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你这个级别，没资格查我 第411章 账目牵出马国梁
热门推荐：
华娱：最年轻大满贯影帝
武道通神：从天道酬勤开始
祁同伟：你这个级别，没资格查我
我的大宋，我的帝国
老六讲故事第一季
风流红颜诀
通天初代
恐怖民宿：我在大理被女鬼缠身
铁血残明：从总旗到全球霸主
李建民终于松了口：这笔钱里，他自己拿走三百万。
桌上的笔录翻到新的一页。办案人员没催他，只把笔帽扣上，等他接着说。
李建民嗓子发干，端起水杯又放下。“剩下的钱，给了县里几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那个帮我把钱转出去的人，也分了一份。”
“就这些？”
“不是。”他低着头，声音更轻，“以前也干过。扶贫、农业，还有别的项目，都动过手脚。几年加起来，两千万不止。”
坐在对面的办案人员停了停，问他：“你一个人做得了这么多？”
李建民没答。
那点沉默，比一句“有”更像回答。
消息交到周秉义手里时，他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看完材料，他把外套搭回椅背，重新坐下。纸上有几处被反复圈过，金额、项目、经手部门，一项挨着一项。
“别急着收尾。”周秉义把材料合上，“把这些项目从头查一遍。县里这几个人，未必有本事批下那么多钱。”
有人问：“您怀疑还有更上面的人？”
周秉义没顺着这句话往下说，只把桌上的文件推回去。“查清楚再讲。先把钱的去向、项目的审批流程都对上。”
调查就这么重新铺开。办案人员逐份核对文件，又从李建民提供的线索往外找。一个月过去，县里的几条线索慢慢汇到一起，指向他每年去省城时见的那位“老领导”。
李建民说不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每回到了省城，就先联系那人的秘书，约个时间碰面。人情往来摆在明面上的，是几包土特产，不贵，也不扎眼。真正交出去的钱，则绕开本人，由另一个人代收。每回几十万，次数多了，账目便不小。
办案人员没有只听这段供述。他们把电话、行程和银行流水摊开比对，来回查了好几遍。李建民哪天出门，哪天和秘书联系，钱又在什么时间经过中间人的账户，几处记录逐渐对上。
目标指向马国梁。
周秉义拿着整理好的线索去见高育良。高育良没先问结论，只要他把关键材料按时间排开。周秉义一张张摆在桌上，说明哪些已经能互相印证，哪些还要补证。
高育良翻到马国梁的任职资料，手指在纸边停住了。
马国梁五十六岁，在省政府分管农业农村、扶贫开发和水利。他从地方一路干上来，在汉东待了三十多年。和高育良谈不上亲近，跟吴光辉也只是寻常同事关系。
平日里，这个人不抢话，不爱出风头，开会时常常只听不说。可他管的几摊工作，资金多，项目也多。扶贫款、农业补贴、水利工程，一年经手的钱不是小数。
这些背景，高育良原先并没有当回事。此刻再看，临北县的项目审批记录就摆在眼前。李建民任县委书记那几年，省级项目批下来不少；其中有些，按临北县当时的条件并不容易获批，却都在马国梁分管之后过了关。
周秉义说：“目前能对上的，是李建民去省城见人，还有资金经中间人转手。项目审批这条线也有疑点，但还得继续核实。”
“先别把疑点说成结论。”高育良把材料放平，“证据要一条条扎实。”
周秉义点头：“明白。”
高育良随后拿起红机电话，拨给周秉义。
“秉义同志，马国梁的线索先控制范围。暂时别往外传，也不要惊动他。我向上面汇报以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
“好，我会安排。”
电话挂断，高育良没有马上起身。他把那几页材料收进抽屉，又抽出来看了一遍。
临北县的举报原本冲着祁同伟去。有人想拿侯亮平的事做文章，把祁同伟拖下水。如今李建民被查，马国梁也被牵了出来，事情已经不是县里一桩贪腐案那么简单。
祁同伟去临北县暗访时，撕开的只是一个口子。里面还藏着多少事，谁也说不准。高育良盯着那几行项目名称，没法把疑问压下去。
他又拨了祁同伟的电话。
“同伟，省纪委在查临北县，线索已经到了马国梁那里。你手头的工作照常做，区域协调该怎么推，继续推，别让这件事拖住你。”
电话那头静了片刻。
祁同伟说：“老师，我清楚。”
他没有追问细节，也没表示要插手。高育良把话告诉他，是让他知道情况，不是让他去碰这条线。马国梁的事不归他处理。他眼下要盯的，还是区域协调、K省的项目和全省经济工作。
临北县的扶贫项目在这些工作里并不起眼。可偏偏是这件小事，把一块压在底下的大石头掀开了边角。
祁同伟收起电话，走到窗边。省城的灯一片片亮着，路上车流没停。他经历过有人做局，也遇过有人背后动手脚。京州有过，到了省政府也没少过。
他没打算退。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没做过。别人愿意翻他的旧账，那就翻。祁同伟站在窗前，没有再给高育良回电话。
临北县那条街上，夜里已经看不到烤串车了。路灯照着空路面，偶尔有野猫从墙根窜过。卖烤串的人去了哪儿，没人说得清；街坊们也没谁特意打听。
高育良把材料锁进抽屉，手却没离开钥匙。他在办公室里坐到天色发暗，才把椅子往后一推。
副省级干部要接受调查，不能只凭汉东这边一句话。上面是否同意，什么时候表态，都不是他能替人决定的。李建民供出的数目已经够查，但放在马国梁的位置上，究竟能不能撬动后面的程序，他心里没有把握。
他拿起电话，联系吴光辉。
“光辉同志，晚上来家里坐坐吧。有些材料，想和你当面说。”
吴光辉应了下来，没有问原因。
晚上七点，他准时到了高育良家。高育良泡了茶，吴老师把水果放在客厅桌上，便去了书房。两人落座后，高育良没绕弯，把临北县的调查情况从头讲了一遍：李建民怎么交代，账目如何转手，项目审批哪里存疑，哪些证据已经能够互相支撑，哪些还不能下定论。
吴光辉听完，杯子一直搁在手边，没怎么动。他没有露出惊讶的样子，只问：“书记，您准备怎么处理？”
高育良端起茶喝了一口。“我的想法是先报告上面。马国梁的级别摆在那儿，牵连的范围也不小，我们不能自己作决定。”
吴光辉说：“我赞成上报。材料照实送上去，怎么定性，由上面来判断。”
第二天，高育良改了原先单独传阅材料的安排，叫来几名相关负责人当面听取情况。会场不大，桌上除了文件，还放着一份临北县项目的审批清单。吴光辉、于华北、周秉义、组织部长李建国都到了，老刘坐在旁边记录。
高育良没照着报告念。他让周秉义先把钱款和项目的对应关系讲清楚，再请大家逐项看材料。有人翻页，有人用笔在清单上点了几下。说到有些项目原本不符合条件，会议室里终于有人开口。
于华北先说：“马国梁同志是副省级干部。省里没有权限自行启动对他的纪律审查。我的意见是整理材料，报上面决定。”
他的话没说重，也没替谁开脱。意思很清楚：权限不在汉东，就按程序往上送。
李建国接过话头，先把文件合起来，又重新打开。“他在汉东工作多年，一直比较谨慎。现在有线索，不等于所有事情都已经坐实。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在证据没补全以前，我觉得别急着给人下判断。”
周秉义把手里的笔放到桌上。“该核的我们还会核。但现有材料不是一句传闻。李建民的供述、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还有中间人的证言，几条线索已经能对起来。马国梁有没有问题，不能靠印象说了算。按程序报上去，请上面决定是否立案。”
李建国看了他一眼：“我不是说不报。我是说，报材料的时候要把已证实和待核实的分清楚。”
“这一点我同意。”周秉义回答，“但不能因为他的级别高，就把查到的东西压下去。”
会场里几个人都没接话。吴光辉把清单推到一边，才开口：“我的意见和华北同志一样。材料原样上报，不替上面做判断，也不在报告里先给结论。证据到哪一步，就写到哪一步。”
高育良没有立刻表态。他让老刘把刚才几个人的意见分别记清，再问周秉义：“这几类材料还能不能补齐？”
“能继续查。现在这份报告也可以先按现有情况整理，注明待核部分。”
“那就这么办。”高育良定下来，“以省委名义上报。周秉义负责把材料归拢，大家的意见附上。我们不替上面下结论。”
周秉义把文件收回手边：“好，我回去就整理。”
报告送上去后，燕都很快有了回应。不到一周，调查组就到了汉东。带队的是纪委一位姓孙的副局长，五十出头，脸色严肃，随行还有五个人。
他们没有让省里安排吃住，也没叫省里干部陪着。进了省委招待所，先把带来的材料分开摆好。三天里，办公室门大多关着，只偶尔有人出来取水、接电话。
调查组之后找相关人员谈话。轮到马国梁时，他穿着深蓝夹克进门，步子没乱，见到孙副局长还伸手握了握。
“请坐。”孙副局长说。
马国梁坐下，把手放在桌面上：“您问吧。”
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孙副局长问到李建民，马国梁说不熟；问到临北县的项目，他说审批都按规定走；再提起所谓中间人，他表示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转账。
对方追问：“那几笔款项呢？”
马国梁抬眼看着他：“我不清楚。项目材料和个人账户，不能因为名字挨在一起，就说是同一回事。”
他没有承认，也没跟调查组争吵。每个问题都答得平稳，话留得很紧。坐在这个位置多年，他显然早已习惯面对询问，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多说。
调查组在汉东待了五天。临走前，孙副局长把材料封好，向周秉义伸手告别。
“后续等通知。”
周秉义点头：“好。”
高育良在省委大院门口看着车队远去，没有追问孙副局长最后的判断。他说不上那份等待会带来什么，只觉得这件事还远没有到能松口气的时候。
桌上的笔录翻到新的一页。办案人员没催他，只把笔帽扣上，等他接着说。
李建民嗓子发干，端起水杯又放下。“剩下的钱，给了县里几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那个帮我把钱转出去的人，也分了一份。”
“就这些？”
“不是。”他低着头，声音更轻，“以前也干过。扶贫、农业，还有别的项目，都动过手脚。几年加起来，两千万不止。”
坐在对面的办案人员停了停，问他：“你一个人做得了这么多？”
李建民没答。
那点沉默，比一句“有”更像回答。
消息交到周秉义手里时，他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看完材料，他把外套搭回椅背，重新坐下。纸上有几处被反复圈过，金额、项目、经手部门，一项挨着一项。
“别急着收尾。”周秉义把材料合上，“把这些项目从头查一遍。县里这几个人，未必有本事批下那么多钱。”
有人问：“您怀疑还有更上面的人？”
周秉义没顺着这句话往下说，只把桌上的文件推回去。“查清楚再讲。先把钱的去向、项目的审批流程都对上。”
调查就这么重新铺开。办案人员逐份核对文件，又从李建民提供的线索往外找。一个月过去，县里的几条线索慢慢汇到一起，指向他每年去省城时见的那位“老领导”。
李建民说不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每回到了省城，就先联系那人的秘书，约个时间碰面。人情往来摆在明面上的，是几包土特产，不贵，也不扎眼。真正交出去的钱，则绕开本人，由另一个人代收。每回几十万，次数多了，账目便不小。
办案人员没有只听这段供述。他们把电话、行程和银行流水摊开比对，来回查了好几遍。李建民哪天出门，哪天和秘书联系，钱又在什么时间经过中间人的账户，几处记录逐渐对上。
目标指向马国梁。
周秉义拿着整理好的线索去见高育良。高育良没先问结论，只要他把关键材料按时间排开。周秉义一张张摆在桌上，说明哪些已经能互相印证，哪些还要补证。
高育良翻到马国梁的任职资料，手指在纸边停住了。
马国梁五十六岁，在省政府分管农业农村、扶贫开发和水利。他从地方一路干上来，在汉东待了三十多年。和高育良谈不上亲近，跟吴光辉也只是寻常同事关系。
平日里，这个人不抢话，不爱出风头，开会时常常只听不说。可他管的几摊工作，资金多，项目也多。扶贫款、农业补贴、水利工程，一年经手的钱不是小数。
这些背景，高育良原先并没有当回事。此刻再看，临北县的项目审批记录就摆在眼前。李建民任县委书记那几年，省级项目批下来不少；其中有些，按临北县当时的条件并不容易获批，却都在马国梁分管之后过了关。
周秉义说：“目前能对上的，是李建民去省城见人，还有资金经中间人转手。项目审批这条线也有疑点，但还得继续核实。”
“先别把疑点说成结论。”高育良把材料放平，“证据要一条条扎实。”
周秉义点头：“明白。”
高育良随后拿起红机电话，拨给周秉义。
“秉义同志，马国梁的线索先控制范围。暂时别往外传，也不要惊动他。我向上面汇报以后，再看下一步怎么走。”
“好，我会安排。”
电话挂断，高育良没有马上起身。他把那几页材料收进抽屉，又抽出来看了一遍。
临北县的举报原本冲着祁同伟去。有人想拿侯亮平的事做文章，把祁同伟拖下水。如今李建民被查，马国梁也被牵了出来，事情已经不是县里一桩贪腐案那么简单。
祁同伟去临北县暗访时，撕开的只是一个口子。里面还藏着多少事，谁也说不准。高育良盯着那几行项目名称，没法把疑问压下去。
他又拨了祁同伟的电话。
“同伟，省纪委在查临北县，线索已经到了马国梁那里。你手头的工作照常做，区域协调该怎么推，继续推，别让这件事拖住你。”
电话那头静了片刻。
祁同伟说：“老师，我清楚。”
他没有追问细节，也没表示要插手。高育良把话告诉他，是让他知道情况，不是让他去碰这条线。马国梁的事不归他处理。他眼下要盯的，还是区域协调、K省的项目和全省经济工作。
临北县的扶贫项目在这些工作里并不起眼。可偏偏是这件小事，把一块压在底下的大石头掀开了边角。
祁同伟收起电话，走到窗边。省城的灯一片片亮着，路上车流没停。他经历过有人做局，也遇过有人背后动手脚。京州有过，到了省政府也没少过。
他没打算退。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没做过。别人愿意翻他的旧账，那就翻。祁同伟站在窗前，没有再给高育良回电话。
临北县那条街上，夜里已经看不到烤串车了。路灯照着空路面，偶尔有野猫从墙根窜过。卖烤串的人去了哪儿，没人说得清；街坊们也没谁特意打听。
高育良把材料锁进抽屉，手却没离开钥匙。他在办公室里坐到天色发暗，才把椅子往后一推。
副省级干部要接受调查，不能只凭汉东这边一句话。上面是否同意，什么时候表态，都不是他能替人决定的。李建民供出的数目已经够查，但放在马国梁的位置上，究竟能不能撬动后面的程序，他心里没有把握。
他拿起电话，联系吴光辉。
“光辉同志，晚上来家里坐坐吧。有些材料，想和你当面说。”
吴光辉应了下来，没有问原因。
晚上七点，他准时到了高育良家。高育良泡了茶，吴老师把水果放在客厅桌上，便去了书房。两人落座后，高育良没绕弯，把临北县的调查情况从头讲了一遍：李建民怎么交代，账目如何转手，项目审批哪里存疑，哪些证据已经能够互相支撑，哪些还不能下定论。
吴光辉听完，杯子一直搁在手边，没怎么动。他没有露出惊讶的样子，只问：“书记，您准备怎么处理？”
高育良端起茶喝了一口。“我的想法是先报告上面。马国梁的级别摆在那儿，牵连的范围也不小，我们不能自己作决定。”
吴光辉说：“我赞成上报。材料照实送上去，怎么定性，由上面来判断。”
第二天，高育良改了原先单独传阅材料的安排，叫来几名相关负责人当面听取情况。会场不大，桌上除了文件，还放着一份临北县项目的审批清单。吴光辉、于华北、周秉义、组织部长李建国都到了，老刘坐在旁边记录。
高育良没照着报告念。他让周秉义先把钱款和项目的对应关系讲清楚，再请大家逐项看材料。有人翻页，有人用笔在清单上点了几下。说到有些项目原本不符合条件，会议室里终于有人开口。
于华北先说：“马国梁同志是副省级干部。省里没有权限自行启动对他的纪律审查。我的意见是整理材料，报上面决定。”
他的话没说重，也没替谁开脱。意思很清楚：权限不在汉东，就按程序往上送。
李建国接过话头，先把文件合起来，又重新打开。“他在汉东工作多年，一直比较谨慎。现在有线索，不等于所有事情都已经坐实。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在证据没补全以前，我觉得别急着给人下判断。”
周秉义把手里的笔放到桌上。“该核的我们还会核。但现有材料不是一句传闻。李建民的供述、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还有中间人的证言，几条线索已经能对起来。马国梁有没有问题，不能靠印象说了算。按程序报上去，请上面决定是否立案。”
李建国看了他一眼：“我不是说不报。我是说，报材料的时候要把已证实和待核实的分清楚。”
“这一点我同意。”周秉义回答，“但不能因为他的级别高，就把查到的东西压下去。”
会场里几个人都没接话。吴光辉把清单推到一边，才开口：“我的意见和华北同志一样。材料原样上报，不替上面做判断，也不在报告里先给结论。证据到哪一步，就写到哪一步。”
高育良没有立刻表态。他让老刘把刚才几个人的意见分别记清，再问周秉义：“这几类材料还能不能补齐？”
“能继续查。现在这份报告也可以先按现有情况整理，注明待核部分。”
“那就这么办。”高育良定下来，“以省委名义上报。周秉义负责把材料归拢，大家的意见附上。我们不替上面下结论。”
周秉义把文件收回手边：“好，我回去就整理。”
报告送上去后，燕都很快有了回应。不到一周，调查组就到了汉东。带队的是纪委一位姓孙的副局长，五十出头，脸色严肃，随行还有五个人。
他们没有让省里安排吃住，也没叫省里干部陪着。进了省委招待所，先把带来的材料分开摆好。三天里，办公室门大多关着，只偶尔有人出来取水、接电话。
调查组之后找相关人员谈话。轮到马国梁时，他穿着深蓝夹克进门，步子没乱，见到孙副局长还伸手握了握。
“请坐。”孙副局长说。
马国梁坐下，把手放在桌面上：“您问吧。”
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孙副局长问到李建民，马国梁说不熟；问到临北县的项目，他说审批都按规定走；再提起所谓中间人，他表示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转账。
对方追问：“那几笔款项呢？”
马国梁抬眼看着他：“我不清楚。项目材料和个人账户，不能因为名字挨在一起，就说是同一回事。”
他没有承认，也没跟调查组争吵。每个问题都答得平稳，话留得很紧。坐在这个位置多年，他显然早已习惯面对询问，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多说。
调查组在汉东待了五天。临走前，孙副局长把材料封好，向周秉义伸手告别。
“后续等通知。”
周秉义点头：“好。”
高育良在省委大院门口看着车队远去，没有追问孙副局长最后的判断。他说不上那份等待会带来什么，只觉得这件事还远没有到能松口气的时候。