声，不重。可屋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俞总，“田市长说，“你早就知道？“
“知道。“俞章平说，“上个月，我托人查了厂里的账。“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俞章平说，“我想给方厂长一个机会。“
方厂长抬起头，眼圈红了。
“田市长，“俞章平说，“这个厂，亏钱，不全是方厂长的错。“
“设备老，是历史欠账。负债高，是扩产留下的。卖不动，是因为没渠道。这三样，哪一样，是方厂长一个人能扛的？“
“他扛了七年。“俞章平说，“一个厂，扛了七年，没垮。这不是本事，是什么？“
方厂长低下头，肩膀动了一下。
田市长沉默了很久。
“四千万。“他终于开口，“你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净资产加溢价。“俞章平说。
“厂子的净资产，我算过：固定资产净值九百六十万，存货按一万五千吨、一吨一千一百元计算，合计价值一千六百五十万。土地，120亩，划拨地，不算钱。应收账款，三百多万。加起来，两千九百万。“
“负债七百万。“俞章平说，“净资产，两千二百万。“
“两千二百万的净资产，我出四千万，溢价一千八百万。“
“这一千八百万，买什么？“田市长问。
“买三样。“俞章平说，“第一，买‘大江’这个牌子。第二，买316个熟手，98个技术人才，1个国家级评委。第三，买120亩地，和这块地上的‘未来’。“
“未来？“
“对。“俞章平说，“田市长，这块地，现在是厂区。十年后，它是市区最值钱的一块地。这个‘未来’，我提前付钱。“
田市长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
“韩市长，“他说，“你怎么看？“
韩副市长把那支烟点上，吸了一口。
“四千万，“他说，“比七千万，少了三千万。这个口子，一开，往后别的企业改制，都照着这个价来，市里怎么办？“
“韩市长说得对。“曹局长接话，“田市长，这不光是这一个厂的事。这是个‘先例’。先例一开，往后收不回来。“
“曹局长，“俞章平说，“我问一句。“
“你说。“
“七千万这个价，是‘算’出来的，还是‘想’出来的？“
曹局长一愣。
“七千万，“俞章平说，“是固定资产五千万，加土地、品牌、存货，凑出来的。这个算法，叫‘成本法’。“
“成本法，只算‘投进去多少’，不算‘能挣多少’。“俞章平说，“田市长，曹局长，我问一句——一个厂，投了七千万，一年亏八十万。这个厂，值七千万么？“
屋里，没人说话。
“反过来，“俞章平说，“一个厂，我出四千万买下来，改一改，一年挣五百万。这个厂，值不值四千万？“
“值。“田市长说。
“那不就结了。“俞章平说，“厂子的价，不在‘过去投了多少’，在‘往后能挣多少’。“
田市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俞总，“他说，“你这个话，我认。可我这个市长，不能只认‘话’。“
“我明白。“俞章平说，“田市长，您要‘数’。我给您‘数’。“
他把稿纸翻到最后一页。
“四千万，怎么分？“
“什么想法？“
“先盖人住的。“俞章平说，“我爹说的。“
田市长挑了挑眉：“你爹？“
“我爹是泥瓦匠出身。“俞章平说，“他说，盖房子，先盖人住的。老百姓先有地方住，你再盖商场、盖酒店，人家才不骂你。“
屋里，安静了一下。
田市长把那支烟，慢慢摁灭了。
“你爹，“他说，“是个明白人。“
他往椅背上一靠。
“好。“他说，“那咱们，就从头谈。“
他转头，看向方厂长。
“方厂长，“他说，“你先说说厂子的情况。俞总在这儿，你照实说。好的坏的，都说。“
方厂长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田市长，各位领导，“他说，“我……我汇报一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
“大江啤酒厂，1993年成立。当初注册资金，100万元。“
“厂址，在春华路……不是，春天路南面。“他说，“当年建厂的时候，那片还是城郊。现在，城市扩过来了，厂子就算在市区里头了。“
“占地，120亩，8万平方米。“
“1999年，生产啤酒3万余吨。完成产值4000多万元。上交税费1200多万元。“
“固定资产，5000余万元。“
“在岗员工，316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98人。国家级啤酒评委，1人——就是咱们沈总工。“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沈总工。
沈总工坐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手里那个牛皮纸袋，往膝盖上按了按。
“管理、技术人员，“方厂长说，“全部大专以上文化水平。“
他合上本子。
“就这些。“他说，“田市长。“
“就这些？“田市长说，“方厂长，你把‘坏’的，忘了说。“
方厂长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
“我替你说。“田市长说，“俞总，你听着。这个厂，有三个‘病’。“
“第一，设备老。九三年的线，跑了七年，罐子、瓶子、灌装机，都到了年限。去年修了三次，每次停线一个礼拜。“
“第二，负债高。厂子欠银行的贷款，还有七百多万没还。“
“第三，卖不动。厂子的酒，主要在吴市本地卖。出了吴市，就没人认。去年三万吨的产量，有一万多吨，是压在仓库里的。“
俞章平听着，没说话。
“这三个病，“田市长说，“你买过去，得治。“
“我知道。“俞章平说。
“你知道，还敢买？“
“敢。“俞章平说，“田市长，这三个病，我都想过。“
“哦？“田市长说，“你说说。“
“设备老，“俞章平说，“我认。可设备老，不等于设备坏。九三年的线，是德国的灌装线。这条线，在国外，能用二十年。咱们嫌它老，是因为咱们不会保养。我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请人来做一次全面检修。该换的件换，该调的调。这条线，还能再跑十年。“
田市长没说话，眼睛眯了一下。
“负债七百万，“俞章平说，“我也认。可这七百万，是欠谁的？“
“欠银行的。“方厂长小声说。
“欠哪家银行？“
方厂长看了一眼赵德明。
赵德明咳嗽了一声：“欠我们工行的。“
“赵行长，“俞章平说，“这七百万，是怎么欠的？“
“九六年，厂里扩产，贷了五百万。九八年，又贷了两百万，做技改。“赵德明说。
“利息呢？“
“利息，一直还着。“赵德明说，“本金，没还。“
“那就是说，“俞章平说，“这个厂，不是还不起钱，是本金没到期。“
“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按照目前的势头是还不上了！“
“赵行长，“俞章平说，“那我接手之后，这七百万，我认。不但认，我还想再借一笔。“
屋里，几个人都抬起了头。
赵德明也愣了一下：“再借？“
“对。“俞章平说，“赵行长，我算过一笔账。这个厂，去年产值四千多万，税费一千二百万。这样的厂，在你眼里，是不是好客户？“
赵德明没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钢笔，转了一圈。
“是。“他说，“单看数，是好客户。“
“那为什么，这个厂，还欠着七百万不还？“
“因为……“赵德明顿了顿，“因为它的现金流，都压在货上了。“
“对。“俞章平说，“三万吨酒，一万多吨压在仓库。这些酒，是钱。可这些钱，变不成现金。“
“我接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一万多吨酒，卖出去。“俞章平说，“卖出去，就有现金。有现金，就能还贷，就能再借。“
“你打算怎么卖？“赵德明问。
“两条路。“俞章平说，“第一条，走我自己的渠道。LN在吴市有六家门店，在春谷、轩州、庆安、铜都，还有十家。这十六家门店，每一家，都摆大江的酒。联名出售！“
“门店卖酒？“韩副市长插了一句，“俞总，你那门店，不是卖运动服的么？“
“是卖运动服的。“俞章平说，“可门店里，有人。有人，就有生意。我在门店里，摆一个冰柜，卖啤酒。买衣服的人，顺手买两瓶。这不是主业，是‘顺手’。也算是一个创新和噱头！“
“顺手能卖多少？“韩副市长说。
“一家店，一天卖二十瓶。“俞章平说，“十六家店，一天三百二十瓶。一个月，九千六百瓶。一年，十一万瓶。“
“十一万瓶。“韩副市长笑了，“俞总，你这十一万瓶，跟一万多吨压货，差得远。“
“差得远。“俞章平说，“所以，还有第二条路。“
“第二条，是什么？“
“经销。“俞章平说，“田市长，我问一句——这个厂，现在有多少经销商？“
田市长看向方厂长。
方厂长低着头：“三十来家。“
“三十来家，“俞章平说，“都在吴市本地？“
“是。“
“那吴市之外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方厂长说，“因为咱们的酒，出了吴市，卖不动。“
“卖不动，是因为没人推。“俞章平说，“方厂长，你想想。一个经销商，凭什么推你的酒？“
“凭……凭利润？“
“对，凭利润。“俞章平说，“你的酒，出厂价多少？“
“一瓶，一块二。“
“零售价呢？“
“一块五。“
“一瓶，挣三毛。“俞章平说，“三毛里，还要扣运费、扣损耗、扣店家的钱。经销商到手，挣几分？“
方厂长没说话。
“挣几分，谁给你推？“俞章平说，“人家推别的牌子，一瓶挣五毛。推你的，挣三分。你说，人家推谁的？“
屋里，安静下来。
田市长把手里那支烟，又点上了。
“俞总，“他说，“你说得对。可你说得对，不等于你有办法。“
“我有。“俞章平说。
“什么办法？“
“两条。“俞章平说，“第一，提价。第二，给经销商‘返点’。“
“提价？“方厂长叫起来，“俞总，咱们的酒，本来就卖不动。再提价，更卖不动了。“
“提价，不是乱提。“俞章平说，“方厂长，我问你，你的酒，跟旁边的牌子比，差在哪儿？“
“差在……“方厂长想了想，“差在名气。“
“名气是差。“俞章平说，“可名气差，不等于酒差。“
“咱们的酒，“俞章平说，“是用什么麦芽？“
“国产麦芽。“方厂长说。
“国产麦芽，出糖率多少？“
方厂长愣了一下，看向沈总工。
沈总工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第一次开口：“国产麦芽，出糖率，百分之七十八到八十。进口的，八十二到八十四。“
“差多少？“俞章平问。
“差四到六个点。“沈总工说。
“四个点，“俞章平说，“一百斤麦芽，少出四斤糖。一年三万吨酒，要用多少麦芽？“
沈总工在心里算了算：“一吨酒，大概用一百六十公斤麦芽。三万吨，四千八百吨麦芽。“
“四千八百吨，“俞章平说，“少出四个点，就是少出一百九十二吨糖。一吨糖，多少钱？“
“两千多。“沈总工说。
“一百九十二吨，“俞章平说，“就是四十万。“
屋里，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四十万，“俞章平说，“一年，就因为麦芽差四个点，白扔四十万。“
“这还只是麦芽。“俞章平说，“还有酒花、还有酵母、还有水。“
“沈总工，“他说，“咱们厂的水，是什么水？“
“地下水。“沈总工说，“打了两口深井。“
“水质，测过么？“
“测过。“沈总工说，“硬度，偏高。“
“硬度偏高，“俞章平说，“酿酒，最怕硬度高。硬度高，酒就‘硬’，口感就‘钝’。“
沈总工的眼睛，亮了一下。
“俞总，“他说，“你懂酿酒？“
“不懂。“俞章平说，“我只懂‘账’。“
“可你说的，“沈总工说，“都是行话。“
“行话，是我昨天晚上，从一本书上看来的。“俞章平说，“书名叫《啤酒工艺学》。我看了一夜。“
沈总工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一夜。“他说。
“一夜。“俞章平说，“沈总工，我看书，不是为了装懂。是为了今天，能跟您说上话。“
沈总工没说话。他把那个牛皮纸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腿上，两只手按着。
“俞总，“他说，“你刚才说，提价。你要提多少？“
“出厂价，从一块二，提到一块五。“俞章平说。
“一块五？“方厂长又跳起来，“俞总，一提就是两毛五，涨两成！“
“涨两成，是因为我要改配方。“俞章平说，“麦芽，换进口的。水，加一道处理。酒花，换好的。改完配方，酒的口感，能上一个台阶。“
“上了台阶，才敢提价。“俞章平说，“提了价，才有利润分给经销商。“
“分多少？“
“出厂价一块五，零售价两块。“俞章平说，“一瓶，五毛的差价。这五毛，我一分不要，全给经销商和店家。“
“全给？“
“对。“俞章平说，“经销商，一瓶挣三毛。店家，一瓶挣两毛。我这边，挣‘量’。“
“量？“
“量上来了，我的成本就下来了。“俞章平说，“三万吨的时候，一吨成本多少？“
沈总工说：“一吨，一千一百多。“
“五万吨的时候呢？“
“一吨，九百多。“
“六万吨？“
“八百五。“
“那就是了。“俞章平说，“我把量做到五万吨，一吨成本降两百。五万吨，就是省一千万。“
“省下的一千万，“俞章平说，“一部分让给经销商，一部分，投到设备上。“
田市长一直没说话。这会儿，他把烟摁灭了。
“俞总，“他说，“你这一套，是从哪儿学的？“
“自己想的。“俞章平说。
“自己想的？“田市长笑了笑，“十五岁，想得这么细？“
“田市长，“俞章平说，“我十四岁，就开始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
“卖衣服。“俞章平说，“从一家店，卖到十六家店。这一年，我赔过钱，也被人骗过。这些事，教我的，比书上多。“
田市长看着他，看了很久。
“好。“他说，“那咱们，说正题。“
他把桌上那几张图纸，往中间推了推。
“厂子的价，“他说，“你说。“
“田市长，“俞章平说，“我先说个数——四千万。“
屋里，一下子静了。
方厂长抬起头。
曹局长把手里的笔，停住了。
赵德明皱起眉头。
韩副市长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慢慢放回烟灰缸。
“四千万。“田市长说，“俞总，两个月前，你跟我说的是七千万。“
“两个月前，是七千万。“俞章平说，“可这两个月，我算了一笔账。“
他从内袋里，把那张折了四折的稿纸，摊开，放在桌上。
“田市长，各位领导，“他说，“我把账，念一遍。念错了，你们纠正我。“
“市政府原来的算法：固定资产五千万，占大头。加上土地、品牌、存货，总价七千万。“
“股权：啤酒管理方15%，市政府70%，银行15%。“
“按七千万算：市政府70%，是四千九百万。银行15%，是一千零五十万。管理方15%，是一千零五十万。“
“我要控股，得买51%，就是三千五百七十万。“
“这个数，我出得起。“俞章平说，“可我出得起，不代表它值。“
他把稿纸往前推了推。
“田市长，“他说，“固定资产五千万，我认。可这五千万里，有多少，是‘纸面’的？“
方厂长抬起头，脸有点白。
“方厂长，“俞章平说，“厂里的设备，账上值多少？“
“三千……三千二百万。“
“三千二百万的设备，“俞章平说，“是九三年买的，按十年折旧，到现在，账上还剩多少？“
方厂长不说话。
“沈总工，“俞章平说，“你说。“
沈总工把老花镜摘下来，捏在手里。
“按十年直线折旧，“他说，“九三年的设备，到今年，折旧了七年。账面净值，应该是九百六十万。“
“九百六十万。“俞章平说，“田市长，账上三千二百万的设备，实际净值九百六十万。中间差的二千二百四十万，是‘折旧’。“
“折旧，不是‘没了’。“田市长说，“设备还在。“
“设备还在，“俞章平说，“可设备‘老’了。老的设备，卖不出价。真要是清算，这些设备，按废铁卖，能卖多少？“
沈总工沉默了一下：“……三四百万。“
屋里，有人吸了一口气。
“三四百万。“俞章平说，“田市长，我不是要按废铁价买。我是说——固定资产五千万这个数，是‘账面’，不是‘市价’。“
“那你按什么价？“田市长说。
“我按‘能挣钱’的价。“俞章平说。
“什么意思？“
“田市长，“俞章平说，“一个厂值多少钱，不看它有多少资产，看它一年能挣多少钱。“
“大江厂，去年产值四千多万，税费一千二百万。税费一千二百万，是交给国家的。刨掉税费、成本、利息，厂子净利多少？“
“方厂长，“他说，“你说。“
方厂长低着头，声音很小：“去年……亏了八十万。“
屋里，彻底静了。
田市长的脸色，沉了下来。
“亏了八十万。“他说，“方厂长，这个数，你上个月汇报的时候，怎么没说？“
“我……“方厂长额头上的汗，下来了，“我……我是想，今年能扭亏……“
“今年扭亏了么？“
“到十一月，“方厂长说，“还亏着四十多万。“
田市长没说话。他把手里的烟盒，往桌上一放。
那一声，不重。可屋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俞总，“田市长说，“你早就知道？“
“知道。“俞章平说，“上个月，我托人查了厂里的账。“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俞章平说，“我想给方厂长一个机会。“
方厂长抬起头，眼圈红了。
“田市长，“俞章平说，“这个厂，亏钱，不全是方厂长的错。“
“设备老，是历史欠账。负债高，是扩产留下的。卖不动，是因为没渠道。这三样，哪一样，是方厂长一个人能扛的？“
“他扛了七年。“俞章平说，“一个厂，扛了七年，没垮。这不是本事，是什么？“
方厂长低下头，肩膀动了一下。
田市长沉默了很久。
“四千万。“他终于开口，“你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净资产加溢价。“俞章平说。
“厂子的净资产，我算过：固定资产净值九百六十万，存货按一万五千吨、一吨一千一百元计算，合计价值一千六百五十万。土地，120亩，划拨地，不算钱。应收账款，三百多万。加起来，两千九百万。“
“负债七百万。“俞章平说，“净资产，两千二百万。“
“两千二百万的净资产，我出四千万，溢价一千八百万。“
“这一千八百万，买什么？“田市长问。
“买三样。“俞章平说，“第一，买‘大江’这个牌子。第二，买316个熟手，98个技术人才，1个国家级评委。第三，买120亩地，和这块地上的‘未来’。“
“未来？“
“对。“俞章平说，“田市长，这块地，现在是厂区。十年后，它是市区最值钱的一块地。这个‘未来’，我提前付钱。“
田市长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
“韩市长，“他说，“你怎么看？“
韩副市长把那支烟点上，吸了一口。
“四千万，“他说，“比七千万，少了三千万。这个口子，一开，往后别的企业改制，都照着这个价来，市里怎么办？“
“韩市长说得对。“曹局长接话，“田市长，这不光是这一个厂的事。这是个‘先例’。先例一开，往后收不回来。“
“曹局长，“俞章平说，“我问一句。“
“你说。“
“七千万这个价，是‘算’出来的，还是‘想’出来的？“
曹局长一愣。
“七千万，“俞章平说，“是固定资产五千万，加土地、品牌、存货，凑出来的。这个算法，叫‘成本法’。“
“成本法，只算‘投进去多少’，不算‘能挣多少’。“俞章平说，“田市长，曹局长，我问一句——一个厂，投了七千万，一年亏八十万。这个厂，值七千万么？“
屋里，没人说话。
“反过来，“俞章平说，“一个厂，我出四千万买下来，改一改，一年挣五百万。这个厂，值不值四千万？“
“值。“田市长说。
“那不就结了。“俞章平说，“厂子的价，不在‘过去投了多少’，在‘往后能挣多少’。“
田市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俞总，“他说，“你这个话，我认。可我这个市长，不能只认‘话’。“
“我明白。“俞章平说，“田市长，您要‘数’。我给您‘数’。“
他把稿纸翻到最后一页。
“四千万，怎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