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92章 经济司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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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仲春从特高课出来的消息，在76号内部传得很快。郑耀先走进大楼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人在交头接耳了。行动处那几个穿黑衣服的特工站在茶水间的门口，手里端着茶杯，看到他走过来，声音立刻压低了，眼神却还在彼此之间来回传递。郑耀先没有看他们，径直上楼。他的皮鞋踩在楼梯上，声音均匀，不急不慢。身后那些窃窃私语像水面的涟漪一样，在他走过去之后又重新聚拢，比之前更密。
回到办公室，他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还有昨天那堆灰烬，灰白色的，和新的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片是哪一张纸条烧剩下的。他把烟灰缸推到桌角，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山本一郎那一页。折角还在，折痕很深，纸纤维被折得发白，快要断了。他看了几秒钟，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上锁。锁与不锁，在这间办公室里没有区别。李士群有钥匙，汪曼春也有。76号的每一间办公室，主任级别以上的人手里都有备用钥匙。这是规矩。规矩从来不是为了防君子，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
电话响了。他接起来。
“郑副主任，李主任请您十点钟去会议室。经济司那边来人，商量物资押运的事。”还是李士群秘书的声音。
经济司。郑耀先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经济司来人。来的人会是谁？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顾问，但这种跨部门的协调会，不一定是他亲自来。可能是明诚，也可能是经济司的某个科长。不管是谁，76号和特高课之间的摩擦已经影响到了物资调配的效率，经济司坐不住了。李士群昨天在办公室里提到过这件事——物资押运的人手被特高课抽走了，经济司的货在码头上积压。今天经济司就来人了，说明李士群的动作很快，或者说，经济司那边的动作很快。
郑耀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九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马路对面，盯梢的人换了位置。穿灰色长衫的人不在了，穿黑色短褂的人也不在了，换成了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担子两头挂着各种小商品——针线、纽扣、松紧带、鞋垫、梳子、镜子。货郎蹲在路边，把担子放在地上，从担子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放下，拿起一把梳子梳了梳头。动作很自然，自然得像一个真的货郎。但郑耀先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货郎的鞋是新的，鞋底没有磨损，鞋面上连灰都没沾多少。一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货郎，鞋子不可能这么新。第二，货郎放下担子的时候，担子落地很轻。一个装满小商品的担子，少说也有四五十斤，落地的时候应该有沉闷的响声。货郎的担子落地几乎没有声音，说明担子是空的，或者里面根本没装多少东西。
郑耀先放下窗帘，转身走到桌前，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是隔夜的，凉了，有一股铁锈味。他把杯子放下，没有续水。十点钟的会，不会开太久，他不需要喝水。
九点五十五分，他走出办公室，下楼。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行动处的人该出外勤的出外勤，该盯梢的盯梢，剩下的几个坐在办公区里喝茶看报纸。马组长不在，桌上的搪瓷茶缸还在，茶缸盖子上的半块烧饼不见了，换成了一张报纸，报纸上压着一支钢笔。郑耀先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报纸的头版标题是《和平军剿共大捷，毙匪千余》。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
会议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和行动处隔着半条走廊。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李士群坐在长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杯冒着热气。他的左边坐着刘翻译，右边坐着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四十出头，脸很瘦，颧骨很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往后拢着，抹了发油，在灯光下亮亮的。郑耀先认出了这个人。经济司的副司长，姓周，叫什么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周佛海的人，在经济司管物资调配，手里握着上海滩最肥的差事。周佛海的人，李士群的人，这两拨人在汪伪政府里明争暗斗，谁也不服谁。今天这个会，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物资押运的问题，骨子里是李士群和周佛海在掰手腕。经济司的货在码头上积压，损失的是周佛海的利益。李士群手里握着76号的人手调配权，他可以帮经济司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会白帮。
郑耀先进去的时候，李士群抬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郑耀先在李士群右手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对面就是那个姓周的副司长。姓周的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郑耀先没有从他眼睛里看到任何东西。这种人，眼睛是不会出卖他的。
“周副司长，人齐了。你说吧。”李士群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
姓周的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文件是手写的，字迹工整，密密麻麻写了三页纸。他推了推眼镜，用不高不低的语调开始说话。
“李主任，郑副主任，情况是这样的。上个月，经济司从苏北调了一批粮食，从皖南调了一批桐油和生丝，都积压在十六铺码头上，等着运到虹口的仓库里去。这批物资是军需物资，驻军司令部催得很急。松本司令上个星期在经济司的会议上专门问过这件事，问为什么物资到了码头半个月还没入库。司里的答复是，76号负责押运的人手不够，物资在码头上等着，没人护送，不敢走。”
他停了一下，看了李士群一眼，又看了郑耀先一眼。“松本司令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他说，物资调配是经济司的事，押运护送是76号的事，两家各管一摊，但物资积压在码头上，耽误的是皇军的军需供应，这个责任谁来负？”
李士群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看着姓周的，眼神很平。“周副司长，76号押运的人手不够，不是76号不愿意派人，是特高课把行动处的人抽走了。梁处长被特高课关了几天，行动处的人被叫去问话的就有十几个。这些人现在虽然回来了，但状态不好，需要时间调整。你回去跟松本司令说，76号不是不配合，是特高课不配合。”
姓周的推了推眼镜，没有接话。他不是来听李士群抱怨特高课的，他是来要人的。周佛海在松本太郎面前拍了胸脯，说这批物资一定按时送到虹口仓库。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月，物资还在码头上堆着，松本太郎的脸色已经不好看了。周佛海急了，让他来找李士群要人。但李士群不会白给。李士群要的是周佛海在松本太郎面前替他说话——关于特高课干涉76号内务的事。这是交易。
郑耀先坐在旁边，没有说话。他听懂了李士群的意思，也听懂了姓周的沉默。沉默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谁先开口，谁就输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约十秒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茶杯里的热气慢慢升起来，在灯光下变成一缕细细的白烟，升到天花板附近就散了。
姓周的先开了口。不是因为他沉不住气，是因为他耗不起。周佛海等不了，松本太郎也等不了。“李主任，需要多少人？”
李士群伸出三根手指。“三十个。行动处现在能抽调出来的人，满打满算，三十个。这三十个人要负责从十六铺码头到虹口仓库整条线路的安全。单程十五公里，来回就是三十公里。沿途经过四个区，每个区都有治安隐患。皇协军的人靠不住，警察局的人更靠不住。只有76号的人能办这件事。”
姓周的眉头皱了一下。三十个人。他大概估计过这个数字，但李士群说出来的还是比他预想的多了一点。他拿起桌上的文件，翻了翻，又放下。“李主任，三十个人太多了。经济司的预算里没有这一项。每个人的人工、伙食、车辆、武器损耗，这些都要算钱。你报三十个人，我回去不好交代。”
李士群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往上抬了抬，眼睛没有跟着笑。“周副司长，三十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物资出了事，松本司令问起来，我可以说76号尽力了，经济司只给了这么多预算，所以我们只能派这么多人。你回去也好交代——预算不够，所以物资被抢了，这个理由松本司令接受不接受，我就不知道了。”
姓周的手指在文件上敲了两下。他知道李士群在敲竹杠。三十个人，经济司当然出得起这笔钱，但周佛海要的不是省钱，是要在松本太郎面前显得自己办事得力。如果因为预算的事跟76号扯皮，耽误了时间，松本太郎问起来，周佛海脸上不好看。他权衡了几秒钟，点了点头。
“三十个人。但有个条件——押运的负责人必须是梁仲春。他在行动处干了这么多年，路线熟，经验足，出了事能顶得住。换别人，我不放心。”
郑耀先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动了一下。姓周的提出让梁仲春负责押运，这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是周佛海的意思。周佛海要用梁仲春，不是因为梁仲春能力强，是因为梁仲春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梁仲春是李士群的人，让梁仲春负责押运，就等于把李士群绑在了这批物资的安全上。物资出了事，梁仲春跑不掉，李士群也跑不掉。周佛海这一手很高明。
李士群显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看着姓周的，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梁仲春刚从特高课出来，身体还没恢复。让他负责押运，不合适。”
姓周的推了推眼镜，没有让步。“李主任，梁仲春不合适，那谁合适？行动处还有谁能担这个责任？马组长？他连码头都没去过几次。童虎？他还在养伤。你总不能让我把物资交给一个组长级别的带着三十个人去押运吧？松本司令问起来，我说负责人是行动处的一个组长，他会怎么想？”
李士群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姓周的说的有道理。松本太郎不会在乎76号内部的人事安排，但他在乎谁对这批物资负责。梁仲春是行动处处长，级别够，资历够，在松本太郎那里说得上话。换一个人，松本太郎可能连名字都记不住。记不住名字，就意味着记不住责任。记不住责任，就意味着出了问题不知道该找谁。这是松本太郎不能接受的。
李士群转过头，看着郑耀先。“郑副主任，你的意见呢？”
郑耀先知道李士群为什么问他。李士群需要一个人来替他说出那个他已经决定了的答案。如果郑耀先说出“梁仲春可以”，那么将来出了事，李士群可以把责任推到郑耀先身上——是郑副主任建议的。如果郑耀先说出“梁仲春不可以”，那么李士群就可以顺着他的话拒绝姓周的要求，然后在接下来的谈判里争取更好的条件。李士群把球踢给了他，要看他是往前踢还是往后踢。
郑耀先看着李士群，又看了看姓周的。他想了大约两秒钟，开口了。
“梁仲春的身体状况，需要医生评估。如果他恢复得好，能胜任，我不反对。如果恢复得不好，硬让他上，出了事，对经济司和76号都不好。周副司长，你看这样行不行——让梁仲春先休息三天，三天之后，让医生检查一下。医生说行，他就上。医生说不行，我们再商量别的人选。”
姓周的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这个方案给了他一个台阶，也给了李士群一个缓冲。三天时间，足够梁仲春恢复，也足够李士群和周佛海在背后把条件谈妥。郑耀先提的这个方案，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余地。
李士群看了郑耀先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是一种重新估价的审视。他大概没想到郑耀先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不表态，不站队，用医生的评估把皮球踢给了第三方。这个答案聪明，但不露聪明，像一把刀藏在棉花里。
“那就这么定了。”李士群站起来，和姓周的握了握手。姓周的收起文件，放进公文包，站起来，朝郑耀先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会议室。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咔，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会议室里只剩下李士群、刘翻译和郑耀先。刘翻译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坐在李士群左边，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他的笔迹很小，很密，像蚂蚁爬在纸上。李士群回到座位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
“郑副主任，梁仲春的事，你去办。三天之后，不管医生怎么说，他都要上。周佛海那边已经定了，松本太郎也点了头，这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
郑耀先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要走，李士群叫住了他。
“等一下。明楼那边，你接触过没有？”
郑耀先转过身，看着李士群。明楼。李士群又提到了明楼。昨天在办公室里，李士群让他去找明楼，让明楼在松本太郎面前说一些话。他当时说“这件事我再想想”，李士群没有勉强。但今天李士群又问了一遍，说明他对这件事很在意。不是在意明楼，是在意松本太郎的态度。李士群需要一个在松本太郎面前说得上话的人替他传递一些信息。明楼是最合适的人选。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顾问，每个月都要向松本太郎汇报工作，在松本太郎面前有分量，而且明楼不属于76号，也不属于特高课，是一个相对中立的角色。让明楼去说那些话，比李士群自己去说效果好得多。
“还没有。”郑耀先说。
李士群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尽快。山本一郎那边不会等太久。他在查‘壁虎’，这件事你听说了吧？”
郑耀先的心跳了一下。壁虎。山本一郎今天早上在办公室里提到了壁虎，现在李士群也提到了壁虎。这说明壁虎的存在已经不是特高课的秘密了，连76号都知道了。知道的人越多，壁虎就越危险。一个潜伏者的存在被太多人知道，就意味着太多人在找这个人，找的力度越大，暴露的风险就越大。
“听说了。山本一郎今天早上跟我提过。”郑耀先说。
李士群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他跟你提这个干什么？”
“试探。他想看我的反应。”
李士群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窗外。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脸分成了明暗两半。他看了一会儿，把窗帘合上，转过身。
“壁虎的事，你不要掺和。山本一郎查壁虎，是他自己的事。76号不参与。你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郑耀先看着李士群。李士群说“76号不参与”，但李士群自己却在打听壁虎的事。他说“你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告诉郑耀先壁虎的存在。这两句话加在一起，只说明一件事——李士群想知道壁虎是谁，但他不想让山本一郎知道他在查。他要用郑耀先去查。但他不会明说，他只会给郑耀先一些碎片，让郑耀先自己去拼。拼出来了，是李士群的功劳。拼不出来，是郑耀先无能。
郑耀先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来，把烟灰缸从桌角拿回来，放在面前。里面那堆灰烬还在，灰白色的，轻轻一吹就会散。他没有吹，就那么看着。
壁虎。山本一郎在查壁虎，李士群也在查壁虎。两拨人在查同一个人，但目的不同。山本一郎查壁虎，是为了清除潜伏在汪伪政府内部的中共情报员。李士群查壁虎，是为了在松本太郎面前邀功——如果他先于特高课查出了壁虎，松本太郎就会觉得76号比特高课有用。李士群在松本太郎面前就有了更多的筹码。但壁虎是谁，郑耀先不知道。陆汉卿没有告诉他，他也没有问。地下工作的纪律是单线联系，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但安全是相对的。山本一郎和李士群都在查壁虎，查得越深，翻出来的东西就越多。翻出来的东西越多，他暴露的风险就越大。因为壁虎的某一条情报线，可能和他郑耀先传递情报的某一条线是重合的。两条线一旦重合，山本一郎就会顺着壁虎的线摸到他的线。到那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了。
他需要见陆汉卿。不是为了问壁虎是谁，是为了让陆汉卿转告壁虎——有人在查你，小心。这是他的责任。壁虎不知道有人在查他，他知道了，他就要想办法把消息传过去。但怎么传？他不能直接去找壁虎，他不知道壁虎是谁。他只能通过陆汉卿。但陆汉卿也不是随时都能见面的。他们有自己的接头方式，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暗号。时间没到，不能提前接头。提前接头会打乱所有的节奏，增加暴露的风险。但风险是相对的。不提前接头，壁虎可能在山本一郎收网之前毫不知情。提前接头，他和陆汉卿都可能暴露。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眼皮后面是一片黑暗，黑暗里有光斑在跳动，那是视网膜上残留的光影。他在那片黑暗里想了一会儿，睁开眼，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宋，是我。今天下午三点，老地方，送一箱烟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钟，然后说：“知道了。”
郑耀先放下电话。老宋是他的交通员，负责在76号和码头之间传递物资和信息。老宋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76号的副主任，手里有批条，可以调拨仓库里的物资。老宋也不会问。码头上的人，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这是规矩。但今天郑耀先要见的不是老宋，是陆汉卿。老宋只是一个中间人，他会在下午三点把一箱烟送到码头旁边的一间仓库里，然后在仓库的门口放一把扫帚。扫帚竖起来，表示安全。扫帚倒下去，表示有人盯着。郑耀先看到扫帚竖起来，就进去。看到扫帚倒下去，就走。这是他们用了很久的暗号，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外面有山本一郎的人盯着。他出去的时候，那三个人会跟着他。他到码头，他们会跟到码头。他进仓库，他们会跟到仓库门口。他见陆汉卿，他们会在外面等着。他不能把山本一郎的人带到陆汉卿面前。所以他必须先甩掉他们。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货郎还在，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照。街角的沪b-6843还在，车窗关着。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路线。从76号到码头，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大路，沿着黄浦江走，车多，人多，容易跟丢，但也容易暴露。一条是小路，穿过老城区的巷子，巷子窄，只能走一个人，车进不去，但盯梢的人可以步行跟进去。第三条路是水路，从76号后面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条摆渡船，可以坐到对岸，对岸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到码头后面的仓库区。这条水路最快，也最隐蔽，但前提是他要先摆脱盯梢的人，才能上船。如果盯梢的人跟着他上了船，他在船上就是瓮中之鳖。
他选第二条路。走小路，进巷子，在巷子里甩掉他们。巷子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每一条巷子都走过，每一个拐角都记得，每一堵墙有多高，每一个院子的后门通向哪里，他都清楚。盯梢的人不可能比他更熟。他要在巷子里跟他们玩一场捉迷藏。赢了，他去见陆汉卿。输了，他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郑耀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二点四十分。距离下午三点还有两个多小时。他还有时间吃一口饭，但他不饿。他站起来，拿起外套，走出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他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还有昨天那堆灰烬，灰白色的，和新的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片是哪一张纸条烧剩下的。他把烟灰缸推到桌角，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山本一郎那一页。折角还在，折痕很深，纸纤维被折得发白，快要断了。他看了几秒钟，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上锁。锁与不锁，在这间办公室里没有区别。李士群有钥匙，汪曼春也有。76号的每一间办公室，主任级别以上的人手里都有备用钥匙。这是规矩。规矩从来不是为了防君子，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
电话响了。他接起来。
“郑副主任，李主任请您十点钟去会议室。经济司那边来人，商量物资押运的事。”还是李士群秘书的声音。
经济司。郑耀先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经济司来人。来的人会是谁？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顾问，但这种跨部门的协调会，不一定是他亲自来。可能是明诚，也可能是经济司的某个科长。不管是谁，76号和特高课之间的摩擦已经影响到了物资调配的效率，经济司坐不住了。李士群昨天在办公室里提到过这件事——物资押运的人手被特高课抽走了，经济司的货在码头上积压。今天经济司就来人了，说明李士群的动作很快，或者说，经济司那边的动作很快。
郑耀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九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马路对面，盯梢的人换了位置。穿灰色长衫的人不在了，穿黑色短褂的人也不在了，换成了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担子两头挂着各种小商品——针线、纽扣、松紧带、鞋垫、梳子、镜子。货郎蹲在路边，把担子放在地上，从担子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放下，拿起一把梳子梳了梳头。动作很自然，自然得像一个真的货郎。但郑耀先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货郎的鞋是新的，鞋底没有磨损，鞋面上连灰都没沾多少。一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货郎，鞋子不可能这么新。第二，货郎放下担子的时候，担子落地很轻。一个装满小商品的担子，少说也有四五十斤，落地的时候应该有沉闷的响声。货郎的担子落地几乎没有声音，说明担子是空的，或者里面根本没装多少东西。
郑耀先放下窗帘，转身走到桌前，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是隔夜的，凉了，有一股铁锈味。他把杯子放下，没有续水。十点钟的会，不会开太久，他不需要喝水。
九点五十五分，他走出办公室，下楼。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行动处的人该出外勤的出外勤，该盯梢的盯梢，剩下的几个坐在办公区里喝茶看报纸。马组长不在，桌上的搪瓷茶缸还在，茶缸盖子上的半块烧饼不见了，换成了一张报纸，报纸上压着一支钢笔。郑耀先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报纸的头版标题是《和平军剿共大捷，毙匪千余》。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
会议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和行动处隔着半条走廊。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李士群坐在长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杯冒着热气。他的左边坐着刘翻译，右边坐着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四十出头，脸很瘦，颧骨很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往后拢着，抹了发油，在灯光下亮亮的。郑耀先认出了这个人。经济司的副司长，姓周，叫什么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周佛海的人，在经济司管物资调配，手里握着上海滩最肥的差事。周佛海的人，李士群的人，这两拨人在汪伪政府里明争暗斗，谁也不服谁。今天这个会，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物资押运的问题，骨子里是李士群和周佛海在掰手腕。经济司的货在码头上积压，损失的是周佛海的利益。李士群手里握着76号的人手调配权，他可以帮经济司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会白帮。
郑耀先进去的时候，李士群抬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郑耀先在李士群右手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对面就是那个姓周的副司长。姓周的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郑耀先没有从他眼睛里看到任何东西。这种人，眼睛是不会出卖他的。
“周副司长，人齐了。你说吧。”李士群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
姓周的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文件是手写的，字迹工整，密密麻麻写了三页纸。他推了推眼镜，用不高不低的语调开始说话。
“李主任，郑副主任，情况是这样的。上个月，经济司从苏北调了一批粮食，从皖南调了一批桐油和生丝，都积压在十六铺码头上，等着运到虹口的仓库里去。这批物资是军需物资，驻军司令部催得很急。松本司令上个星期在经济司的会议上专门问过这件事，问为什么物资到了码头半个月还没入库。司里的答复是，76号负责押运的人手不够，物资在码头上等着，没人护送，不敢走。”
他停了一下，看了李士群一眼，又看了郑耀先一眼。“松本司令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他说，物资调配是经济司的事，押运护送是76号的事，两家各管一摊，但物资积压在码头上，耽误的是皇军的军需供应，这个责任谁来负？”
李士群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看着姓周的，眼神很平。“周副司长，76号押运的人手不够，不是76号不愿意派人，是特高课把行动处的人抽走了。梁处长被特高课关了几天，行动处的人被叫去问话的就有十几个。这些人现在虽然回来了，但状态不好，需要时间调整。你回去跟松本司令说，76号不是不配合，是特高课不配合。”
姓周的推了推眼镜，没有接话。他不是来听李士群抱怨特高课的，他是来要人的。周佛海在松本太郎面前拍了胸脯，说这批物资一定按时送到虹口仓库。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月，物资还在码头上堆着，松本太郎的脸色已经不好看了。周佛海急了，让他来找李士群要人。但李士群不会白给。李士群要的是周佛海在松本太郎面前替他说话——关于特高课干涉76号内务的事。这是交易。
郑耀先坐在旁边，没有说话。他听懂了李士群的意思，也听懂了姓周的沉默。沉默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谁先开口，谁就输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约十秒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茶杯里的热气慢慢升起来，在灯光下变成一缕细细的白烟，升到天花板附近就散了。
姓周的先开了口。不是因为他沉不住气，是因为他耗不起。周佛海等不了，松本太郎也等不了。“李主任，需要多少人？”
李士群伸出三根手指。“三十个。行动处现在能抽调出来的人，满打满算，三十个。这三十个人要负责从十六铺码头到虹口仓库整条线路的安全。单程十五公里，来回就是三十公里。沿途经过四个区，每个区都有治安隐患。皇协军的人靠不住，警察局的人更靠不住。只有76号的人能办这件事。”
姓周的眉头皱了一下。三十个人。他大概估计过这个数字，但李士群说出来的还是比他预想的多了一点。他拿起桌上的文件，翻了翻，又放下。“李主任，三十个人太多了。经济司的预算里没有这一项。每个人的人工、伙食、车辆、武器损耗，这些都要算钱。你报三十个人，我回去不好交代。”
李士群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往上抬了抬，眼睛没有跟着笑。“周副司长，三十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物资出了事，松本司令问起来，我可以说76号尽力了，经济司只给了这么多预算，所以我们只能派这么多人。你回去也好交代——预算不够，所以物资被抢了，这个理由松本司令接受不接受，我就不知道了。”
姓周的手指在文件上敲了两下。他知道李士群在敲竹杠。三十个人，经济司当然出得起这笔钱，但周佛海要的不是省钱，是要在松本太郎面前显得自己办事得力。如果因为预算的事跟76号扯皮，耽误了时间，松本太郎问起来，周佛海脸上不好看。他权衡了几秒钟，点了点头。
“三十个人。但有个条件——押运的负责人必须是梁仲春。他在行动处干了这么多年，路线熟，经验足，出了事能顶得住。换别人，我不放心。”
郑耀先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动了一下。姓周的提出让梁仲春负责押运，这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是周佛海的意思。周佛海要用梁仲春，不是因为梁仲春能力强，是因为梁仲春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梁仲春是李士群的人，让梁仲春负责押运，就等于把李士群绑在了这批物资的安全上。物资出了事，梁仲春跑不掉，李士群也跑不掉。周佛海这一手很高明。
李士群显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看着姓周的，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梁仲春刚从特高课出来，身体还没恢复。让他负责押运，不合适。”
姓周的推了推眼镜，没有让步。“李主任，梁仲春不合适，那谁合适？行动处还有谁能担这个责任？马组长？他连码头都没去过几次。童虎？他还在养伤。你总不能让我把物资交给一个组长级别的带着三十个人去押运吧？松本司令问起来，我说负责人是行动处的一个组长，他会怎么想？”
李士群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姓周的说的有道理。松本太郎不会在乎76号内部的人事安排，但他在乎谁对这批物资负责。梁仲春是行动处处长，级别够，资历够，在松本太郎那里说得上话。换一个人，松本太郎可能连名字都记不住。记不住名字，就意味着记不住责任。记不住责任，就意味着出了问题不知道该找谁。这是松本太郎不能接受的。
李士群转过头，看着郑耀先。“郑副主任，你的意见呢？”
郑耀先知道李士群为什么问他。李士群需要一个人来替他说出那个他已经决定了的答案。如果郑耀先说出“梁仲春可以”，那么将来出了事，李士群可以把责任推到郑耀先身上——是郑副主任建议的。如果郑耀先说出“梁仲春不可以”，那么李士群就可以顺着他的话拒绝姓周的要求，然后在接下来的谈判里争取更好的条件。李士群把球踢给了他，要看他是往前踢还是往后踢。
郑耀先看着李士群，又看了看姓周的。他想了大约两秒钟，开口了。
“梁仲春的身体状况，需要医生评估。如果他恢复得好，能胜任，我不反对。如果恢复得不好，硬让他上，出了事，对经济司和76号都不好。周副司长，你看这样行不行——让梁仲春先休息三天，三天之后，让医生检查一下。医生说行，他就上。医生说不行，我们再商量别的人选。”
姓周的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这个方案给了他一个台阶，也给了李士群一个缓冲。三天时间，足够梁仲春恢复，也足够李士群和周佛海在背后把条件谈妥。郑耀先提的这个方案，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余地。
李士群看了郑耀先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是一种重新估价的审视。他大概没想到郑耀先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不表态，不站队，用医生的评估把皮球踢给了第三方。这个答案聪明，但不露聪明，像一把刀藏在棉花里。
“那就这么定了。”李士群站起来，和姓周的握了握手。姓周的收起文件，放进公文包，站起来，朝郑耀先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会议室。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咔，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会议室里只剩下李士群、刘翻译和郑耀先。刘翻译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坐在李士群左边，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他的笔迹很小，很密，像蚂蚁爬在纸上。李士群回到座位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
“郑副主任，梁仲春的事，你去办。三天之后，不管医生怎么说，他都要上。周佛海那边已经定了，松本太郎也点了头，这件事没有回旋的余地。”
郑耀先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要走，李士群叫住了他。
“等一下。明楼那边，你接触过没有？”
郑耀先转过身，看着李士群。明楼。李士群又提到了明楼。昨天在办公室里，李士群让他去找明楼，让明楼在松本太郎面前说一些话。他当时说“这件事我再想想”，李士群没有勉强。但今天李士群又问了一遍，说明他对这件事很在意。不是在意明楼，是在意松本太郎的态度。李士群需要一个在松本太郎面前说得上话的人替他传递一些信息。明楼是最合适的人选。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顾问，每个月都要向松本太郎汇报工作，在松本太郎面前有分量，而且明楼不属于76号，也不属于特高课，是一个相对中立的角色。让明楼去说那些话，比李士群自己去说效果好得多。
“还没有。”郑耀先说。
李士群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尽快。山本一郎那边不会等太久。他在查‘壁虎’，这件事你听说了吧？”
郑耀先的心跳了一下。壁虎。山本一郎今天早上在办公室里提到了壁虎，现在李士群也提到了壁虎。这说明壁虎的存在已经不是特高课的秘密了，连76号都知道了。知道的人越多，壁虎就越危险。一个潜伏者的存在被太多人知道，就意味着太多人在找这个人，找的力度越大，暴露的风险就越大。
“听说了。山本一郎今天早上跟我提过。”郑耀先说。
李士群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他跟你提这个干什么？”
“试探。他想看我的反应。”
李士群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窗外。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脸分成了明暗两半。他看了一会儿，把窗帘合上，转过身。
“壁虎的事，你不要掺和。山本一郎查壁虎，是他自己的事。76号不参与。你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郑耀先看着李士群。李士群说“76号不参与”，但李士群自己却在打听壁虎的事。他说“你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告诉郑耀先壁虎的存在。这两句话加在一起，只说明一件事——李士群想知道壁虎是谁，但他不想让山本一郎知道他在查。他要用郑耀先去查。但他不会明说，他只会给郑耀先一些碎片，让郑耀先自己去拼。拼出来了，是李士群的功劳。拼不出来，是郑耀先无能。
郑耀先走出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来，把烟灰缸从桌角拿回来，放在面前。里面那堆灰烬还在，灰白色的，轻轻一吹就会散。他没有吹，就那么看着。
壁虎。山本一郎在查壁虎，李士群也在查壁虎。两拨人在查同一个人，但目的不同。山本一郎查壁虎，是为了清除潜伏在汪伪政府内部的中共情报员。李士群查壁虎，是为了在松本太郎面前邀功——如果他先于特高课查出了壁虎，松本太郎就会觉得76号比特高课有用。李士群在松本太郎面前就有了更多的筹码。但壁虎是谁，郑耀先不知道。陆汉卿没有告诉他，他也没有问。地下工作的纪律是单线联系，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但安全是相对的。山本一郎和李士群都在查壁虎，查得越深，翻出来的东西就越多。翻出来的东西越多，他暴露的风险就越大。因为壁虎的某一条情报线，可能和他郑耀先传递情报的某一条线是重合的。两条线一旦重合，山本一郎就会顺着壁虎的线摸到他的线。到那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了。
他需要见陆汉卿。不是为了问壁虎是谁，是为了让陆汉卿转告壁虎——有人在查你，小心。这是他的责任。壁虎不知道有人在查他，他知道了，他就要想办法把消息传过去。但怎么传？他不能直接去找壁虎，他不知道壁虎是谁。他只能通过陆汉卿。但陆汉卿也不是随时都能见面的。他们有自己的接头方式，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暗号。时间没到，不能提前接头。提前接头会打乱所有的节奏，增加暴露的风险。但风险是相对的。不提前接头，壁虎可能在山本一郎收网之前毫不知情。提前接头，他和陆汉卿都可能暴露。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眼皮后面是一片黑暗，黑暗里有光斑在跳动，那是视网膜上残留的光影。他在那片黑暗里想了一会儿，睁开眼，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宋，是我。今天下午三点，老地方，送一箱烟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钟，然后说：“知道了。”
郑耀先放下电话。老宋是他的交通员，负责在76号和码头之间传递物资和信息。老宋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76号的副主任，手里有批条，可以调拨仓库里的物资。老宋也不会问。码头上的人，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这是规矩。但今天郑耀先要见的不是老宋，是陆汉卿。老宋只是一个中间人，他会在下午三点把一箱烟送到码头旁边的一间仓库里，然后在仓库的门口放一把扫帚。扫帚竖起来，表示安全。扫帚倒下去，表示有人盯着。郑耀先看到扫帚竖起来，就进去。看到扫帚倒下去，就走。这是他们用了很久的暗号，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外面有山本一郎的人盯着。他出去的时候，那三个人会跟着他。他到码头，他们会跟到码头。他进仓库，他们会跟到仓库门口。他见陆汉卿，他们会在外面等着。他不能把山本一郎的人带到陆汉卿面前。所以他必须先甩掉他们。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货郎还在，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照。街角的沪b-6843还在，车窗关着。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路线。从76号到码头，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大路，沿着黄浦江走，车多，人多，容易跟丢，但也容易暴露。一条是小路，穿过老城区的巷子，巷子窄，只能走一个人，车进不去，但盯梢的人可以步行跟进去。第三条路是水路，从76号后面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条摆渡船，可以坐到对岸，对岸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到码头后面的仓库区。这条水路最快，也最隐蔽，但前提是他要先摆脱盯梢的人，才能上船。如果盯梢的人跟着他上了船，他在船上就是瓮中之鳖。
他选第二条路。走小路，进巷子，在巷子里甩掉他们。巷子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每一条巷子都走过，每一个拐角都记得，每一堵墙有多高，每一个院子的后门通向哪里，他都清楚。盯梢的人不可能比他更熟。他要在巷子里跟他们玩一场捉迷藏。赢了，他去见陆汉卿。输了，他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郑耀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二点四十分。距离下午三点还有两个多小时。他还有时间吃一口饭，但他不饿。他站起来，拿起外套，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