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风筝 第245章 山本的安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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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早晨，上海下了一场透雨。
雨势从凌晨三点开始，到早上七点时转成了细密的毛毛雨。整座城市被一层灰蒙蒙的水汽笼罩着，外滩的钟楼在雨雾里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苏州河的水位涨了半尺，浑浊的河水漫过了沿岸最低的两级石阶。码头上的苦力们在雨里披着麻袋片子，蹲在货棚下面等活计。一车从太仓运来的棉花在十六铺码头被雨水泡了，管事的正在跳脚骂人。
郑耀先撑着油纸伞走进76号大门时，院子里已经停了三辆黑色轿车。其中一辆挂着特高课的车牌，挡风玻璃上溅满了泥浆，雨刷还在来回摆。山本的人已经到了。
他把伞收起来甩了甩水，夹在腋下上了楼。二楼的走廊里比平时安静得多，连打字机的声音都压低了。情报处的老方和许鹤鸣一前一后从汪曼春办公室出来，两人脸上都没有表情，手里各自拿着一沓文件。老方经过郑耀先身边时微微点了下头，脚步没停。
郑耀先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后。他没有急着翻文件，而是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楼下看了一眼。山本的那辆轿车旁边站着一个穿黑雨衣的司机，正靠在车门上抽烟。司机的雨衣领子竖得很高，遮住了大半张脸。车的后座上隐约能看到一个人影——不是山本，山本不会坐在车里等，这个人应该是山本的副官。
上午九点半，李士群召集各处室负责人开了一个短会。会议内容很简单——从今天起，特高课对经济司的安全审查正式启动，76号全力配合。审查组由山本一郎直接领导，办公地点设在特高课虹口大楼的三楼。76号情报处负责提供审查所需的情报支持，行动处负责审查期间的安保和人员押送。所有涉及经济司中高层官员的审查都由山本本人主持。
“山本课长特别交代，”李士群说，目光在汪曼春脸上停了一下，“安全审查期间，情报处对明楼先生的所有暗查活动暂停。审查组会全面接手。之前的暗查材料——包括通讯监控记录、外线盯梢报告、数据筛查结果——必须在今天中午之前移交给审查组。”
汪曼春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但郑耀先注意到她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她对明楼的暗查才刚刚铺开三天，电话监控和外线盯梢都已经到位，数据筛查刚理出头绪，现在山本一个命令就要把所有材料收走——等于告诉她，这件事从现在起不归她管了。
散会后汪曼春第一个走出会议室。郑耀先跟在她身后出来，在走廊里和她并肩走了一段。
“移交材料需要我帮忙吗？”他问。
“不用。”汪曼春的声音很冷，“材料是现成的，打包一下就行。丁曼已经整理了通讯监控的汇总表，许鹤鸣的报告也在打印。中午之前能交出去。”
“山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接手？”
汪曼春停了一下脚步，侧过头看了他一眼。雨水在走廊窗户外面流淌，一道道水痕把窗外的院子切割成细碎的条块。
“山本是个多疑的人。”她说，“多疑的人只会信任自己亲手做的判断。他要把审查权牢牢抓在手里，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包括76号——在明楼的问题上先于他得出结论。”
这个分析很精准。郑耀先在特高课协调会上和山本打过交道，对山本的脾性有直观的感受。山本对76号的态度一直是“用，但不信”——他需要76号的人手和情报网络来做脏活累活，但在真正敏感的问题上，他从来不让76号的人碰触核心。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的审查案涉及汪伪政府高层的权力结构，山本不会把这么重要的政治筹码交给别人。
“翁启明的案子也和审查组有关？”郑耀先问。
“有关。山本今天上午已经提审了翁启明。”汪曼春说，“用的是特高课的审讯室，76号的人不许旁听。审讯结果暂时不会通报。”
郑耀先心里一沉。翁启明被转到特高课审讯，意味着审讯的手段和烈度都会升级。特高课的审讯室是什么地方，他在军统时就听说过——老虎凳、灌凉水、电击，能让人把娘胎里的记忆都吐出来。翁启明能在76号的审讯室里咬死“贪污”不改口，但进了特高课的审讯室，能不能扛住就是未知数了。
但他不能在汪曼春面前表现出任何对翁启明的关心。他点了点头，说了句“知道了”，然后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后，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了两分钟没有动。他的手指压在桌沿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翁启明被转到了特高课。山本亲自提审。审讯结果不会通报76号。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意味着翁启明的命运已经不在76号的控制范围之内了。如果翁启明在特高课的审讯中松口了，供出了任何关于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潜伏人员——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名字或者代号——山本的审查组就会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扑上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明楼。
但同时，翁启明被转到特高课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窗口。山本今天上午在提审翁启明，说明他的注意力在上午集中在审讯室里。而明楼的安全审查面谈应该是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如果翁启明在上午的审讯中扛住了，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明楼下午走进山本办公室时的处境就会相对好一些。山本手里没有翁启明的口供作为武器，只能靠明楼本人的表现来判断。
这是明楼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
上午十一点，郑耀先借着去行动处核对太仓封锁值班表的名义下楼。梁仲春正在办公室门口训人，训的是码头巡查组的一个小组长，说他在十六铺放走了一艘可疑的绍兴乌篷船，连船舱都没检查。小组长低着头挨骂，雨衣上的水滴滴答答地淌了一地。
郑耀先站在旁边等梁仲春训完人，然后把值班表递过去。梁仲春扫了一眼签了字，把笔往桌上一扔，掏出一根烟点上猛吸了一口。
“山本的人把翁启明带走了。”梁仲春吐出一口烟，“今天早上六点，四个特高课的人拿着山本的手令来提人。童虎拦不住，我也不在——就算在也拦不住。翁启明被铐上手铐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往虹口方向去了。”
“上午审讯结果不知道？”
“不知道。但我跟你打赌——以山本的手段，翁启明扛不过今天晚上。”梁仲春弹了弹烟灰，“你别看他昨天跟汪曼春顶得挺硬，那是他知道76号的审讯有规矩。特高课没规矩。日本人审人，管你什么证据不证据，先把你折腾个半死再说。翁启明那个文弱书生，两鞭子下去就得尿裤子。”
郑耀先没有接话。梁仲春的话虽然糙，但说的很可能是事实。翁启明是读书人，在沦陷区潜伏五年靠的是头脑和谨慎，不是靠皮糙肉厚扛得住刑。特高课的审讯手段不是他能扛得住的——这和他是不是硬骨头没关系，人的生理极限是客观存在的。
“话说回来，”梁仲春把烟夹在手指间，压低了声音，“如果翁启明在特高课招了，他第一个咬出来的人会是谁？”
“你觉得呢？”
“我觉得——”梁仲春顿了顿，眼睛眯起来，“——他咬谁都不奇怪。但如果我是他，我会先咬一个已经死的人。死人不会喊冤，也不会被传唤对质。”
郑耀先立刻明白了梁仲春的意思。顾正鸿——法租界公董局的华人秘书，山本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已经被处决了。翁启明如果在重刑之下必须交代一个“同伙”，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把顾正鸿推出来。顾正鸿已经死了，死无对证。翁启明可以说顾正鸿是他在法租界的联络人，所有情报都是通过顾正鸿传递的。这样一来，翁启明既满足了审讯者的逼问，又保护了真正的组织和同志。
这不是最忠贞的选择，但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如果山本不吃这一套呢？”郑耀先问。
“那翁启明就得再咬一个。”梁仲春的烟头在雨幕里明灭了一下，“咬谁？物资调配委员会里级别最高的就是明楼。他咬明楼，山本满意，他自己也少受点罪。不过——如果他能扛到不咬明楼，也算对得起这个同僚一场了。”
梁仲春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进了办公室。郑耀先站在走廊里，看着院子里被雨水冲刷得湿淋淋的水泥地面，把手里的值班表折好放进了衣袋。
中午十二点，郑耀先在食堂吃饭时，发现气氛比平时安静得多。汪曼春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吃面，面前摊着一份报告，筷子搁在碗沿上半天没动。老方和许鹤鸣坐在另一张桌上，两人都没说话，埋着头吃得很快。丁曼干脆没来食堂。情报处的人都在忙着准备移交给审查组的暗查材料。
郑耀先端着餐盘在梁仲春旁边坐下，两人边吃边聊了几句天气和太仓封锁的事。吃到一半，一个行动处的便衣从外面走进来，在童虎耳边说了几句话。童虎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梁仲春旁边弯下腰低声说了句什么。梁仲春的表情变了，眉头猛地拧在一起。
“怎么了？”郑耀先问。
“码头又出事了。”梁仲春把筷子拍在桌上，“苏州河废弃货仓那边，发现了两具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近距离射击，手法很专业。尸体已经泡在水里至少一天了，是今天早上一个拾荒的在排水沟里发现的。”
“什么身份？”
“还不知道。童虎已经派人去现场了。不过从衣着看——不是码头上的人。穿的是城里人的衣服，皮鞋，有一个人口袋里还有半包三炮台香烟。”
三炮台香烟是日本货。市面上的日本人大多抽这个牌子，中国人抽得少。尸体口袋里有三炮台香烟，说明死者可能是日本人——或者和日本人有密切往来的人。
郑耀先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完，站起来说：“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梁仲春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两人穿上雨衣，带着童虎和两个便衣分乘两辆轿车冒雨前往苏州河废弃货仓。
废弃货仓坐落在苏州河闸北段北岸，离苏州河废弃货仓只有不到五百米。以前是法商电灯公司的储煤仓库，后来废弃了，周围长满了野草和构树。仓库的建筑只剩下一个空壳，砖墙上到处是弹孔，铁皮屋顶锈穿了好几个大窟窿。雨水从窟窿里灌进来，在仓库地面上积了一层膝盖深的水。
两具尸体已经被搬到了仓库门口的遮雨棚下面。童虎的人用油布在地上铺了一块，把尸体放在上面。尸体确实泡过水，皮肤发白发胀，脸部有些变形。但从衣着和体型能辨认出大致特征——两个都是男性，一个四十岁左右，一个三十出头。两人都穿着深色西装，脚上是皮鞋，领口打着领带。衣服的料子不差，不是普通人家的穿戴。
四十岁那具尸体的西装内袋里有一包烟——三炮台。还有一个打火机，打火机壳上刻着日本海军军令部的锚形徽章。
郑耀先蹲下来，没有碰尸体，只是借着雨棚下昏暗的光线仔细看了看那个打火机上的徽章。锚形徽章，樱花底座——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标记。在沦陷区，海军军令部的人平时不穿军装，他们以商务代表、翻译官、顾问等身份渗透在各行各业。但他们喜欢在随身物品上留一点身份的痕迹——打火机、钢笔、烟盒、怀表，总有一件东西上能找到锚形徽章或者樱花标记。这是日本人的习惯，也是他们的弱点。
“日本海军的人。”郑耀先站起来，对梁仲春说。
梁仲春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弯腰凑近看了看打火机，又直起腰来骂了一句脏话。在苏州河废弃货仓的地盘上发现日本海军军令部人员的尸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海军那边闹起来，76号吃不了兜着走。
“谁干的？”梁仲春问。
“枪伤是近距离射击，后脑中弹。”童虎蹲在尸体旁边翻看了伤口，“九毫米口径，应该是南部十四式手枪——日本制式配枪。打死两个日本海军的人，用的还是日本枪。这不是抗日分子干的——抗日分子一般用自己的武器，就算缴获了南部手枪也不会专门拿来处决日本人。”
“你是说——日本人杀了日本人？”
“要么是日本人自己内讧，要么是有人故意用日本制式武器来杀日本人，目的是栽赃给别的日本部门。”童虎站起来，把手上的雨水在裤子上擦了擦，“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事都不在咱们76号的管辖范围之内。姐夫，要不要通知特高课？”
梁仲春没有马上回答。他叉着腰站在雨棚下面，盯着两具尸体看了很久。雨水从雨棚边缘滴下来，落在他皮鞋尖上溅起细小的水花。然后他忽然转过头，对郑耀先说了一句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话。
“这两人会不会是来找渔夫的？”
郑耀先没有回答，但梁仲春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他的神经。废弃货仓——渔夫的三个轮换关押点之一。车辆调度记录显示，十二月十九日和一月二十六日蒋茂才两次凌晨出车的目的地就是吴淞口码头，而废弃货仓就在吴淞口码头附近。如果这两个日本海军的人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追查渔夫的下落，那么他们被杀的动机就清楚了——有人不想让他们找到渔夫。
山本说过，渔夫被关押在只有他和两名副官知道的地点。但渔夫手上有太仓线的完整情报，太仓线穿越了整个苏南水域，其中有一段——从浏河口到吴淞口——恰好也是日本海军的防区。如果海军发现特高课在海军防区里秘密关押了一个重要情报来源，并且这个情报来源掌握着海军辖区内抗日武装的活动情报，海军方面一定会要求共享这个情报来源。而以山本的个性，他是绝不会和海军分享任何东西的。特高课和海军军令部之间的情报争夺由来已久，两家在沦陷区防区划分、物资调配、情报主导权上一直有矛盾。两个海军军令部的人突然出现在渔夫的关押点附近，然后被人用南部手枪打死——南部手枪是日本军官的标配，特高课和海军都有。
如果这件事是山本安排的——或者说，是山本默许手下人干的——那么山本不只是在防范中共地下党对渔夫的清除，他还在防范海军军令部对渔夫的插手。
“要不要报特高课？”童虎又问了一遍。
“报。”梁仲春终于下了决定，“但不是报山本——报松本司令的宪兵司令部。海军的人死在陆地上，按规矩是宪兵司令部管。特高课那边等宪兵司令部的人到了再说。”
这是梁仲春的精明之处。他不想直接面对山本——山本一定会把这件事压下去然后不了了之。报给松本的宪兵司令部，让陆军和海军自己去扯皮，76号在中间坐着看戏，哪边都不得罪。
郑耀先站在雨棚下，看着童虎的人把两具尸体用油布裹起来往车上抬。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如果这两个海军军令部的人确实在追查渔夫，说明渔夫的关押点很可能就在吴淞口码头附近——不是青云路，不是江湾镇，而是第三个地点。车辆调度记录显示吴淞口码头是三个地点中出现频次最低的，但频次最低反而最安全——因为不容易被摸出规律。
山本把渔夫从青云路转移到江湾，再从江湾转移到吴淞口，最后从吴淞口转移到七宝以西的青浦方向。但现在看来，吴淞口这个点可能比之前判断的更重要——它不只是临时审讯点，很可能是渔夫被转移到青浦之前的最后停留点。而海军军令部的人掌握了这个情报，追到了吴淞口，然后在废弃货仓附近被灭口。
郑耀先把这些推断一条条存进脑子里。等回到76号后，他会把这些信息整理出来，通过安全渠道传给陆汉卿。如果明楼的借刀杀人之计需要配合的话，海军军令部这两个死者的出现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用海军的死来加剧山本对渔夫“双重间谍”身份的猜疑，让明楼的谎言更有说服力。
回到76号已经是下午两点。梁仲春去宪兵司令部报告尸体的事，郑耀先回到办公室，把雨衣脱下来挂在门后，用毛巾擦了擦头发上的雨水。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公文翻了翻。秘书小周在文件夹上贴了一张便条，提醒他下午三点要去特高课开一个关于太仓封锁进展的协调会。
特高课协调会。这意味着今天下午他会出现在山本的大楼里，和山本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坐在一起讨论太仓封锁的事。而明楼的安全审查面谈很可能也在同一栋楼里进行。
郑耀先看了看手表。两点十五分。距离协调会还有四十五分钟。他需要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走进山本的视线范围时，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被人观察。山本会观察他，山本的副官会观察他，特高课外勤会观察他。他必须确保自己看起来完全是一个76号副主任该有的样子——不多一分，不少一毫。
他闭上眼睛，让呼吸放慢，用五分钟的时间做了一次深层的心理调整。这是他在军统时期学会的技巧——在执行高压力任务前把心率降到正常水平以下，让大脑从β波状态切换到a波状态。这种状态下人的反应更灵敏，对危险的感知更敏锐，表情控制也更精准。
两点三十分，他睁开眼睛，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拿起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碰见汪曼春。她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装的就是要移交给审查组的暗查材料。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抱档案袋的手指很用力，指甲都掐进了纸里。
“郑副主任也去特高课？”她问。
“太仓封锁的协调会。”
“正好。这些材料我正要送过去，一起走吧。”
两人下了楼，坐进同一辆轿车。司机发动引擎，驶出了76号大门。车窗外的雨又大了些，雨水敲在车顶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汪曼春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把档案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街景。
车子经过四川北路时，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郑副主任，你觉得明楼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在只有两个人的轿车后排里显得格外直接。郑耀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等了两秒——这个延迟是必要的，太快回答说明你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太慢回答说明你在刻意回避。
“我没有看过暗查的全部材料，不好下判断。”他说，“不过从公务接触来看，明楼先生的工作能力是一流的。至于别的——汪处长你跟他私交更深，你应该比我更有判断。”
“私交和公事是两回事。”汪曼春的声音里有一种极力压制的疲惫，“我查了他三天。通讯记录没有异常，出行规律没有异常，经手的文件数据没有异常。唯一能算得上疑点的就是他签发的物资调拨令——明楼签发的调拨令比其他人都多，而且覆盖的物资品类也最全。从棉纱到药品到桐油，几乎囊括了物资调配委员会经手的全部品类。”
“这算疑点吗？”
“不算。因为他是主任，主任本来就应该签所有的调拨令。”汪曼春轻轻地叹了口气，“所以我查了三天，什么都没查到。但越是什么都查不到，我心里越不踏实。”
郑耀先明白汪曼春的感觉。在情报工作中，一个完全干净的调查对象往往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他真的没问题，要么他的伪装极其高明。汪曼春和明楼相识多年，她本能地知道明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她找不到证据——不是因为她不够专业，而是因为明楼确实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
车子在特高课灰砖楼前停下来。门口的两个日本宪兵持枪立正，雨水从他们的钢盔上淌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汪曼春抱着档案袋先下了车，郑耀先跟在她身后。两人在门厅里出示了特别通行证，便衣外勤检查了证件和档案袋的封条，然后在登记簿上写了两笔。
上到三楼，走廊里很安静，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山本的副官——那个戴金边眼镜的年轻少佐——站在走廊中间等着他们。他先对汪曼春微微鞠了一躬，从她手里接过档案袋，然后转向郑耀先。
“郑副主任，太仓协调会延期到下午四点。山本课长现在有另一场谈话，请您在休息室稍等。”
另一场谈话。郑耀先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只是点了点头，跟着副官走进了走廊左手边的休息室。休息室不大，摆着几把皮椅和一张茶几，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地图和一幅“武运长久”的日文书法。桌上放着烟灰缸和一壶茶。
副官退出去后关上了门。郑耀先在皮椅上坐下来，倒了一杯茶但没有喝。他侧耳听着走廊里的动静。隔着一扇木门和一堵墙，能隐约听到走廊另一头传来说话声——不是日语，是中文。声音从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传出来，被门板和墙壁隔绝得只剩下一缕模糊的音节。
那是明楼的声音。
郑耀先听不出具体的内容，但能从说话的节奏和语速中判断出一些东西。明楼的声音很平稳，语速不快不慢，偶尔有停顿——停顿不是在找词，而是在思考。这种节奏说明他在谈话中处于一种相对从容的状态，没有被逼问，没有被打断，没有陷入被动。
他在和山本谈什么？谈经济？谈物资调配？谈中日亲善？这些都是明楼在山本面前最擅长扮演的角色——一个精通经济、对日本有好感、愿意为大东亚共荣圈贡献智慧的汪伪技术官僚。山本对这样的人不会怠慢——至少表面上不会。因为山本需要借助这样的人来维持汪伪政府的经济运转。
但郑耀先知道，在这套从容的外表之下，明楼正在做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要在和山本的谈话中，用一种近乎闲聊的轻松语调，把一颗致命的种子种进山本的脑子里。这颗种子就是——渔夫在为海军军令部做事。
走廊里的声音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后，走廊尽头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郑耀先从休息室的门缝里看到山本的副官陪着明楼走出了会议室。明楼穿着深灰色西装，打着深蓝色领带，手里拿着公文包，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地从容。他对副官点了点头，说了句什么，然后转身往楼梯口走去。
在他转身的瞬间，他的目光扫过了休息室半掩的门，和门缝里郑耀先的目光撞在一起。两人对视了不到一秒。明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脚步没有任何停顿，转过身继续往楼梯口走。但郑耀先在那不到一秒的对视里，从明楼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丝极微妙的信号——不是紧张，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告一段落之后的了然。像是下完了一局棋，棋子已经落下，剩下的就是等对手的反应。
明楼走后大约十分钟，山本的副官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郑副主任，山本课长请您过去。”
郑耀先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跟着副官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会议室。
雨势从凌晨三点开始，到早上七点时转成了细密的毛毛雨。整座城市被一层灰蒙蒙的水汽笼罩着，外滩的钟楼在雨雾里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苏州河的水位涨了半尺，浑浊的河水漫过了沿岸最低的两级石阶。码头上的苦力们在雨里披着麻袋片子，蹲在货棚下面等活计。一车从太仓运来的棉花在十六铺码头被雨水泡了，管事的正在跳脚骂人。
郑耀先撑着油纸伞走进76号大门时，院子里已经停了三辆黑色轿车。其中一辆挂着特高课的车牌，挡风玻璃上溅满了泥浆，雨刷还在来回摆。山本的人已经到了。
他把伞收起来甩了甩水，夹在腋下上了楼。二楼的走廊里比平时安静得多，连打字机的声音都压低了。情报处的老方和许鹤鸣一前一后从汪曼春办公室出来，两人脸上都没有表情，手里各自拿着一沓文件。老方经过郑耀先身边时微微点了下头，脚步没停。
郑耀先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后。他没有急着翻文件，而是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楼下看了一眼。山本的那辆轿车旁边站着一个穿黑雨衣的司机，正靠在车门上抽烟。司机的雨衣领子竖得很高，遮住了大半张脸。车的后座上隐约能看到一个人影——不是山本，山本不会坐在车里等，这个人应该是山本的副官。
上午九点半，李士群召集各处室负责人开了一个短会。会议内容很简单——从今天起，特高课对经济司的安全审查正式启动，76号全力配合。审查组由山本一郎直接领导，办公地点设在特高课虹口大楼的三楼。76号情报处负责提供审查所需的情报支持，行动处负责审查期间的安保和人员押送。所有涉及经济司中高层官员的审查都由山本本人主持。
“山本课长特别交代，”李士群说，目光在汪曼春脸上停了一下，“安全审查期间，情报处对明楼先生的所有暗查活动暂停。审查组会全面接手。之前的暗查材料——包括通讯监控记录、外线盯梢报告、数据筛查结果——必须在今天中午之前移交给审查组。”
汪曼春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但郑耀先注意到她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她对明楼的暗查才刚刚铺开三天，电话监控和外线盯梢都已经到位，数据筛查刚理出头绪，现在山本一个命令就要把所有材料收走——等于告诉她，这件事从现在起不归她管了。
散会后汪曼春第一个走出会议室。郑耀先跟在她身后出来，在走廊里和她并肩走了一段。
“移交材料需要我帮忙吗？”他问。
“不用。”汪曼春的声音很冷，“材料是现成的，打包一下就行。丁曼已经整理了通讯监控的汇总表，许鹤鸣的报告也在打印。中午之前能交出去。”
“山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接手？”
汪曼春停了一下脚步，侧过头看了他一眼。雨水在走廊窗户外面流淌，一道道水痕把窗外的院子切割成细碎的条块。
“山本是个多疑的人。”她说，“多疑的人只会信任自己亲手做的判断。他要把审查权牢牢抓在手里，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包括76号——在明楼的问题上先于他得出结论。”
这个分析很精准。郑耀先在特高课协调会上和山本打过交道，对山本的脾性有直观的感受。山本对76号的态度一直是“用，但不信”——他需要76号的人手和情报网络来做脏活累活，但在真正敏感的问题上，他从来不让76号的人碰触核心。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的审查案涉及汪伪政府高层的权力结构，山本不会把这么重要的政治筹码交给别人。
“翁启明的案子也和审查组有关？”郑耀先问。
“有关。山本今天上午已经提审了翁启明。”汪曼春说，“用的是特高课的审讯室，76号的人不许旁听。审讯结果暂时不会通报。”
郑耀先心里一沉。翁启明被转到特高课审讯，意味着审讯的手段和烈度都会升级。特高课的审讯室是什么地方，他在军统时就听说过——老虎凳、灌凉水、电击，能让人把娘胎里的记忆都吐出来。翁启明能在76号的审讯室里咬死“贪污”不改口，但进了特高课的审讯室，能不能扛住就是未知数了。
但他不能在汪曼春面前表现出任何对翁启明的关心。他点了点头，说了句“知道了”，然后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后，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了两分钟没有动。他的手指压在桌沿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翁启明被转到了特高课。山本亲自提审。审讯结果不会通报76号。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意味着翁启明的命运已经不在76号的控制范围之内了。如果翁启明在特高课的审讯中松口了，供出了任何关于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潜伏人员——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名字或者代号——山本的审查组就会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扑上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明楼。
但同时，翁启明被转到特高课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窗口。山本今天上午在提审翁启明，说明他的注意力在上午集中在审讯室里。而明楼的安全审查面谈应该是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如果翁启明在上午的审讯中扛住了，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明楼下午走进山本办公室时的处境就会相对好一些。山本手里没有翁启明的口供作为武器，只能靠明楼本人的表现来判断。
这是明楼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
上午十一点，郑耀先借着去行动处核对太仓封锁值班表的名义下楼。梁仲春正在办公室门口训人，训的是码头巡查组的一个小组长，说他在十六铺放走了一艘可疑的绍兴乌篷船，连船舱都没检查。小组长低着头挨骂，雨衣上的水滴滴答答地淌了一地。
郑耀先站在旁边等梁仲春训完人，然后把值班表递过去。梁仲春扫了一眼签了字，把笔往桌上一扔，掏出一根烟点上猛吸了一口。
“山本的人把翁启明带走了。”梁仲春吐出一口烟，“今天早上六点，四个特高课的人拿着山本的手令来提人。童虎拦不住，我也不在——就算在也拦不住。翁启明被铐上手铐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往虹口方向去了。”
“上午审讯结果不知道？”
“不知道。但我跟你打赌——以山本的手段，翁启明扛不过今天晚上。”梁仲春弹了弹烟灰，“你别看他昨天跟汪曼春顶得挺硬，那是他知道76号的审讯有规矩。特高课没规矩。日本人审人，管你什么证据不证据，先把你折腾个半死再说。翁启明那个文弱书生，两鞭子下去就得尿裤子。”
郑耀先没有接话。梁仲春的话虽然糙，但说的很可能是事实。翁启明是读书人，在沦陷区潜伏五年靠的是头脑和谨慎，不是靠皮糙肉厚扛得住刑。特高课的审讯手段不是他能扛得住的——这和他是不是硬骨头没关系，人的生理极限是客观存在的。
“话说回来，”梁仲春把烟夹在手指间，压低了声音，“如果翁启明在特高课招了，他第一个咬出来的人会是谁？”
“你觉得呢？”
“我觉得——”梁仲春顿了顿，眼睛眯起来，“——他咬谁都不奇怪。但如果我是他，我会先咬一个已经死的人。死人不会喊冤，也不会被传唤对质。”
郑耀先立刻明白了梁仲春的意思。顾正鸿——法租界公董局的华人秘书，山本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已经被处决了。翁启明如果在重刑之下必须交代一个“同伙”，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把顾正鸿推出来。顾正鸿已经死了，死无对证。翁启明可以说顾正鸿是他在法租界的联络人，所有情报都是通过顾正鸿传递的。这样一来，翁启明既满足了审讯者的逼问，又保护了真正的组织和同志。
这不是最忠贞的选择，但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如果山本不吃这一套呢？”郑耀先问。
“那翁启明就得再咬一个。”梁仲春的烟头在雨幕里明灭了一下，“咬谁？物资调配委员会里级别最高的就是明楼。他咬明楼，山本满意，他自己也少受点罪。不过——如果他能扛到不咬明楼，也算对得起这个同僚一场了。”
梁仲春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进了办公室。郑耀先站在走廊里，看着院子里被雨水冲刷得湿淋淋的水泥地面，把手里的值班表折好放进了衣袋。
中午十二点，郑耀先在食堂吃饭时，发现气氛比平时安静得多。汪曼春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吃面，面前摊着一份报告，筷子搁在碗沿上半天没动。老方和许鹤鸣坐在另一张桌上，两人都没说话，埋着头吃得很快。丁曼干脆没来食堂。情报处的人都在忙着准备移交给审查组的暗查材料。
郑耀先端着餐盘在梁仲春旁边坐下，两人边吃边聊了几句天气和太仓封锁的事。吃到一半，一个行动处的便衣从外面走进来，在童虎耳边说了几句话。童虎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梁仲春旁边弯下腰低声说了句什么。梁仲春的表情变了，眉头猛地拧在一起。
“怎么了？”郑耀先问。
“码头又出事了。”梁仲春把筷子拍在桌上，“苏州河废弃货仓那边，发现了两具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近距离射击，手法很专业。尸体已经泡在水里至少一天了，是今天早上一个拾荒的在排水沟里发现的。”
“什么身份？”
“还不知道。童虎已经派人去现场了。不过从衣着看——不是码头上的人。穿的是城里人的衣服，皮鞋，有一个人口袋里还有半包三炮台香烟。”
三炮台香烟是日本货。市面上的日本人大多抽这个牌子，中国人抽得少。尸体口袋里有三炮台香烟，说明死者可能是日本人——或者和日本人有密切往来的人。
郑耀先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完，站起来说：“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梁仲春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两人穿上雨衣，带着童虎和两个便衣分乘两辆轿车冒雨前往苏州河废弃货仓。
废弃货仓坐落在苏州河闸北段北岸，离苏州河废弃货仓只有不到五百米。以前是法商电灯公司的储煤仓库，后来废弃了，周围长满了野草和构树。仓库的建筑只剩下一个空壳，砖墙上到处是弹孔，铁皮屋顶锈穿了好几个大窟窿。雨水从窟窿里灌进来，在仓库地面上积了一层膝盖深的水。
两具尸体已经被搬到了仓库门口的遮雨棚下面。童虎的人用油布在地上铺了一块，把尸体放在上面。尸体确实泡过水，皮肤发白发胀，脸部有些变形。但从衣着和体型能辨认出大致特征——两个都是男性，一个四十岁左右，一个三十出头。两人都穿着深色西装，脚上是皮鞋，领口打着领带。衣服的料子不差，不是普通人家的穿戴。
四十岁那具尸体的西装内袋里有一包烟——三炮台。还有一个打火机，打火机壳上刻着日本海军军令部的锚形徽章。
郑耀先蹲下来，没有碰尸体，只是借着雨棚下昏暗的光线仔细看了看那个打火机上的徽章。锚形徽章，樱花底座——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标记。在沦陷区，海军军令部的人平时不穿军装，他们以商务代表、翻译官、顾问等身份渗透在各行各业。但他们喜欢在随身物品上留一点身份的痕迹——打火机、钢笔、烟盒、怀表，总有一件东西上能找到锚形徽章或者樱花标记。这是日本人的习惯，也是他们的弱点。
“日本海军的人。”郑耀先站起来，对梁仲春说。
梁仲春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弯腰凑近看了看打火机，又直起腰来骂了一句脏话。在苏州河废弃货仓的地盘上发现日本海军军令部人员的尸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海军那边闹起来，76号吃不了兜着走。
“谁干的？”梁仲春问。
“枪伤是近距离射击，后脑中弹。”童虎蹲在尸体旁边翻看了伤口，“九毫米口径，应该是南部十四式手枪——日本制式配枪。打死两个日本海军的人，用的还是日本枪。这不是抗日分子干的——抗日分子一般用自己的武器，就算缴获了南部手枪也不会专门拿来处决日本人。”
“你是说——日本人杀了日本人？”
“要么是日本人自己内讧，要么是有人故意用日本制式武器来杀日本人，目的是栽赃给别的日本部门。”童虎站起来，把手上的雨水在裤子上擦了擦，“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事都不在咱们76号的管辖范围之内。姐夫，要不要通知特高课？”
梁仲春没有马上回答。他叉着腰站在雨棚下面，盯着两具尸体看了很久。雨水从雨棚边缘滴下来，落在他皮鞋尖上溅起细小的水花。然后他忽然转过头，对郑耀先说了一句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话。
“这两人会不会是来找渔夫的？”
郑耀先没有回答，但梁仲春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他的神经。废弃货仓——渔夫的三个轮换关押点之一。车辆调度记录显示，十二月十九日和一月二十六日蒋茂才两次凌晨出车的目的地就是吴淞口码头，而废弃货仓就在吴淞口码头附近。如果这两个日本海军的人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追查渔夫的下落，那么他们被杀的动机就清楚了——有人不想让他们找到渔夫。
山本说过，渔夫被关押在只有他和两名副官知道的地点。但渔夫手上有太仓线的完整情报，太仓线穿越了整个苏南水域，其中有一段——从浏河口到吴淞口——恰好也是日本海军的防区。如果海军发现特高课在海军防区里秘密关押了一个重要情报来源，并且这个情报来源掌握着海军辖区内抗日武装的活动情报，海军方面一定会要求共享这个情报来源。而以山本的个性，他是绝不会和海军分享任何东西的。特高课和海军军令部之间的情报争夺由来已久，两家在沦陷区防区划分、物资调配、情报主导权上一直有矛盾。两个海军军令部的人突然出现在渔夫的关押点附近，然后被人用南部手枪打死——南部手枪是日本军官的标配，特高课和海军都有。
如果这件事是山本安排的——或者说，是山本默许手下人干的——那么山本不只是在防范中共地下党对渔夫的清除，他还在防范海军军令部对渔夫的插手。
“要不要报特高课？”童虎又问了一遍。
“报。”梁仲春终于下了决定，“但不是报山本——报松本司令的宪兵司令部。海军的人死在陆地上，按规矩是宪兵司令部管。特高课那边等宪兵司令部的人到了再说。”
这是梁仲春的精明之处。他不想直接面对山本——山本一定会把这件事压下去然后不了了之。报给松本的宪兵司令部，让陆军和海军自己去扯皮，76号在中间坐着看戏，哪边都不得罪。
郑耀先站在雨棚下，看着童虎的人把两具尸体用油布裹起来往车上抬。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如果这两个海军军令部的人确实在追查渔夫，说明渔夫的关押点很可能就在吴淞口码头附近——不是青云路，不是江湾镇，而是第三个地点。车辆调度记录显示吴淞口码头是三个地点中出现频次最低的，但频次最低反而最安全——因为不容易被摸出规律。
山本把渔夫从青云路转移到江湾，再从江湾转移到吴淞口，最后从吴淞口转移到七宝以西的青浦方向。但现在看来，吴淞口这个点可能比之前判断的更重要——它不只是临时审讯点，很可能是渔夫被转移到青浦之前的最后停留点。而海军军令部的人掌握了这个情报，追到了吴淞口，然后在废弃货仓附近被灭口。
郑耀先把这些推断一条条存进脑子里。等回到76号后，他会把这些信息整理出来，通过安全渠道传给陆汉卿。如果明楼的借刀杀人之计需要配合的话，海军军令部这两个死者的出现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用海军的死来加剧山本对渔夫“双重间谍”身份的猜疑，让明楼的谎言更有说服力。
回到76号已经是下午两点。梁仲春去宪兵司令部报告尸体的事，郑耀先回到办公室，把雨衣脱下来挂在门后，用毛巾擦了擦头发上的雨水。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公文翻了翻。秘书小周在文件夹上贴了一张便条，提醒他下午三点要去特高课开一个关于太仓封锁进展的协调会。
特高课协调会。这意味着今天下午他会出现在山本的大楼里，和山本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坐在一起讨论太仓封锁的事。而明楼的安全审查面谈很可能也在同一栋楼里进行。
郑耀先看了看手表。两点十五分。距离协调会还有四十五分钟。他需要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走进山本的视线范围时，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被人观察。山本会观察他，山本的副官会观察他，特高课外勤会观察他。他必须确保自己看起来完全是一个76号副主任该有的样子——不多一分，不少一毫。
他闭上眼睛，让呼吸放慢，用五分钟的时间做了一次深层的心理调整。这是他在军统时期学会的技巧——在执行高压力任务前把心率降到正常水平以下，让大脑从β波状态切换到a波状态。这种状态下人的反应更灵敏，对危险的感知更敏锐，表情控制也更精准。
两点三十分，他睁开眼睛，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拿起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碰见汪曼春。她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装的就是要移交给审查组的暗查材料。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抱档案袋的手指很用力，指甲都掐进了纸里。
“郑副主任也去特高课？”她问。
“太仓封锁的协调会。”
“正好。这些材料我正要送过去，一起走吧。”
两人下了楼，坐进同一辆轿车。司机发动引擎，驶出了76号大门。车窗外的雨又大了些，雨水敲在车顶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汪曼春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把档案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街景。
车子经过四川北路时，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郑副主任，你觉得明楼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在只有两个人的轿车后排里显得格外直接。郑耀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等了两秒——这个延迟是必要的，太快回答说明你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太慢回答说明你在刻意回避。
“我没有看过暗查的全部材料，不好下判断。”他说，“不过从公务接触来看，明楼先生的工作能力是一流的。至于别的——汪处长你跟他私交更深，你应该比我更有判断。”
“私交和公事是两回事。”汪曼春的声音里有一种极力压制的疲惫，“我查了他三天。通讯记录没有异常，出行规律没有异常，经手的文件数据没有异常。唯一能算得上疑点的就是他签发的物资调拨令——明楼签发的调拨令比其他人都多，而且覆盖的物资品类也最全。从棉纱到药品到桐油，几乎囊括了物资调配委员会经手的全部品类。”
“这算疑点吗？”
“不算。因为他是主任，主任本来就应该签所有的调拨令。”汪曼春轻轻地叹了口气，“所以我查了三天，什么都没查到。但越是什么都查不到，我心里越不踏实。”
郑耀先明白汪曼春的感觉。在情报工作中，一个完全干净的调查对象往往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他真的没问题，要么他的伪装极其高明。汪曼春和明楼相识多年，她本能地知道明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她找不到证据——不是因为她不够专业，而是因为明楼确实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
车子在特高课灰砖楼前停下来。门口的两个日本宪兵持枪立正，雨水从他们的钢盔上淌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汪曼春抱着档案袋先下了车，郑耀先跟在她身后。两人在门厅里出示了特别通行证，便衣外勤检查了证件和档案袋的封条，然后在登记簿上写了两笔。
上到三楼，走廊里很安静，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山本的副官——那个戴金边眼镜的年轻少佐——站在走廊中间等着他们。他先对汪曼春微微鞠了一躬，从她手里接过档案袋，然后转向郑耀先。
“郑副主任，太仓协调会延期到下午四点。山本课长现在有另一场谈话，请您在休息室稍等。”
另一场谈话。郑耀先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只是点了点头，跟着副官走进了走廊左手边的休息室。休息室不大，摆着几把皮椅和一张茶几，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地图和一幅“武运长久”的日文书法。桌上放着烟灰缸和一壶茶。
副官退出去后关上了门。郑耀先在皮椅上坐下来，倒了一杯茶但没有喝。他侧耳听着走廊里的动静。隔着一扇木门和一堵墙，能隐约听到走廊另一头传来说话声——不是日语，是中文。声音从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传出来，被门板和墙壁隔绝得只剩下一缕模糊的音节。
那是明楼的声音。
郑耀先听不出具体的内容，但能从说话的节奏和语速中判断出一些东西。明楼的声音很平稳，语速不快不慢，偶尔有停顿——停顿不是在找词，而是在思考。这种节奏说明他在谈话中处于一种相对从容的状态，没有被逼问，没有被打断，没有陷入被动。
他在和山本谈什么？谈经济？谈物资调配？谈中日亲善？这些都是明楼在山本面前最擅长扮演的角色——一个精通经济、对日本有好感、愿意为大东亚共荣圈贡献智慧的汪伪技术官僚。山本对这样的人不会怠慢——至少表面上不会。因为山本需要借助这样的人来维持汪伪政府的经济运转。
但郑耀先知道，在这套从容的外表之下，明楼正在做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要在和山本的谈话中，用一种近乎闲聊的轻松语调，把一颗致命的种子种进山本的脑子里。这颗种子就是——渔夫在为海军军令部做事。
走廊里的声音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后，走廊尽头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郑耀先从休息室的门缝里看到山本的副官陪着明楼走出了会议室。明楼穿着深灰色西装，打着深蓝色领带，手里拿着公文包，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地从容。他对副官点了点头，说了句什么，然后转身往楼梯口走去。
在他转身的瞬间，他的目光扫过了休息室半掩的门，和门缝里郑耀先的目光撞在一起。两人对视了不到一秒。明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脚步没有任何停顿，转过身继续往楼梯口走。但郑耀先在那不到一秒的对视里，从明楼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丝极微妙的信号——不是紧张，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告一段落之后的了然。像是下完了一局棋，棋子已经落下，剩下的就是等对手的反应。
明楼走后大约十分钟，山本的副官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郑副主任，山本课长请您过去。”
郑耀先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跟着副官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