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第350章 自有人想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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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从西北边陲警察开始
九月十九日，下午一点。
蕉城区北郊，陈厝村。
七爷的旧宅子闭了三天门，院子里的空气都馊了。
四条恶犬趴在石榴树底下打盹，偶尔被巡逻的脚步声惊起来吠两嗓子，又缩回去。
消息是中午一点差十分送进来的。
送消息的人是七爷在蕉城区公安分局养的一条线，一个姓吴的治安内勤，平时负责抄写值班记录和接听群众来电。
这种人在局里跟空气差不多，但空气恰恰是最容易钻进每一个房间的。
吴内勤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程局长昨晚没了。”
七爷握着大哥大坐在太师椅上，好半天没出声。
堂屋里供桌上的蜡烛已经燃到了底座，蜡油凝在青瓷香炉的边沿上，结成一层黄白相间的硬壳。
妈祖画像在正上方挂着，彩绘的脸慈眉善目，看着底下这间越来越闷的屋子。
程林死了。
死在自己家门口。徒手。脖子断的。
七爷把大哥大搁到条案上，手撑着扶手站起来。
他的膝盖这两年不太好，被海风吹得多了，骨头缝里灌了湿气。
站起来的时候左腿打了个晃，他扶住旁边的檀木条案才稳住。
从堂屋走到后院天井的这段路，他走了大概三十步。
天井的青砖地面被昨夜的露水打湿了，踩上去有一点滑。
后院的角落里，两个光膀子的年轻人蹲在地上抽旱烟。
看见七爷出来，慌慌张张地掐了烟头站起来。
七爷没搭理他们。
他站在天井中央，抬头看了一眼那块被高墙和老榕树裁出来的天空。
很窄，灰蒙蒙的。
先是詹穆阳四个人蒸发。
现在程林也死了。
程林是秦铭的人不假，但同时也是挡在他和周扬之间的一堵墙。
墙塌了，后面站着的人就直接暴露在了枪口底下。
七爷的后槽牙咬紧了。
牙龈里渗出铁锈一样的味道。
傍晚五点，大哥大又响了。
来电没有号码显示。
七爷接起来的时候，里头的声音很年轻，不是秦铭，是秦铭身边那个姓许的秘书。
许秘书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像在念文件。
“七爷，书记让我跟您说几件事。”
七爷把堂屋的门从里头插上了。
“您说。”
“第一件。省厅的痕检专家后天到闽东。到之前，市局那边会有一个初步的侦查方向出来。书记的意思是——方向不能空着。”
七爷的手指摸上了太师椅扶手的虎头雕刻。
“什么叫不能空着？”
“空着就是没有嫌疑人。没有嫌疑人，省厅的人来了会自己找。他们往哪个方向找，就不是闽东能控制的了。”
许秘书停了两拍，后面那段话每个字之间拉开了一点距离。
“书记说，您手下的人这么多年在蕉城和霞浦做过不少事。有些人身上背着旧账。如果这些旧账恰好能跟程局长扯上点关系——比方说，以前被程局长办过案子、扣过人、罚过钱——那么这些人产生报复心理，就很合理。”
七爷的指甲抠进了虎头的木纹缝隙里，漆皮崩掉一小片。
“你让我交人出去？”
“不是我让。是书记建议。”
许秘书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录音带在匀速播放：“两个就够。有分量的，经得起查的。身上最好背过命案，这样动机和履历都说得通。省厅的人下来，拿到嫌疑人，走完程序就好收场。”
“拖久了对谁都没好处。书记原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
七爷张了两下嘴，喉咙里堵着一口气，上不去也下不来。
交人。
交两个背过命案的人出去顶缸。
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养的狗砍两条喂给上面，让案子有个交代，让省厅的人来了之后有肉吃，吃饱了好走人。
“七爷？”许秘书在电话那头催了一声。
“我知道了。”
七爷把大哥大合上，搁在条案上。
他在堂屋里来回走了六个来回。
第七个来回走到一半，停在了妈祖画像前头。
画像下面的暗格里，霰弹枪还搁着，枪管的金属壳在蜡烛残光里泛出一层暗哑的冷光。
交谁？
七爷偏了一下头，右手五指掰开又攥紧，反复了三回。
阿贵。
林大头。
这两个名字在他脑子里翻了上来。
阿贵是台州人，九零年跟船过来的，在霞浦港干了六年装卸。
九六年年初帮七爷在福鼎收茶的时候，跟对头茶商的马仔起了冲突，酒后失手捅死了一个。
尸体沉在赤岸港外海的泥沙底下，到现在也没人报案。
林大头是本地蕉城人，早年跑过越南线的走私，胆子大但脑子不够用。
九三年在蕉城区的一个地下赌档里，和一个欠他钱的赌棍打斗，对方摔下楼梯当场断气。
七爷花了十万块把这事按住了。
两个人都有命案在身，都是七爷的老手下，也都对七爷死心塌地。
把他们推出去，说是因为之前被程林办过，怀恨在心，半夜跟踪伏击——勉强能圆。
程林在市局三年多，扫过几次赌摊，林大头确实被治安拘留过一回。
阿贵那边扯得远一点，但只要口供做得像，证据链补得上，省厅的人不深挖，也能过。
七爷在太师椅上坐了很久。
直到窗外的天彻底黑透了。
他叫来那个剃板寸的年轻人，让他去把阿贵和林大头喊到后院。
“就说我请他们喝酒，别让旁人听见。”
板寸头走了。七爷从供桌底下的暗格里摸出一瓶五粮液和三只小瓷杯，摆在天井的石桌上。
酒是好酒。
人是要被送出去的人。
七爷给三个杯子都倒满了。
他端起自己那一杯，没喝，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酒精的辛辣味冲进鼻腔，混着院子里石榴树叶子被露水浸透后的青涩气。
他在等。
等那两个人走进后院，等他们端起酒杯的时候，自己应该用什么表情、什么语气告诉他们——你们的命，我替你们做主了。
夜虫在围墙根底下叫。四条恶犬在前院打盹，呼吸声粗沉。
七爷握着那只瓷杯，手心里全是汗。
……
同一天。
九月十九日，晚上七点四十分。
福安县人民医院，四楼，肾内科住院部。
黄伟推开四一二病房的门，里头的灯没亮，只有窗外街灯的光透过薄棉窗帘漏进来，把地面照出一片混沌的灰白。
刘桂兰醒了。
她靠在垫高了一层的枕头上，侧着身子，手里拿着一盒药在看。
进口促红细胞生成素注射液，包装盒上印着整版的英文说明和一小行日文。
这东西在闽东买不到。黄伟这辈子见过一次。
三年前他陪老婆去省立医院复查，肾内科主任开了处方，他看了一眼价格就没再问第二句。
刘桂兰听见开门声，把药盒放下了。
“回来了？”
“嗯。”
黄伟在门口站了几秒。
他没有开灯，直接走到床边的折叠椅上坐下。
折叠椅的铰链松了，坐上去吱嘎一声，整个椅面往左歪了一寸。
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
两盒进口注射液旁边，压着那个信封。
信封已经被拆开了，里面的钱被刘桂兰抽出来数过又放回去了。
封口没有重新粘好，露出几张百元钞票的边角。
“谁送来的？”黄伟问。
“一个年轻姑娘，穿灰色外套，戴眼镜。我醒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东西搁在柜子上。”
刘桂兰的声音很轻，常年透析把她的中气抽空了，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
黄伟没接话。
他弯下腰，从床底拽出一个旧帆布袋。
袋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里头装着换洗的内衣和两条干毛巾。
他把袋子翻过来，扒拉到最底下，摸出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
藏蓝色的警服上衣。
肩章上的警衔标志已经褪了色，领口的扣子有一颗是后来缝上去的，线的颜色比原来深半号。
黄伟把警服抖开，抻了抻前襟的褶子。
“你要出门？”刘桂兰问。
“嗯。有点事。”
刘桂兰盯着那件警服看了两秒。
她嫁给黄伟十九年，跟着他从省警校宿舍搬到市局家属院，又从市局搬到福安县。
十九年里她见过黄伟穿警服的无数种样子，意气风发的，灰头土脸的，血上加泥的。
但她没见过黄伟用这种动作抖开一件警服。
很慢。每一下都带着力气，把折痕一道一道地撑平。
黄伟站起来，把外面那件拉链坏掉的蓝色夹克脱掉，露出里头一件起了球的白背心。
他把警服套上去，一颗一颗地系扣子。
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领口有点紧，他的喉结卡在面料里头，吞咽的时候会磨到。
他走到门背后挂着的那面碎了一个角的穿衣镜前。
镜子里的人四十三岁，看着像五十。
眼袋往下坠，法令纹能夹根牙签。
头发从前额退了一大片，露出的头皮上有几块褐色的老人斑。
但警服穿在身上，背就直了。
那根脊柱压了八年，弯了、软了、让人踩过无数回。
今天它重新挺起来的时候，骨节之间发出极细的咔嗒声。
黄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十秒。
他转身，弯下腰在刘桂兰额头上碰了一下。
嘴唇是干的，碰到皮肤的时候粗糙得像砂纸。
“等我回来。”
刘桂兰张了张嘴，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
门关上了。
走廊里声控灯亮起来，也坏了一个，只剩远处那盏还撑着。
黄伟走过去的时候，那盏灯照了他一个完整的背影：洗到发白的警服，膝盖起毛球的裤子，鞋头开裂的皮鞋。
楼梯间里回荡着鞋跟碰击水泥台阶的声音。
一层一层往下，越走越快。
蕉城区北郊，陈厝村。
七爷的旧宅子闭了三天门，院子里的空气都馊了。
四条恶犬趴在石榴树底下打盹，偶尔被巡逻的脚步声惊起来吠两嗓子，又缩回去。
消息是中午一点差十分送进来的。
送消息的人是七爷在蕉城区公安分局养的一条线，一个姓吴的治安内勤，平时负责抄写值班记录和接听群众来电。
这种人在局里跟空气差不多，但空气恰恰是最容易钻进每一个房间的。
吴内勤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程局长昨晚没了。”
七爷握着大哥大坐在太师椅上，好半天没出声。
堂屋里供桌上的蜡烛已经燃到了底座，蜡油凝在青瓷香炉的边沿上，结成一层黄白相间的硬壳。
妈祖画像在正上方挂着，彩绘的脸慈眉善目，看着底下这间越来越闷的屋子。
程林死了。
死在自己家门口。徒手。脖子断的。
七爷把大哥大搁到条案上，手撑着扶手站起来。
他的膝盖这两年不太好，被海风吹得多了，骨头缝里灌了湿气。
站起来的时候左腿打了个晃，他扶住旁边的檀木条案才稳住。
从堂屋走到后院天井的这段路，他走了大概三十步。
天井的青砖地面被昨夜的露水打湿了，踩上去有一点滑。
后院的角落里，两个光膀子的年轻人蹲在地上抽旱烟。
看见七爷出来，慌慌张张地掐了烟头站起来。
七爷没搭理他们。
他站在天井中央，抬头看了一眼那块被高墙和老榕树裁出来的天空。
很窄，灰蒙蒙的。
先是詹穆阳四个人蒸发。
现在程林也死了。
程林是秦铭的人不假，但同时也是挡在他和周扬之间的一堵墙。
墙塌了，后面站着的人就直接暴露在了枪口底下。
七爷的后槽牙咬紧了。
牙龈里渗出铁锈一样的味道。
傍晚五点，大哥大又响了。
来电没有号码显示。
七爷接起来的时候，里头的声音很年轻，不是秦铭，是秦铭身边那个姓许的秘书。
许秘书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像在念文件。
“七爷，书记让我跟您说几件事。”
七爷把堂屋的门从里头插上了。
“您说。”
“第一件。省厅的痕检专家后天到闽东。到之前，市局那边会有一个初步的侦查方向出来。书记的意思是——方向不能空着。”
七爷的手指摸上了太师椅扶手的虎头雕刻。
“什么叫不能空着？”
“空着就是没有嫌疑人。没有嫌疑人，省厅的人来了会自己找。他们往哪个方向找，就不是闽东能控制的了。”
许秘书停了两拍，后面那段话每个字之间拉开了一点距离。
“书记说，您手下的人这么多年在蕉城和霞浦做过不少事。有些人身上背着旧账。如果这些旧账恰好能跟程局长扯上点关系——比方说，以前被程局长办过案子、扣过人、罚过钱——那么这些人产生报复心理，就很合理。”
七爷的指甲抠进了虎头的木纹缝隙里，漆皮崩掉一小片。
“你让我交人出去？”
“不是我让。是书记建议。”
许秘书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录音带在匀速播放：“两个就够。有分量的，经得起查的。身上最好背过命案，这样动机和履历都说得通。省厅的人下来，拿到嫌疑人，走完程序就好收场。”
“拖久了对谁都没好处。书记原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
七爷张了两下嘴，喉咙里堵着一口气，上不去也下不来。
交人。
交两个背过命案的人出去顶缸。
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养的狗砍两条喂给上面，让案子有个交代，让省厅的人来了之后有肉吃，吃饱了好走人。
“七爷？”许秘书在电话那头催了一声。
“我知道了。”
七爷把大哥大合上，搁在条案上。
他在堂屋里来回走了六个来回。
第七个来回走到一半，停在了妈祖画像前头。
画像下面的暗格里，霰弹枪还搁着，枪管的金属壳在蜡烛残光里泛出一层暗哑的冷光。
交谁？
七爷偏了一下头，右手五指掰开又攥紧，反复了三回。
阿贵。
林大头。
这两个名字在他脑子里翻了上来。
阿贵是台州人，九零年跟船过来的，在霞浦港干了六年装卸。
九六年年初帮七爷在福鼎收茶的时候，跟对头茶商的马仔起了冲突，酒后失手捅死了一个。
尸体沉在赤岸港外海的泥沙底下，到现在也没人报案。
林大头是本地蕉城人，早年跑过越南线的走私，胆子大但脑子不够用。
九三年在蕉城区的一个地下赌档里，和一个欠他钱的赌棍打斗，对方摔下楼梯当场断气。
七爷花了十万块把这事按住了。
两个人都有命案在身，都是七爷的老手下，也都对七爷死心塌地。
把他们推出去，说是因为之前被程林办过，怀恨在心，半夜跟踪伏击——勉强能圆。
程林在市局三年多，扫过几次赌摊，林大头确实被治安拘留过一回。
阿贵那边扯得远一点，但只要口供做得像，证据链补得上，省厅的人不深挖，也能过。
七爷在太师椅上坐了很久。
直到窗外的天彻底黑透了。
他叫来那个剃板寸的年轻人，让他去把阿贵和林大头喊到后院。
“就说我请他们喝酒，别让旁人听见。”
板寸头走了。七爷从供桌底下的暗格里摸出一瓶五粮液和三只小瓷杯，摆在天井的石桌上。
酒是好酒。
人是要被送出去的人。
七爷给三个杯子都倒满了。
他端起自己那一杯，没喝，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酒精的辛辣味冲进鼻腔，混着院子里石榴树叶子被露水浸透后的青涩气。
他在等。
等那两个人走进后院，等他们端起酒杯的时候，自己应该用什么表情、什么语气告诉他们——你们的命，我替你们做主了。
夜虫在围墙根底下叫。四条恶犬在前院打盹，呼吸声粗沉。
七爷握着那只瓷杯，手心里全是汗。
……
同一天。
九月十九日，晚上七点四十分。
福安县人民医院，四楼，肾内科住院部。
黄伟推开四一二病房的门，里头的灯没亮，只有窗外街灯的光透过薄棉窗帘漏进来，把地面照出一片混沌的灰白。
刘桂兰醒了。
她靠在垫高了一层的枕头上，侧着身子，手里拿着一盒药在看。
进口促红细胞生成素注射液，包装盒上印着整版的英文说明和一小行日文。
这东西在闽东买不到。黄伟这辈子见过一次。
三年前他陪老婆去省立医院复查，肾内科主任开了处方，他看了一眼价格就没再问第二句。
刘桂兰听见开门声，把药盒放下了。
“回来了？”
“嗯。”
黄伟在门口站了几秒。
他没有开灯，直接走到床边的折叠椅上坐下。
折叠椅的铰链松了，坐上去吱嘎一声，整个椅面往左歪了一寸。
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
两盒进口注射液旁边，压着那个信封。
信封已经被拆开了，里面的钱被刘桂兰抽出来数过又放回去了。
封口没有重新粘好，露出几张百元钞票的边角。
“谁送来的？”黄伟问。
“一个年轻姑娘，穿灰色外套，戴眼镜。我醒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东西搁在柜子上。”
刘桂兰的声音很轻，常年透析把她的中气抽空了，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
黄伟没接话。
他弯下腰，从床底拽出一个旧帆布袋。
袋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里头装着换洗的内衣和两条干毛巾。
他把袋子翻过来，扒拉到最底下，摸出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
藏蓝色的警服上衣。
肩章上的警衔标志已经褪了色，领口的扣子有一颗是后来缝上去的，线的颜色比原来深半号。
黄伟把警服抖开，抻了抻前襟的褶子。
“你要出门？”刘桂兰问。
“嗯。有点事。”
刘桂兰盯着那件警服看了两秒。
她嫁给黄伟十九年，跟着他从省警校宿舍搬到市局家属院，又从市局搬到福安县。
十九年里她见过黄伟穿警服的无数种样子，意气风发的，灰头土脸的，血上加泥的。
但她没见过黄伟用这种动作抖开一件警服。
很慢。每一下都带着力气，把折痕一道一道地撑平。
黄伟站起来，把外面那件拉链坏掉的蓝色夹克脱掉，露出里头一件起了球的白背心。
他把警服套上去，一颗一颗地系扣子。
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领口有点紧，他的喉结卡在面料里头，吞咽的时候会磨到。
他走到门背后挂着的那面碎了一个角的穿衣镜前。
镜子里的人四十三岁，看着像五十。
眼袋往下坠，法令纹能夹根牙签。
头发从前额退了一大片，露出的头皮上有几块褐色的老人斑。
但警服穿在身上，背就直了。
那根脊柱压了八年，弯了、软了、让人踩过无数回。
今天它重新挺起来的时候，骨节之间发出极细的咔嗒声。
黄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十秒。
他转身，弯下腰在刘桂兰额头上碰了一下。
嘴唇是干的，碰到皮肤的时候粗糙得像砂纸。
“等我回来。”
刘桂兰张了张嘴，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
门关上了。
走廊里声控灯亮起来，也坏了一个，只剩远处那盏还撑着。
黄伟走过去的时候，那盏灯照了他一个完整的背影：洗到发白的警服，膝盖起毛球的裤子，鞋头开裂的皮鞋。
楼梯间里回荡着鞋跟碰击水泥台阶的声音。
一层一层往下，越走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