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306章 想要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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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白杨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
周扬睁开眼，枕头边上那几颗红枣和花生被挤到了床角，半颗花生掉在了地上。
杨欣已经不在床上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上只留了一个浅浅的凹痕。
楼下厨房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夹着杨母说话的尾音。
周扬翻身起来，穿好衣服下楼。
杨欣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一碗牛奶鸡蛋醪糟，勺子搁在碗沿上没动。
她换了一件深蓝色的薄款西装外套，头发盘了起来，露出耳后那颗小痣。
杨母在灶台前忙活，围裙上沾着面粉。
见周扬下来，扬了扬手里的锅铲：“洗脸去，油饼快好了。”
吃饭的时候杨欣开了口。
“今天跟我去趟榆树。”
周扬把嘴里的油饼咽下去：“什么事？”
“经济开发区第二批招商的项目评审，省发改委的人后天到，材料还差一截。另外喀尔县棉纺厂扩建的批文，卡在省里两个多月了，这回我得亲自去盯。”
杨母在旁边插了一嘴：“你们结婚才第二天，就急着跑？好歹在家多待两天。”
杨欣喝了一口醪糟，放下碗：“妈，那边的事等不了。”
杨安邦从书房出来，手里拎着那把紫砂壶，听了这话没吭声。
他走到餐桌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热水，目光从杨欣脸上扫到周扬脸上，没有发表意见。
他不需要发表意见。杨欣接了榆树市市长的担子，那摊事到底有多重，他比谁都清楚。
饭后一个小时，桑塔纳上了西宁到榆树的公路。
六月的高原，天蓝得不真实，日照把远处的山脊线烤出一层白晃晃的光。
公路两侧的草甸子刚刚返青，绿色从土黄色的底子里一点点洇出来，牛羊散在坡上，不紧不慢地啃着草根。
杨欣开车。周扬坐在副驾，膝盖上摊着那本硬抄笔记本，翻到空白页，把昨天晚上想到的几个关于产业园区的问题写了下来。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翻过日月山的时候，杨欣突然减了速。
“你去闽东，什么时候走？”
“假期结束。月底。”
杨欣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拇指在皮套上蹭了一下。
“离得远。”
两个字，说完就不说了。
方向盘打过一个弯，桑塔纳重新提速。
周扬把笔记本合上，偏过头看了她一眼。
侧脸的线条在高原的光线下干净利落，鼻梁上有一道极淡的晒斑，以前没有。
“我先过去把摊子铺开，等站稳了脚跟再说。”
杨欣没接这话。她盯着前面的路，嘴唇抿了抿，松开了。
到了榆树已经是下午。
市政府大院里的白杨树比西宁的高出一截，枝叶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
传达室的老李看见杨欣的车，赶紧推开铁栅栏门，弯着腰目送车开进去。
他的目光在副驾的周扬身上多停了两秒，嘴巴张了张，到底没问。
杨欣的办公室在三楼。
二十多平米的房间，一张老旧的实木办公桌，两排铁皮文件柜，角落里一个搪瓷脸盆架子上搁着毛巾和杯子。
墙上挂着一幅榆树市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用红蓝两色的笔标满了批注。
周扬在办公室的旧沙发上坐下来。
沙发弹簧塌了一半，坐上去往下陷了一大截。
杨欣翻开桌上堆着的文件，一份一份地过。
经济开发区的项目评审表、喀尔县棉纺厂扩建的可行性报告、几个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明细。
她看东西的速度极快，钢笔在纸页边缘写批注，笔锋锐利。
周扬拿过她看完的那一摞，从头翻。
这是他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触一个地级市的行政运转。
前世做企业家的时候，跟地方政府打交道打了二十多年，但他永远站在谈判桌的对面，看到的是审批窗口递出来的那张脸，而不是窗口背后那套庞杂的运转机制。
榆树市的底子薄。
下辖一市五县，常住人口不到八十万，大部分散布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牧区。
财政收入的大头靠中央转移支付，自有税收撑不起一个像样的工业园区。
杨欣和张华前两年搞的经济开发区，是从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专项资金，加上喀尔县棉纺厂那笔出口回款，勉强把骨架搭了起来。
但骨架搭起来之后的问题更多。
招商引资的项目怎么筛选，入驻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怎么补，每一个环节都牵扯着省里、市里、县里三级政府的利益博弈。
周扬把那份经济开发区的项目评审表翻了两遍，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单的流程图。
“你们的招商准入门槛太低了。”他开口。
杨欣抬起头。
“评审表上这六个拟入驻项目，有三个是低端加工类的，两个建材，一个塑料制品。这种企业利润薄，税收贡献低，而且污染风险高。高原上的生态环境脆弱，一旦出了环保事故，整个开发区的招牌就砸了。”
杨欣把笔搁下，靠在椅背上。
“我知道。但你也看到了，榆树这个条件，沿海的好企业谁愿意往这儿跑？能来的就是这些，有总比没有强。先把人气聚起来，把就业解决了，后面再慢慢调整结构。”
周扬没有反驳。她说的是实话。
在资源禀赋极度匮乏的西北内陆，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可能挑三拣四。
先有规模，再谈质量，这条路是绕不过去的。
但他把那三个低端加工项目的评审表单独抽出来，在备注栏里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建议增加环保押金制度，入驻企业缴纳生产总值百分之五作为环境风险保证金，退出时无环保违规方可退还。
杨欣探过身看了一眼，拿过去重新看了几秒。
“这个办法能用。我让发改局的人拟个实施细则。”
从那天开始，周扬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杨欣身边。
杨欣去开常务会，他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听。
杨欣下乡调研，他跟在车队后面。
杨欣在办公室见客商，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翻材料。
市政府里的人私下嘀咕，说新嫁过来的姑爷是铁路公安局的干部，不知道跑来榆树干什么，天天跟着市长转。
也有人猜是省委书记的安排，派女婿过来替女儿盯梢。
周扬不在意这些。
他在意的是杨欣处理每一件具体事务时的思路和手法。
六月中旬，省发改委的两个处长下来做棉纺厂扩建的现场评估。
杨欣在县政府的小会议室里跟他们谈了一整个下午。
对方的顾虑很明确——棉纺厂的产能扩张需要配套的棉花收购体系和物流基础设施，喀尔县目前的条件达不到。
杨欣没有急着辩驳。
她让秘书把去年棉纺厂的出口订单合同、回款流水、工人工资发放记录全部调出来，摊在桌上。
然后一条一条地过数据，从原料采购成本到成品出厂价，从运输损耗到终端客户的验收评级，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推敲。
两个处长看完材料，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拿起茶杯喝了口水。
“杨市长，数据确实不错。但省里的盘子就这么大，今年的专项资金额度已经批完了。你们这个扩建项目，最快也得排到明年第一季度。”
杨欣把文件收回来，码得整整齐齐。
“明年第一季度可以。但有一个条件，省里给我们一个书面的排期承诺函，盖发改委的章。我拿着这个函去跟银行谈过桥贷款，先把设备采购的定金付了。德国那边的纺纱机组产能排期紧，错过这一批，下一批要等半年。”
这一手，周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杨欣不是在跟省里要钱，她是在用省里的信用背书去撬动银行的资金杠杆。
批文还没下来，但只要省发改委出了排期承诺函，银行就敢放过桥贷款。时间差被她算得死死的。
类似的场景在接下来半个月里反复上演。
周扬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他在樱花国的课堂上用了这个比喻形容自己读书的状态，现在他发现，学治理比学理论更费脑子。
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
每一个项目审批的背后都藏着利益链条的交织，每一个干部的态度里都包含着他对风险和收益的私人计算。
杨欣处理这些东西的方式跟他在西北用的那套完全不同。
他在大夏湾和喀尔县靠的是铁腕——八一杠顶着脑门，橡胶警棍抡下去，不服的打到服。
但杨欣用的是绵里藏针。
她从不跟人正面起冲突，谈判桌上永远留有余地，让对方觉得自己也占了便宜。
但退一步算，每一次妥协里她都埋了钉子，对方收了好处就得在关键时刻还回来。
这套东西，书本上学不到。
晚上回到杨欣在榆树的宿舍。
单位分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是公家配的，旧得掉漆。
厨房里的灶台上搁着一口铝锅，杨欣煮了两碗挂面，打了两个荷包蛋，切了半根黄瓜码在碗边。
两个人坐在客厅的小饭桌前吃面。
电视机没开，屋里安静得只剩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和窗外偶尔经过的摩托车排气声。
“你在闽东打算怎么干？”杨欣问。
周扬把碗里最后一口面汤喝完，放下筷子。
“先摸底。闽东的情况跟榆树不一样，沿海地区有侨资，有深水港，底子比西北好得多。但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地方上的利益格局比这里复杂。我不能一上来就动刀子，得先搞清楚谁是盟友，谁是对手。”
杨欣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往下问。
她站起来收碗。周扬伸手拦住，把碗筷端到厨房自己洗了。
水龙头的水凉得扎手，高原的七月，自来水管里出来的水还带着雪山融水的温度。
洗完碗回到客厅，杨欣坐在沙发上，手里翻着一份文件，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
周扬走过去，把文件从她手里抽出来。
“睡吧。”
杨欣看了他一眼，眼底的疲倦压都压不住。
她没有逞强，站起身往卧室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过头。
“月底你就走了。”
不是问句。
周扬站在客厅里，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
“嗯。”
杨欣转身进了卧室。
周扬在客厅的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
他翻开笔记本，把今天跟着杨欣开会时记下的几个关键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
然后合上本子，关了客厅的灯。
卧室里，杨欣已经躺下了，背朝着门。
周扬脱了外套挂在椅背上，轻手轻脚地上了床。
床板是木头的，翻身的时候吱呀响了一声。
黑暗里，杨欣的声音闷闷地传过来。
“周扬。”
“嗯。”
沉默了几秒。
“我想要个孩子。”
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了一下。
远处有狗叫声，一声接一声地传过来，又被夜风吹散了。
周扬伸出手，握住了她搁在被子外面的手指。
掌心干燥，指尖微凉。
“会有的。”
周扬睁开眼，枕头边上那几颗红枣和花生被挤到了床角，半颗花生掉在了地上。
杨欣已经不在床上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上只留了一个浅浅的凹痕。
楼下厨房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夹着杨母说话的尾音。
周扬翻身起来，穿好衣服下楼。
杨欣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一碗牛奶鸡蛋醪糟，勺子搁在碗沿上没动。
她换了一件深蓝色的薄款西装外套，头发盘了起来，露出耳后那颗小痣。
杨母在灶台前忙活，围裙上沾着面粉。
见周扬下来，扬了扬手里的锅铲：“洗脸去，油饼快好了。”
吃饭的时候杨欣开了口。
“今天跟我去趟榆树。”
周扬把嘴里的油饼咽下去：“什么事？”
“经济开发区第二批招商的项目评审，省发改委的人后天到，材料还差一截。另外喀尔县棉纺厂扩建的批文，卡在省里两个多月了，这回我得亲自去盯。”
杨母在旁边插了一嘴：“你们结婚才第二天，就急着跑？好歹在家多待两天。”
杨欣喝了一口醪糟，放下碗：“妈，那边的事等不了。”
杨安邦从书房出来，手里拎着那把紫砂壶，听了这话没吭声。
他走到餐桌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热水，目光从杨欣脸上扫到周扬脸上，没有发表意见。
他不需要发表意见。杨欣接了榆树市市长的担子，那摊事到底有多重，他比谁都清楚。
饭后一个小时，桑塔纳上了西宁到榆树的公路。
六月的高原，天蓝得不真实，日照把远处的山脊线烤出一层白晃晃的光。
公路两侧的草甸子刚刚返青，绿色从土黄色的底子里一点点洇出来，牛羊散在坡上，不紧不慢地啃着草根。
杨欣开车。周扬坐在副驾，膝盖上摊着那本硬抄笔记本，翻到空白页，把昨天晚上想到的几个关于产业园区的问题写了下来。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翻过日月山的时候，杨欣突然减了速。
“你去闽东，什么时候走？”
“假期结束。月底。”
杨欣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拇指在皮套上蹭了一下。
“离得远。”
两个字，说完就不说了。
方向盘打过一个弯，桑塔纳重新提速。
周扬把笔记本合上，偏过头看了她一眼。
侧脸的线条在高原的光线下干净利落，鼻梁上有一道极淡的晒斑，以前没有。
“我先过去把摊子铺开，等站稳了脚跟再说。”
杨欣没接这话。她盯着前面的路，嘴唇抿了抿，松开了。
到了榆树已经是下午。
市政府大院里的白杨树比西宁的高出一截，枝叶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
传达室的老李看见杨欣的车，赶紧推开铁栅栏门，弯着腰目送车开进去。
他的目光在副驾的周扬身上多停了两秒，嘴巴张了张，到底没问。
杨欣的办公室在三楼。
二十多平米的房间，一张老旧的实木办公桌，两排铁皮文件柜，角落里一个搪瓷脸盆架子上搁着毛巾和杯子。
墙上挂着一幅榆树市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用红蓝两色的笔标满了批注。
周扬在办公室的旧沙发上坐下来。
沙发弹簧塌了一半，坐上去往下陷了一大截。
杨欣翻开桌上堆着的文件，一份一份地过。
经济开发区的项目评审表、喀尔县棉纺厂扩建的可行性报告、几个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明细。
她看东西的速度极快，钢笔在纸页边缘写批注，笔锋锐利。
周扬拿过她看完的那一摞，从头翻。
这是他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触一个地级市的行政运转。
前世做企业家的时候，跟地方政府打交道打了二十多年，但他永远站在谈判桌的对面，看到的是审批窗口递出来的那张脸，而不是窗口背后那套庞杂的运转机制。
榆树市的底子薄。
下辖一市五县，常住人口不到八十万，大部分散布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牧区。
财政收入的大头靠中央转移支付，自有税收撑不起一个像样的工业园区。
杨欣和张华前两年搞的经济开发区，是从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专项资金，加上喀尔县棉纺厂那笔出口回款，勉强把骨架搭了起来。
但骨架搭起来之后的问题更多。
招商引资的项目怎么筛选，入驻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怎么补，每一个环节都牵扯着省里、市里、县里三级政府的利益博弈。
周扬把那份经济开发区的项目评审表翻了两遍，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单的流程图。
“你们的招商准入门槛太低了。”他开口。
杨欣抬起头。
“评审表上这六个拟入驻项目，有三个是低端加工类的，两个建材，一个塑料制品。这种企业利润薄，税收贡献低，而且污染风险高。高原上的生态环境脆弱，一旦出了环保事故，整个开发区的招牌就砸了。”
杨欣把笔搁下，靠在椅背上。
“我知道。但你也看到了，榆树这个条件，沿海的好企业谁愿意往这儿跑？能来的就是这些，有总比没有强。先把人气聚起来，把就业解决了，后面再慢慢调整结构。”
周扬没有反驳。她说的是实话。
在资源禀赋极度匮乏的西北内陆，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可能挑三拣四。
先有规模，再谈质量，这条路是绕不过去的。
但他把那三个低端加工项目的评审表单独抽出来，在备注栏里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建议增加环保押金制度，入驻企业缴纳生产总值百分之五作为环境风险保证金，退出时无环保违规方可退还。
杨欣探过身看了一眼，拿过去重新看了几秒。
“这个办法能用。我让发改局的人拟个实施细则。”
从那天开始，周扬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杨欣身边。
杨欣去开常务会，他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听。
杨欣下乡调研，他跟在车队后面。
杨欣在办公室见客商，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翻材料。
市政府里的人私下嘀咕，说新嫁过来的姑爷是铁路公安局的干部，不知道跑来榆树干什么，天天跟着市长转。
也有人猜是省委书记的安排，派女婿过来替女儿盯梢。
周扬不在意这些。
他在意的是杨欣处理每一件具体事务时的思路和手法。
六月中旬，省发改委的两个处长下来做棉纺厂扩建的现场评估。
杨欣在县政府的小会议室里跟他们谈了一整个下午。
对方的顾虑很明确——棉纺厂的产能扩张需要配套的棉花收购体系和物流基础设施，喀尔县目前的条件达不到。
杨欣没有急着辩驳。
她让秘书把去年棉纺厂的出口订单合同、回款流水、工人工资发放记录全部调出来，摊在桌上。
然后一条一条地过数据，从原料采购成本到成品出厂价，从运输损耗到终端客户的验收评级，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推敲。
两个处长看完材料，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拿起茶杯喝了口水。
“杨市长，数据确实不错。但省里的盘子就这么大，今年的专项资金额度已经批完了。你们这个扩建项目，最快也得排到明年第一季度。”
杨欣把文件收回来，码得整整齐齐。
“明年第一季度可以。但有一个条件，省里给我们一个书面的排期承诺函，盖发改委的章。我拿着这个函去跟银行谈过桥贷款，先把设备采购的定金付了。德国那边的纺纱机组产能排期紧，错过这一批，下一批要等半年。”
这一手，周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
杨欣不是在跟省里要钱，她是在用省里的信用背书去撬动银行的资金杠杆。
批文还没下来，但只要省发改委出了排期承诺函，银行就敢放过桥贷款。时间差被她算得死死的。
类似的场景在接下来半个月里反复上演。
周扬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他在樱花国的课堂上用了这个比喻形容自己读书的状态，现在他发现，学治理比学理论更费脑子。
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
每一个项目审批的背后都藏着利益链条的交织，每一个干部的态度里都包含着他对风险和收益的私人计算。
杨欣处理这些东西的方式跟他在西北用的那套完全不同。
他在大夏湾和喀尔县靠的是铁腕——八一杠顶着脑门，橡胶警棍抡下去，不服的打到服。
但杨欣用的是绵里藏针。
她从不跟人正面起冲突，谈判桌上永远留有余地，让对方觉得自己也占了便宜。
但退一步算，每一次妥协里她都埋了钉子，对方收了好处就得在关键时刻还回来。
这套东西，书本上学不到。
晚上回到杨欣在榆树的宿舍。
单位分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是公家配的，旧得掉漆。
厨房里的灶台上搁着一口铝锅，杨欣煮了两碗挂面，打了两个荷包蛋，切了半根黄瓜码在碗边。
两个人坐在客厅的小饭桌前吃面。
电视机没开，屋里安静得只剩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和窗外偶尔经过的摩托车排气声。
“你在闽东打算怎么干？”杨欣问。
周扬把碗里最后一口面汤喝完，放下筷子。
“先摸底。闽东的情况跟榆树不一样，沿海地区有侨资，有深水港，底子比西北好得多。但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地方上的利益格局比这里复杂。我不能一上来就动刀子，得先搞清楚谁是盟友，谁是对手。”
杨欣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往下问。
她站起来收碗。周扬伸手拦住，把碗筷端到厨房自己洗了。
水龙头的水凉得扎手，高原的七月，自来水管里出来的水还带着雪山融水的温度。
洗完碗回到客厅，杨欣坐在沙发上，手里翻着一份文件，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
周扬走过去，把文件从她手里抽出来。
“睡吧。”
杨欣看了他一眼，眼底的疲倦压都压不住。
她没有逞强，站起身往卧室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过头。
“月底你就走了。”
不是问句。
周扬站在客厅里，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
“嗯。”
杨欣转身进了卧室。
周扬在客厅的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
他翻开笔记本，把今天跟着杨欣开会时记下的几个关键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
然后合上本子，关了客厅的灯。
卧室里，杨欣已经躺下了，背朝着门。
周扬脱了外套挂在椅背上，轻手轻脚地上了床。
床板是木头的，翻身的时候吱呀响了一声。
黑暗里，杨欣的声音闷闷地传过来。
“周扬。”
“嗯。”
沉默了几秒。
“我想要个孩子。”
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了一下。
远处有狗叫声，一声接一声地传过来，又被夜风吹散了。
周扬伸出手，握住了她搁在被子外面的手指。
掌心干燥，指尖微凉。
“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