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你这个级别,没资格查我 第410章 临北县的举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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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长扬了扬手:“把东西装车,带走。”
几个人立刻围过去,有人抬炉子,有人收桌板,还有人把没卖完的肉串扫进袋子。侯亮平站在旁边,想伸手拦,可刚往前挪了半步,胳膊就被人架住了。
“那是我的饭碗!”他挣了一下,“你们不能说拿就拿!”
“先跟我们回去说。”一个人扯着他,“别在这儿闹。”
“五千块,少一分都不行。”中队长把话撂下,转身去看执法车,“东西清点好了没有?”
旁边的人越聚越多。
“这人到底惹着谁了?车来得也太快了。”
“还用问?肯定碰了不该碰的人。”
“卖烤串的占着主街,早该管了。”
“我听说刚才有个大人物经过,他冲上去吵架来着。”
“那就对上了。跟当官的顶嘴,还能有好下场?”
侯亮平听着这些话,嘴唇动了动。他想骂回去,可嗓子干得厉害,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这时,一辆公安车停在路边。
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手里拿着登记表。
“侯亮平?”
“是我。你们又要干什么?”
“身份核查。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摊子刚让他们砸了,你们不管,反倒查我?”侯亮平指着已经空掉的地面,“我就在这儿做点生意,犯什么大罪了?”
“别问那么多,先上车。”
“我不走!”
他抓住车门,脚底顶住地面。两名公安一左一右,把他的手指掰开。有人在边上嘀咕:“别犟了,赶紧走吧。”也有人低头装作没听见。
中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让人把最后一箱东西抬上车。
侯亮平被送出了临北县。车停下时,夜已经深了。司机把他的包丢到脚边,只说了一句:“回原籍去,别再回来惹事。”
侯亮平站在路旁,半天没捡包。他回头看县城的灯,抬起脚,又放下。最后还是弯腰,把包扛到肩上,沿着路往黑处走。
同一晚,祁同伟的车已经离开临北县。
秘书坐在副驾驶,手里压着几份文件,几次回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司机也没吭声,只盯着车灯照出的路面。
祁同伟闭着眼,忽然说:“把临北县扶贫项目的全套材料调出来。明天一早送到我办公室。”
秘书应了一声:“是。”
“还有,别只拿总结。拨款凭证、合同、流水,一样不少。”
这回秘书没再多问。
回到省城后,祁同伟没有马上见人。他把一只文件袋拆开,先看资金总表,再翻项目单位的收款记录。项目总额不到两千万,对省里不算大,对临北县却不是小数目。
纸面上的拨付路线很顺,省里拨到市里,市里再转到县里。县里的账却有个地方对不上:记录显示,钱已经按进度交给项目实施单位,实施单位自己留存的凭证却只有一部分。
祁同伟拿笔敲了敲桌面。
“把实施单位负责人叫来。”
人没来,电话先打了过来。对方说话吞吞吐吐,只承认账户进过一笔钱,剩下的事让县里解释。
祁同伟让秘书把银行流水放到面前。入账当天,钱就被划走,收款方是一家商贸公司。公司登记在省城,法人叫王德胜,档案里找不到他和临北县的正常业务关系。
“这不是扶贫资金的正常流转。”祁同伟合上材料,“把线索送省审计厅,要求专项审计。”
审计组去了临北县,没有先去县委,而是直接到项目实施单位找凭证。第一天没人接待,第二天管账的人说在外地,第三天又说印章保管员请假。到了第五天,组长才在电话里把话说透。
“祁省长,他们不是没有材料,是不肯把材料拿出来。我们要一张,他们送半张;问一个人,三个人互相推。照这个进度,根本查不下去。”
祁同伟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停住。
“先撤回来。”
“撤?”
“别跟他们耗。审计查账,纪委查人。让省纪委派调查组过去。”
电话挂断后,秘书小声问:“这样会不会把动静闹大?”
“资金都敢动,还怕动静大?”祁同伟抬眼,“该查谁就查谁。”
调查组刚到临北县,一封信先送到了燕都。收件人只有五个字:上级领导。
信里没有直接说祁同伟拿了钱,也没指控他收受财物。写信的人把重点放在那次冲突上,说祁同伟因私人恩怨到临北县暗访,借职务影响压制群众,还让城管掀了侯亮平的摊子,扰乱当地工作。
信封里装着侯亮平摊子被掀后的照片,还有一份侯亮平的个人情况说明。末尾落款写着:临北县全体干部群众。
周秉义拿到信后,没有立刻批示。他把照片翻到背面,又看了看那几段文字。
“老百姓写不出这个味道。”他自言自语,“知道怎么避开贪腐,专挑因私废公说。”
这封信很快转到汉东省纪委。周秉义先拨了祁同伟的电话。
“同伟,你在临北县是不是碰到过一个卖烤串的人?”
祁同伟停了一下:“碰到了。以前认识,路上遇见的。”
“你们起了冲突?”
“他当面讥讽我,我没有让人动他。”祁同伟顿了顿,“我离开以后,城管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周秉义又问:“他的摊子被掀了,照片也寄来了。你真没下过这个命令?”
“没有。”祁同伟回答得很快,“我去临北县是查扶贫项目,不是去处理私人关系。”
“好,我知道了。”周秉义没有继续追问,“你先把手上的事做完。”
电话结束后,他把信锁进抽屉,却没有把调查停下。当天晚上,他叫来省纪委的几名骨干,交代得很清楚:查信是谁起草,谁审过,谁把它送出去;同时核对城管和公安的行动记录。
调查组在临北县待了十天。
回来时,报告里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信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方志强起草的,县委书记李建民看过并作了修改,最后通过临北县驻京联络处寄往燕都。
城管掀摊子的事确实发生过,但命令来自县长赵长河。赵长河没有收到祁同伟的指示,是他自己决定动手。侯亮平被公安以身份核查为由送走,也是在赵长河安排下办的。
周秉义把报告带到办公室,叫祁同伟过来。
“信是谁写的,已经查明白了。”他把材料推过去,“方志强起草,李建民审定,驻京联络处负责寄出。城管那件事是赵长河干的,公安遣送侯亮平,也不是你的命令。”
祁同伟没有翻报告,盯着桌角问:“他们挪扶贫款,我去查账,他们不配合,还先写信告我。周书记,他们凭什么这么干?”
“因为你碰到的不是一个人的钱。”周秉义语气不重,“项目资金被几个人分着拿。你往下查,牵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县长、一个书记。他们当然要先把你说成公报私仇。”
“我不会停。”
“我也没让你停。”周秉义点了点报告,“举报信的情况,我向上面说明。临北县的案子,你继续查。纪委缺什么人手,直接开口。”
上面的回复很快下来,只有一句:“请汉东省委核实情况,依法依规处理。”
高育良看完这句话,又把举报信和调查报告摆到一起。他没有马上表态,只拿起电话,打给周秉义。
“秉义同志,临北县不能只查写信的人。”
“高书记,您的意思是?”
“把扶贫项目的资金去向彻底查清。谁该立案就立案,谁该留置就留置。别管涉及到哪一级,一查到底。”
周秉义答道:“明白。”
高育良放下电话,又补了一句:“李建民先停职。纪委的人直接去临北县,把他带回来谈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好。”周秉义说。
第二天的县委常委会正在讨论乡村振兴,李建民还在主持议程。门被推开,省纪委工作人员出示证件。
“李建民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
屋里没人接话。李建民握着水杯,杯底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
“现在?”他问。
“现在。”
他看了眼在座的人,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把水杯放下,站起来跟了出去。门关上后,会议室里没人翻材料。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低声问:“今天的会,还开不开?”
消息传开后,临北县有人拍手,有人连夜翻旧账。和扶贫项目有往来的人,把合同、票据、转账记录全找了出来。
三天后,李建民在留置点开口。
审计组留下的银行流水、合同和发票已经摆在他面前。那笔钱进入项目实施单位账户的当天,就被转到了那家商贸公司。公司法人王德胜,是李建民的小舅子。
王德胜收到钱后,没有让资金停在公司账上,而是拆成十几笔,分别转进不同账户。其中最后一笔,落在李建民妻子的账户上。
几个人立刻围过去,有人抬炉子,有人收桌板,还有人把没卖完的肉串扫进袋子。侯亮平站在旁边,想伸手拦,可刚往前挪了半步,胳膊就被人架住了。
“那是我的饭碗!”他挣了一下,“你们不能说拿就拿!”
“先跟我们回去说。”一个人扯着他,“别在这儿闹。”
“五千块,少一分都不行。”中队长把话撂下,转身去看执法车,“东西清点好了没有?”
旁边的人越聚越多。
“这人到底惹着谁了?车来得也太快了。”
“还用问?肯定碰了不该碰的人。”
“卖烤串的占着主街,早该管了。”
“我听说刚才有个大人物经过,他冲上去吵架来着。”
“那就对上了。跟当官的顶嘴,还能有好下场?”
侯亮平听着这些话,嘴唇动了动。他想骂回去,可嗓子干得厉害,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这时,一辆公安车停在路边。
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手里拿着登记表。
“侯亮平?”
“是我。你们又要干什么?”
“身份核查。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摊子刚让他们砸了,你们不管,反倒查我?”侯亮平指着已经空掉的地面,“我就在这儿做点生意,犯什么大罪了?”
“别问那么多,先上车。”
“我不走!”
他抓住车门,脚底顶住地面。两名公安一左一右,把他的手指掰开。有人在边上嘀咕:“别犟了,赶紧走吧。”也有人低头装作没听见。
中队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让人把最后一箱东西抬上车。
侯亮平被送出了临北县。车停下时,夜已经深了。司机把他的包丢到脚边,只说了一句:“回原籍去,别再回来惹事。”
侯亮平站在路旁,半天没捡包。他回头看县城的灯,抬起脚,又放下。最后还是弯腰,把包扛到肩上,沿着路往黑处走。
同一晚,祁同伟的车已经离开临北县。
秘书坐在副驾驶,手里压着几份文件,几次回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司机也没吭声,只盯着车灯照出的路面。
祁同伟闭着眼,忽然说:“把临北县扶贫项目的全套材料调出来。明天一早送到我办公室。”
秘书应了一声:“是。”
“还有,别只拿总结。拨款凭证、合同、流水,一样不少。”
这回秘书没再多问。
回到省城后,祁同伟没有马上见人。他把一只文件袋拆开,先看资金总表,再翻项目单位的收款记录。项目总额不到两千万,对省里不算大,对临北县却不是小数目。
纸面上的拨付路线很顺,省里拨到市里,市里再转到县里。县里的账却有个地方对不上:记录显示,钱已经按进度交给项目实施单位,实施单位自己留存的凭证却只有一部分。
祁同伟拿笔敲了敲桌面。
“把实施单位负责人叫来。”
人没来,电话先打了过来。对方说话吞吞吐吐,只承认账户进过一笔钱,剩下的事让县里解释。
祁同伟让秘书把银行流水放到面前。入账当天,钱就被划走,收款方是一家商贸公司。公司登记在省城,法人叫王德胜,档案里找不到他和临北县的正常业务关系。
“这不是扶贫资金的正常流转。”祁同伟合上材料,“把线索送省审计厅,要求专项审计。”
审计组去了临北县,没有先去县委,而是直接到项目实施单位找凭证。第一天没人接待,第二天管账的人说在外地,第三天又说印章保管员请假。到了第五天,组长才在电话里把话说透。
“祁省长,他们不是没有材料,是不肯把材料拿出来。我们要一张,他们送半张;问一个人,三个人互相推。照这个进度,根本查不下去。”
祁同伟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停住。
“先撤回来。”
“撤?”
“别跟他们耗。审计查账,纪委查人。让省纪委派调查组过去。”
电话挂断后,秘书小声问:“这样会不会把动静闹大?”
“资金都敢动,还怕动静大?”祁同伟抬眼,“该查谁就查谁。”
调查组刚到临北县,一封信先送到了燕都。收件人只有五个字:上级领导。
信里没有直接说祁同伟拿了钱,也没指控他收受财物。写信的人把重点放在那次冲突上,说祁同伟因私人恩怨到临北县暗访,借职务影响压制群众,还让城管掀了侯亮平的摊子,扰乱当地工作。
信封里装着侯亮平摊子被掀后的照片,还有一份侯亮平的个人情况说明。末尾落款写着:临北县全体干部群众。
周秉义拿到信后,没有立刻批示。他把照片翻到背面,又看了看那几段文字。
“老百姓写不出这个味道。”他自言自语,“知道怎么避开贪腐,专挑因私废公说。”
这封信很快转到汉东省纪委。周秉义先拨了祁同伟的电话。
“同伟,你在临北县是不是碰到过一个卖烤串的人?”
祁同伟停了一下:“碰到了。以前认识,路上遇见的。”
“你们起了冲突?”
“他当面讥讽我,我没有让人动他。”祁同伟顿了顿,“我离开以后,城管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周秉义又问:“他的摊子被掀了,照片也寄来了。你真没下过这个命令?”
“没有。”祁同伟回答得很快,“我去临北县是查扶贫项目,不是去处理私人关系。”
“好,我知道了。”周秉义没有继续追问,“你先把手上的事做完。”
电话结束后,他把信锁进抽屉,却没有把调查停下。当天晚上,他叫来省纪委的几名骨干,交代得很清楚:查信是谁起草,谁审过,谁把它送出去;同时核对城管和公安的行动记录。
调查组在临北县待了十天。
回来时,报告里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信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方志强起草的,县委书记李建民看过并作了修改,最后通过临北县驻京联络处寄往燕都。
城管掀摊子的事确实发生过,但命令来自县长赵长河。赵长河没有收到祁同伟的指示,是他自己决定动手。侯亮平被公安以身份核查为由送走,也是在赵长河安排下办的。
周秉义把报告带到办公室,叫祁同伟过来。
“信是谁写的,已经查明白了。”他把材料推过去,“方志强起草,李建民审定,驻京联络处负责寄出。城管那件事是赵长河干的,公安遣送侯亮平,也不是你的命令。”
祁同伟没有翻报告,盯着桌角问:“他们挪扶贫款,我去查账,他们不配合,还先写信告我。周书记,他们凭什么这么干?”
“因为你碰到的不是一个人的钱。”周秉义语气不重,“项目资金被几个人分着拿。你往下查,牵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县长、一个书记。他们当然要先把你说成公报私仇。”
“我不会停。”
“我也没让你停。”周秉义点了点报告,“举报信的情况,我向上面说明。临北县的案子,你继续查。纪委缺什么人手,直接开口。”
上面的回复很快下来,只有一句:“请汉东省委核实情况,依法依规处理。”
高育良看完这句话,又把举报信和调查报告摆到一起。他没有马上表态,只拿起电话,打给周秉义。
“秉义同志,临北县不能只查写信的人。”
“高书记,您的意思是?”
“把扶贫项目的资金去向彻底查清。谁该立案就立案,谁该留置就留置。别管涉及到哪一级,一查到底。”
周秉义答道:“明白。”
高育良放下电话,又补了一句:“李建民先停职。纪委的人直接去临北县,把他带回来谈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好。”周秉义说。
第二天的县委常委会正在讨论乡村振兴,李建民还在主持议程。门被推开,省纪委工作人员出示证件。
“李建民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
屋里没人接话。李建民握着水杯,杯底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
“现在?”他问。
“现在。”
他看了眼在座的人,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把水杯放下,站起来跟了出去。门关上后,会议室里没人翻材料。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低声问:“今天的会,还开不开?”
消息传开后,临北县有人拍手,有人连夜翻旧账。和扶贫项目有往来的人,把合同、票据、转账记录全找了出来。
三天后,李建民在留置点开口。
审计组留下的银行流水、合同和发票已经摆在他面前。那笔钱进入项目实施单位账户的当天,就被转到了那家商贸公司。公司法人王德胜,是李建民的小舅子。
王德胜收到钱后,没有让资金停在公司账上,而是拆成十几笔,分别转进不同账户。其中最后一笔,落在李建民妻子的账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