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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山河全部打烂,再建大明 第578章 遗忘的泰昌往事

    下朝之后,众臣的心思也回到了自己的事上。各部除了自己常规事务,也各有大事。

    吏部和都察院忙着己巳京察收尾。

    此时还是“拾遗奏辩”阶段,南京、北京各道御史也在陆续上章拾遗,要逐一核议、拟定黜陟意见,报皇帝最终定夺。

    历年京察都是官场大地震,大小官员的前途都系于此,几乎牵扯了吏部和都察院全部精力。

    吏部还要为地方大计铺垫。

    外官考察大计,已开始提前造册、核对地方官考语,事务繁杂。

    礼部正忙着督修《崇祯历书》。

    由徐光启牵头的历法改革刚刚开局,招聘传教士、测算天文、校订历法,是此时礼部最核心的专项事务,皇上本人也颇为关注。

    兵部忙着三边军务调度:杨鹤出任三边总督,兵部要给兵符、定辖地、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镇的兵马粮草,还要应对陕西日渐燎原的民变,王二、高迎祥等部已在陕北转战,剿防奏报一日数至。

    关宁防线的日常防务、后金动静、兵马钱粮核销,也是兵部的固定头等大事,相关事宜年年月月都在催办。

    西南奢安之乱虽然已经向好,但涉及土司转换,也是一头烂账。

    而且刘懋升任兵科左给事中,兵部车驾清吏司要牵头拟定裁驿章程、定冲僻标准、核各省驿站员额,更是此时兵部的新政重点。

    至于惠王船队劫掠商船一事,下了朝便被丢在一边。

    照道理,藩王兵员归属兵部管,但惠王的护卫却又不好管。

    因为其他藩王的护卫是每年兵部核验数量然后拨银子的,但惠王的护卫,兵部从没给过一两银子。

    而且荆州王府护卫数量一直是千余人,这也是每年在案的。

    海外之事虽然心里都知道肯定不止这个数,但是牵扯到了前朝海外大捷之事,当时的赏赐到现在还没落地。

    没人举报就没人想去翻这笔烂账。

    等浙江那边来了消息再说就是了。

    刑部还在消化逆案的遗留事务。

    阉党二百六十余人的定罪、充军、革职、查抄家产,还在陆续落地,各地要上报执行情况,涉案人员的申诉、复核也不断,是现在刑部的核心专项。

    而且己巳京察中被纠察的官员,有涉及贪腐、酷吏的,也要移交刑部议罪。

    工部忙着辽东、三边的火炮、火药、盔甲、弓矢的制造与解运,这是工部的头号急务。

    加上蓟镇边墙、陕西沿边城堡的修缮工程,拨款、督工、验收,事务繁杂。

    更有内河漕运船只、长江水驿驿船的例行修造。

    裁驿令下后,还涉及被裁驿站的船只变卖、调拨,这才都是新增细务。

    户部是整个朝堂最焦头烂额的部门,所有事最终都落到银子上。

    辽东关宁军欠饷数月,之前请了三十万,但也只发了十九万,缺口依然庞大。

    陕西三边催饷的文书一日数至,杨鹤不肯赴任,一直催着要安家银、行粮银才肯动身。

    西南的粮饷也是大事,涉及数省的调运,万万不能出了延误差错。

    户部天天拆东墙补西墙,算着每一笔银子的去向,是真正的火烧眉毛。

    而福王庄田清查也到了收尾。

    河南、湖广、山东三省的庄田丈量已完结,户部和福王府来回拉扯数字和催账,这才是宗室层面最大的财政账。

    至于朝上惠王之议,经过后面裁驿之事,下了朝所有人都放在了脑后。

    朝野上下更没人觉得这是什么“大乱”。即便后面查明确实属实,最多申诉两句,罚点俸禄就是了。

    朱由检也没再多想,这些事,还没有惠王断了和皇室的合作让他难受。

    天启七年年中,惠王府和京中做了最后一笔交易,之后双方就再也没有提起过相关事宜。

    当时他刚刚即位,也看到了那一批十万两银子,还觉得数额没什么,甚至觉得这类交易有伤皇家体面。

    可坐了两年皇位,每年十六万两的交易,十余万两的纯利,似乎也不是小钱了。

    如果有这么一笔银子,辽东、三边都可以腾挪一点了。

    可惠王府如今不再提,只是每年年末,照着之前的年例,送上香皂、望远镜,他也拉不下脸来说这个事。

    毕竟当时是他自己要断了这事的。

    而且海外劫掠一事,远没有福王在河南的危害严重。

    福王越制,是给所有藩王开了口子,直接挑战的是整个宗藩秩序和皇权权威。

    惠王船队出海劫掠,属于驭下不严的细枝末节违制,算不上挑战皇权,更动摇不了宗藩体系。

    哪怕真劫掠了商民,也只是“宗室与民争利” 的过错,远达不到乱政的高度。

    而且知道点江南走私之事的官员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他们清楚惠王劫掠的是江南走私商的货,赚的是海贸的黑钱。

    这本质就是 “藩王和奸民抢生意”,属于狗咬狗,和朝廷没有半分关系。

    哪怕商民真亏了七十万两,那也是江南士绅的钱。

    再说惠王船队的危害,或许有数千人的规模,能在海上称霸,但放到陆地上,这些人真算不了什么。

    而且真要处理惠王,查实之后只要一道旨意让他收船队,成本几乎为零。

    内阁值房里,李标今日休息,韩爌与钱龙锡都没褪朝服,案上摊着刚从殿上带下来的奏疏底册,吏员奉了茶便退了出去。

    韩爌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慢悠悠抬眼看向钱龙锡,话头先落到那桩被已经被众人遗忘的事上:“今日姚希孟那本疏,是你安排的?”

    苏松派,清议派两边各有哪些人,各自心中也明白。

    钱龙锡也不遮掩,轻轻颔首:“江南那边递了好几封急信,商民闹得厉害,总得在朝里有个回应。”

    韩爌放下茶盏,语气带着几分持重与告诫:“点到为止就好,别往深里揪。如今三边催饷、裁驿刚定、福王那边庄田清查的首尾还没了结,朝中大事纷乱如麻,犯不着为几船商货大动干戈。”

    他屈指,话说得通透:“你我都清楚,福王在河南、湖广占了两万顷庄田,盐井税、芦苇税尽数揽入王府,朝廷每年平白少收十几万两税银,那才是真割国库的肉。加上省了两成岁禄,已然够了。惠王那点事,就算真查实了劫掠,陛下也不会把他怎么样,顶多宗人府罚俸申饬,走个过场罢了。”

    说着韩爌语气又重了几分,“再深究,你就不怕引起天下众藩的反弹?别因江南士绅的小家之议,动摇了朝局的国本。”

    这是直接点破了苏松派的小心思。

    钱龙锡也不辩驳。

    他本就没想着要把惠王怎么样,不过是敲山震虎,叫对方知道东海之上不是无人管束,别再肆无忌惮地截船劫掠。

    保住江南海贸的航路秩序,便已达到目的。

    当下微微颔首,顺着对方的话接道:“阁老虑得是。本来也就是风闻奏事,整肃一下藩禁的规矩罢了,没想着要深究到底。”

    他也不愿再此事上攀扯,毕竟说到底, 江南那些人底子也不干净。

    话锋一转,换了个话题,“裁驿这事,阁老真觉得能如刘懋说的那般顺当?”

    他抬眼看向韩爌,说了个众人皆知的问题:“地方官凑裁汰指标,向来是拣软柿子捏。冲要干线的驿卒驿马,牵涉各路乡绅权贵的往来,谁也不敢动;偏远僻驿里吃空饷的冗员,反倒多有后台。到最后,必然是正经当差的被裁了,虚冒滥占的反倒留着。往后军情塘报、公文传递,都得慢上半拍。”

    韩爌闻言默然,终是叹了口气。

    他数次起复,久居高位,岂能不懂这层官场逻辑?只是事有缓急,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摆了摆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这些我岂能不知。可眼下有什么法子?三边的饷银像火烧眉毛,杨鹤在京里日日催,户部天天喊穷。好不容易能从驿递里抠出几十万两,总不能因噎废食。先把银子凑出来,解了眼前的急,余下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钱龙锡微微颔首,没再说话。

    韩爌也明白钱龙锡说这些就是不想再提惠王之事。

    既然如此,他也按下了提醒惠王手中有泰昌手札的事。

    当初泰昌帝出这个手札时,他自己也在内阁。关于惠王海外采办和护卫,这份手札上都给了特例。

    惠王海外之事,说到底都绕不过这份经过内阁的先帝明旨。

    只要惠王别太出格,这份手札就是他的护身符。

    他自己在天启年间就在这道手札上吃过亏。

    韩爌估摸着钱龙锡很可能不清楚这份手札的事。

    当时泰昌帝在位仅一月,这道给惠王的私恩特旨,走的是中旨直发内阁的路子,根本没有经过科道讨论。

    内阁的四位为此产生过争论,他也是其中之一。

    但东林一边,叶向高天启七年就已病逝,刘一燝虽仍在世,却早已闲居江南,远离中枢十余年不再入朝。

    当时司礼监的主事者还是王安,那批经手此事的人几经波折,早就都不在任了。

    算下来,泰昌年间亲身参与过这事,到此时还居高位的,满朝只有韩爌一人。

    加上泰昌朝短短一个月,朝堂全程都处在混乱当中:先是万历驾崩、泰昌即位,朝中忙着补齐官缺;紧接着皇帝病重,红丸案爆发;再接着皇帝驾崩,李选侍赖在乾清宫,移宫案闹得沸沸扬扬。

    这三件事全是关乎皇位传承、朝局走向的国本级大事,从阁臣到六部,所有人的精力都钉在皇位能不能平稳交接上。

    相比之下,给惠王批一道 “允许海外采办、护卫依照旧制” 的特旨,既不是朝政要务,也不涉及制度变更,除了当班的阁臣和经办太监,没人会特意留心,更不会刻在脑子里。

    满朝记得这事的人本就不多,钱龙锡当时官职是詹事府右庶子,不知此事很正常。

    他也不想再去提醒。

    让苏松派自己一头撞到那手札上,或许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