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高考状元,接替吴春林 第402章 高育良不敢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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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政法专业的毕业生挤破头想进来,省内外政法大学的人才一抓一大把。
在人才充裕的条件下,你还拿‘当年缺人’来说事,这就不是‘历史条件’了,这是‘历史借口’。”
高育良的脸色终于沉到了底。
沈如晦这番话把他的历史叙事从根上刨了——你说历史条件,好,历史条件变了,你的论证就不成立了。
三十年前缺人是事实,三十年后不缺人也是事实,你拿三十年前的事实论证三十年后的格局,这叫刻舟求剑。
会议室里安静了好几秒钟。
高育良没有接话,韩景和也没有接话,田国富看了看高育良的脸色,又看了看沙瑞金的方向,最终选择了沉默。
李达康坐在那儿,想要说话,可他也清楚,今天这场辩论他从头到尾没占到便宜,这会儿再冲上去,只会被沈如晦顺手再削一顿。
沙瑞金在这片沉默里开了口,语气比之前沉了几分:“如晦同志,你今天这番话,从标准讲到机会,从机会讲到结构,从结构讲到历史,一路讲下来,讲得很透。
可我想提醒你一句——你今天所有的论证,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这个前提是‘汉大帮确实存在’。
这个前提,你论证充分了吗?”
沈如晦转过头来看着沙瑞金,那目光坦坦荡荡的:“沙书记,我论证的不是‘汉大帮确实存在’,我论证的是‘汉大毕业生在政法系统决策层的分布显着偏离随机分布’。
前者是一个组织判断,后者是一个统计事实。
组织判断需要调查,统计事实只需要算数。
您让我拿出‘汉大帮存在’的证据,我拿不出,因为‘帮派’这个东西是主观认定,需要内部供述、资金往来、串联记录这些东西。
可您让我拿出‘分布偏离’的数据,我拿得出,而且随时可以调。
您要是觉得这个数据不重要,那我没话说;您要是觉得这个数据重要,那我们就得讨论这个偏离是怎么来的。
讨论偏离是怎么来的,不需要先认定‘帮派存在’,只需要问一句——为什么?”
沙瑞金被这番话堵了一下。
沈如晦这个回答很聪明,他没有硬碰“汉大帮存在不存在”这个无法证伪的命题,而是把话题拉回到了可验证的数据层面。
你说我论证不充分,好,我不论证“帮派存在”,我论证“分布偏离”。
分布偏离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的,帮派存在是需要内部调查的。
前者我现在就能给你,后者你让纪委去查,查出来了再说。这个回答把球踢回给了沙瑞金,而且踢得很稳。
高育良在这时候终于开口了,语气比之前缓了不少,可那缓里头有一种疲惫之后的决断:“如晦同志,你今天讲的这些,我回去会认真想一想。
可有一条,我今天在会上把话说清楚——汉大帮这个说法,我不承认。
你拿分布数据来说事,这个数据我可以让人去核,核出来的结果如果确实偏离,那这个偏离怎么解释,我们可以再讨论。
可你要是拿这个偏离直接等同于‘帮派’,我不接受,汉东政法系统几百个干部也不接受。”
这话说得比之前软了不少。
高育良没有继续跟沈如晦在逻辑层面缠斗,他把话题收束到了“数据可以核、结论不能下”这个保守立场上。
这个立场在战术上是退守,可在战略上保住了底线——你沈如晦可以查数据,可你不能拿数据直接给我定罪。
沈如晦听出了这层意思,他没有继续追,因为他清楚,今天这场辩论打到这个份上,高育良已经退了不止一步。
从最初的“汉大帮是外面人瞎传的”,到“主观上没有客观上可能存在”,再到“数据可以核、结论不能下”,高育良的防线一层一层往后撤,撤到最后,他已经不敢再正面否认“分布偏离”这个事实了,只敢在“偏离等不等于帮派”这个定义问题上做最后的抵抗。
这个抵抗是徒劳的,沈如晦心里清楚。
因为“帮派”这个帽子一旦被拆成“分布偏离”,高育良就已经输了——分布偏离是可以用数据验证的,而数据一旦摆出来,高育良再想否认就难了。
他今天死不承认“汉大帮”,可他不承认的只是“帮派”这个定性,“分布偏离”这个事实他已经默认了。
默认了事实,定性只是时间问题。
韩景和还想再说什么,高育良用眼神制止了他。
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清楚——今天到此为止,再打下去只会输得更难看。
沙瑞金见高育良收了话头,顺势把会议往收尾的方向带:“行了,今天这个议题讨论得很充分,各方面的意见都摆出来了。
如晦同志提的干部考核改革新方案,大家原则上没有太大分歧,具体的实施细则,组织部拿回去再完善一下,下次常委会再议。
至于汉大毕业生分布的问题,育良同志刚才说了,可以核数据,那就让组织部会同统计局做一个专项分析,分析结果报常委会。
这个事不急,慢慢来。”
这话说得四平八稳,可沈如晦听得出来,沙瑞金这是在给高育良找台阶下——“慢慢来”三个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事先放一放,别逼太紧”。
沈如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点了点头。
可高育良坐在那儿,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因为沙瑞金这句话松下来。
汉大帮这个事,他今天没有承认,可以后呢?
数据一摆出来,他不承认也得承认。
他今天不跟沈如晦争了,可他不争的原因不是他认了,是他不敢争了。
再争下去,“汉大帮”这三个字就会在常委会上被反复提起,提一次,在座的人就多想一次,想多了,这个印象就坐实了。
高育良不敢争,是因为他清楚,争得越狠,印象越深。
在人才充裕的条件下,你还拿‘当年缺人’来说事,这就不是‘历史条件’了,这是‘历史借口’。”
高育良的脸色终于沉到了底。
沈如晦这番话把他的历史叙事从根上刨了——你说历史条件,好,历史条件变了,你的论证就不成立了。
三十年前缺人是事实,三十年后不缺人也是事实,你拿三十年前的事实论证三十年后的格局,这叫刻舟求剑。
会议室里安静了好几秒钟。
高育良没有接话,韩景和也没有接话,田国富看了看高育良的脸色,又看了看沙瑞金的方向,最终选择了沉默。
李达康坐在那儿,想要说话,可他也清楚,今天这场辩论他从头到尾没占到便宜,这会儿再冲上去,只会被沈如晦顺手再削一顿。
沙瑞金在这片沉默里开了口,语气比之前沉了几分:“如晦同志,你今天这番话,从标准讲到机会,从机会讲到结构,从结构讲到历史,一路讲下来,讲得很透。
可我想提醒你一句——你今天所有的论证,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这个前提是‘汉大帮确实存在’。
这个前提,你论证充分了吗?”
沈如晦转过头来看着沙瑞金,那目光坦坦荡荡的:“沙书记,我论证的不是‘汉大帮确实存在’,我论证的是‘汉大毕业生在政法系统决策层的分布显着偏离随机分布’。
前者是一个组织判断,后者是一个统计事实。
组织判断需要调查,统计事实只需要算数。
您让我拿出‘汉大帮存在’的证据,我拿不出,因为‘帮派’这个东西是主观认定,需要内部供述、资金往来、串联记录这些东西。
可您让我拿出‘分布偏离’的数据,我拿得出,而且随时可以调。
您要是觉得这个数据不重要,那我没话说;您要是觉得这个数据重要,那我们就得讨论这个偏离是怎么来的。
讨论偏离是怎么来的,不需要先认定‘帮派存在’,只需要问一句——为什么?”
沙瑞金被这番话堵了一下。
沈如晦这个回答很聪明,他没有硬碰“汉大帮存在不存在”这个无法证伪的命题,而是把话题拉回到了可验证的数据层面。
你说我论证不充分,好,我不论证“帮派存在”,我论证“分布偏离”。
分布偏离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的,帮派存在是需要内部调查的。
前者我现在就能给你,后者你让纪委去查,查出来了再说。这个回答把球踢回给了沙瑞金,而且踢得很稳。
高育良在这时候终于开口了,语气比之前缓了不少,可那缓里头有一种疲惫之后的决断:“如晦同志,你今天讲的这些,我回去会认真想一想。
可有一条,我今天在会上把话说清楚——汉大帮这个说法,我不承认。
你拿分布数据来说事,这个数据我可以让人去核,核出来的结果如果确实偏离,那这个偏离怎么解释,我们可以再讨论。
可你要是拿这个偏离直接等同于‘帮派’,我不接受,汉东政法系统几百个干部也不接受。”
这话说得比之前软了不少。
高育良没有继续跟沈如晦在逻辑层面缠斗,他把话题收束到了“数据可以核、结论不能下”这个保守立场上。
这个立场在战术上是退守,可在战略上保住了底线——你沈如晦可以查数据,可你不能拿数据直接给我定罪。
沈如晦听出了这层意思,他没有继续追,因为他清楚,今天这场辩论打到这个份上,高育良已经退了不止一步。
从最初的“汉大帮是外面人瞎传的”,到“主观上没有客观上可能存在”,再到“数据可以核、结论不能下”,高育良的防线一层一层往后撤,撤到最后,他已经不敢再正面否认“分布偏离”这个事实了,只敢在“偏离等不等于帮派”这个定义问题上做最后的抵抗。
这个抵抗是徒劳的,沈如晦心里清楚。
因为“帮派”这个帽子一旦被拆成“分布偏离”,高育良就已经输了——分布偏离是可以用数据验证的,而数据一旦摆出来,高育良再想否认就难了。
他今天死不承认“汉大帮”,可他不承认的只是“帮派”这个定性,“分布偏离”这个事实他已经默认了。
默认了事实,定性只是时间问题。
韩景和还想再说什么,高育良用眼神制止了他。
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清楚——今天到此为止,再打下去只会输得更难看。
沙瑞金见高育良收了话头,顺势把会议往收尾的方向带:“行了,今天这个议题讨论得很充分,各方面的意见都摆出来了。
如晦同志提的干部考核改革新方案,大家原则上没有太大分歧,具体的实施细则,组织部拿回去再完善一下,下次常委会再议。
至于汉大毕业生分布的问题,育良同志刚才说了,可以核数据,那就让组织部会同统计局做一个专项分析,分析结果报常委会。
这个事不急,慢慢来。”
这话说得四平八稳,可沈如晦听得出来,沙瑞金这是在给高育良找台阶下——“慢慢来”三个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事先放一放,别逼太紧”。
沈如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点了点头。
可高育良坐在那儿,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因为沙瑞金这句话松下来。
汉大帮这个事,他今天没有承认,可以后呢?
数据一摆出来,他不承认也得承认。
他今天不跟沈如晦争了,可他不争的原因不是他认了,是他不敢争了。
再争下去,“汉大帮”这三个字就会在常委会上被反复提起,提一次,在座的人就多想一次,想多了,这个印象就坐实了。
高育良不敢争,是因为他清楚,争得越狠,印象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